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标”：话语背后的中国社会心态

维舟 · 公众号 · · 2021-01-12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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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标”一词，在国内的公共讨论中出现频率可说极高。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更是人们在各种争论中常常用以驳斥、嘲讽对手的重要论战手法，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双标”？

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双标”是“双重标准”的简称，追根溯源直译自英语double standard，1823年该词最初出现时，其含义其实是指金银二元本位制（bimetallism）这一货币政策。由于金银兑换率在市场上会有波动，因而 双重标准的结果是人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标准来实现套利 。

不久之后，随着英国社会的繁荣发展，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时代的民众普遍的权利意识开始苏醒，而主流的社会道德意识却又相当保守，很多女性开始意识到， 社会对待她们比对待男性更为严苛，连道德准则的松弛都被归咎于女性的“轻浮” 。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代女权主义者

1864年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警方可以逮捕任何怀疑是妓女的女性，无须证据。“这或许是维多利亚时代双重标准的最有力、最公开的例子，女性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因为性行为而受到惩罚，男性却能逃脱审查与谴责”，这部法案直至1886年才遭到废除，但“针对双重标准的斗争激励了整整一代的女性”（《维多利亚女王：帝国女统治者的秘密传记》）。

作为对这种时代气氛的反映，“双重标准”一词开始染上道德伦理意味，自1871年起，它在媒体上指称“ 对一部分人（事）比对其他人（事）采取更严格要求的规范、原则或判断 ”（rule, principle, or judgment viewed as applying more strictly to one set of people or circumstance than another）。

但这个词直至1960年代才真正变得常见——那是另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很多女性普遍用它来批评那种对女性性行为的规范比男性严苛的社会偏见。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在《失控的世界》中说过：“性的双重标准往往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发明，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曾是所有非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

因为 男权社会势必以男性精英的价值观为标准，许多文化都将男性的放荡不羁视为男子气概，而女性这样却不被社会接受 。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双标”的抗议最早出现在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英国绝非偶然，它表明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性反思，意味着这些“老一套”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

同样在公园里带娃看手机，爸爸会被赞许为好爸爸，因为他还带娃，但妈妈则会被非议，说她都不看着孩子

当然，自1990年代初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国际上也常出现一种声音，指责它采取双重标准。如本·拉登就曾说过：“今天的美国制定了一种双重标准，任何反抗其不公行为的人都会被它称为恐怖分子。”

换言之， 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是不允许双方的行为平等互换，因为美国制定规则，但它自己却不受规则约束 ，也就是《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中说的：“帝国逻辑善于把道德诚信作为实力要素加以利用，但是永远不会允许别人拿道德诚信来衡量帝国逻辑。”

不过大体上，在这个词原本的语境中， 它一向主要是女性用来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诉求的话语，是在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对待 。然而，就像很多概念一样，它一旦进入到中国社会，含义、侧重就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中国人眼里的“双标”

中国人最初开始对“双重标准”敏感，正是新闻媒体上对美国霸权的反应，因而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个词就带上了一丝反美的色彩，是出于美国那种“自己做可以，别人做却不行”的单边主义风格的不满。

在网上的公共讨论中，这个词很快被简化为“双标”，并用来指称所有对同一件事采取不同评判标准的做法。在新冠疫情的争论最激烈的时候， 很多人最紧盯的一点，就是要求对方不能采取双标 ，而这尤其体现在涉及中外战疫成果的评价上：为什么很多人采取极其明显却毫无意识的双标，对中国新增几十个病例就是“压力很大”，而欧美新增几万个却还是“控制得不错”？反过来也一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组织材料，对国外的问题穷追猛打，对国内却主要谈成绩。

在这里， 对“双标”的抗议并不是在性别政治的权利诉求下展开的，而是在“中外对等”的前提之下 ——这里的“中外”，在现实中又常常指“中美”。这本身就可以看出我们近代以来的政治遗产： 中国人真正关心的重点其实是国家而非个人权利，在意的是本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

但不要以为对“平等”如此敏感的中国人就能平等地对待他人，事实恰恰相反。我遇到过很多国人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大抵可以概括如下：我没有种族歧视，说的都是客观事实；我歧视他们都是有理由的，他们就是有那些毛病，至于发达国家歧视我们，他们凭什么？对女性的态度也不乏这样的：我不是歧视女性，但有些事情女性就是做不好。

在这样的权力视角下，中国历来是世界第一，所以歧视我是不对的，但是我有理由歧视“那些人”，甚至有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心态：我们和白人都是文明人，应当一起歧视“那些人”。因此，在这里很微妙的一点是： 如果我被歧视，那是双标；但如果我歧视他人，那不是歧视，而是有正当理由的 。

不仅如此，“双标”在这里往往变成了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重点不在强调规则或对方行为的矛盾之处，而在把彼此拉平 。换言之，这更接近法家的传统，反对双标在现实中却变成了要求整齐划一：只有我们扯平，才算是公平。

与此同时，“双标”常常变成“扣帽子”，只是斗争的需要，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不双标，因而在争论中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指责别人双标，但当别人指出他自己也双标时，却恼羞成怒：“对，我就是双标，怎么着？”

事实是，即便是那些常把“双标”用以指控他人的人，也常常不自觉地采取双标：对别人求全责备，要求立论必须“客观全面”，抓住一点漏洞就穷追猛打，但自己的观点却完全出自直觉；总是说着“不要给媒体带节奏了”，但其实他自己就在带节奏。

为何他们察觉不到是在自黑？这恐怕是因为他们 无意识中觉得那些规范都只用来衡量他人，而自己却是超然的，不受这些规范约束 。

宗派意识与权力

中国人为什么对“双标”如此敏感，却又无法自己摆脱“双标”？这说到底恐怕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底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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