许倬云: 为什么今天只有专家而无知识分子?

本文原载丨许倬云《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

转载来源丨公众号“文化纵横”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 ，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 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 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 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 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 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 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 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

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

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 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

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 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 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 唯心论 。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 “劳臣” ，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 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

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挑战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

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 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

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

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

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

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

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知识分子与全盘西化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 “Intellectuals” 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 Intelligentsia 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

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有人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

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为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

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 。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

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

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 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

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 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

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 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

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

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 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 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 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力的结合。

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