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树其实不姓“朴”，姓“濮”。
父亲濮祖荫是北大教授，
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母亲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女工程师。
1966年，两人结婚，生了俩儿子，
爷爷给起名，老大叫“石”，老二叫“树”。
作为北大家属院的孩子，濮树的成长轨迹，
本该是“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大—出国”，
可小升初那年，录取线173.5分，他考了173分。
后来朴树回忆：“我的抑郁症，
就是从那0.5分开始的。”
此后，濮树陷入沉默、抑郁，变得不合群。
“觉得低人一等，没考上，我爸妈都没法做人了。”
一个亲戚来家里住，对濮树的母亲说：
“我怎么这一个月没见濮树笑过？”
母亲慌了，带濮树去医院做心理测试，
其中有一道题问：
“如果你死了，你觉得身边人会怎么样？”
濮树直接选了“无动于衷”。
童年的濮树眉清目秀，干净明亮，
一门心思好好学习，从不读闲书，
爹妈怎么也想不到他会从大学退学。
其实吧，这事儿早有苗头，初中还没毕业，
他就对父母说：“音乐是我的生命。”
那年，哥哥濮石考上了西安交大，
让在西德讲学的父亲给买把吉他，
濮祖荫花了300马克，托人买了一把。
暑假结束，哥哥准备带吉他一起去西安，
父亲说：“弄丢了怎么办？留家里吧，回来再弹。”
半年后，濮石回到家里，正撞见濮树弹琴，
听了一小段就说：“你比我弹得好多了。”
这个当哥的还不知道，为了报吉他班，
弟弟把最心爱的游戏机都给卖了。
为了减轻濮树的抑郁，缓解他的压力，
父母都随他去，想弹多久吉他都可以。
于是他组乐队，天一黑就去北大草坪弹琴。
临到考大学，濮树说：“我不想考。”
一句话气得濮祖荫浑身发抖，怒目圆睁：
“北大教授的儿子不考大学？”
无奈之下，濮树豁出命考上首都师范大学，
那时的濮树，有着青春期典型的反叛，
通知书到家的那天，他对父母说：
“这是为你们考的，我不去了啊。”
好说歹说进校后，留长发的他本想改个寸头，
正好碰上书记检查军训，“你把头发给我剪了！”
濮树当面怼回去：“我的头发，你管不着！”
大二时，终于还是退了学，
每晚带着吉他去家门口的小运河边弹琴唱歌。
父母不死心，找人给他保留了一年学籍。
但从此之后，他再没回过学校。
濮树“毫无愧色”地在家啃老，
突然有一天，母亲对埋头写歌的他说：
“你要不要出去端个盘子？”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该赚点儿钱了。
当时的校园民谣已近没落之声，
高晓松和宋柯攒了一个叫“麦田”的公司。
濮树带着歌曲小样儿找到高晓松说想换点儿钱，
抱着吉他就给两人来了一段儿。
高晓松问：“你嗓音这么好，干嘛不自己唱？”
濮树心高气傲地说：“我就想换点钱，以后做更牛的，现在好多音乐都是屎。”
1996年，濮树加入了高晓松和宋柯的麦田。
签约时，高晓松也没问具体是哪个字，
就把“朴树”给宣传出去了。
人家说他命中缺木，濮树觉得挺好的。
朴树的母亲刘萍，
在家常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
多年后，念叨着小时候母亲哼唱的旋律，
朴树琢磨出一个旋律，觉得不错，
瞎编了一个故事，把词填上，它就是《白桦林》。
1999年1月，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发行，
朴树坚决不愿意把《白桦林》放进唱片，
理由是“里面并没有投入充沛的感情”。
但高晓松说：“你可以不放在A面，但一定不要落下它，一定会是它先红。”
果不其然，歌曲红遍全国，红到朴树“忍无可忍”。
每次媒体采访，人都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朴树心说：“天天问同一个问题，傻不傻？”
从这时起，他就逐渐感觉到当明星的别扭。
短短一个1个月，有2643封歌迷来信，
不到一年，《我去2000年》卖了30万盘。
一个“黄金铺就的星光大道”，正在朴树眼前缓缓铺开，
结果呢？他选择了转身而去。
第一个背离的姿态，
就是2000年的春晚。
导演组想找几个年轻歌手联唱，每人两分钟，
他们来到麦田公司，指名要朴树和《白桦林》。
朴树一听，“不去！就烦主旋律，还他妈要假唱。”
公司说：“那你更得占领这个地方，让它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朴树去了，直播前两天，央视要做个宣传节目，
让演员对着镜头说几句话，再表演一段才艺。
朴树立马崩溃了，转身就走，谁劝也没用。
公司负责人张璐一通电话打过去，破口大骂：
“你丫牛得不行了！所有人都在为你这个事付出，
都在为你服务，你他妈知道什么叫尊重吗？如果你不上春晚，公司的上上下下就被你伤害了…把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的路都给堵死了！”
朴树哭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彩排。
三十晚上，濮祖荫和刘萍等着儿子出来，
歌唱到一半，濮祖荫问老婆：
“他这是怎么了？唱得漫不经心，
谁得罪他了？”
《白桦林》《那些花儿》，
忧郁的形象，干净的嗓音，
很快就把朴树推向了偶像圣坛，
可随着采访增多，他越来越抗拒。
2003年的《生如夏花》发行之后，
他拿奖拿到手软，打榜打到无敌，
他的演出身价，长期位居全国前三，
只要他愿意，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符号丝毫不成问题，
只要他配合，香车、宝马、别墅，都是唾手可得。
可朴树偏偏就是最反感娱乐造星的那一个，
他觉得宣传傻逼、炒作垃圾，厌恶聚光灯。
在世俗眼中，《生如夏花》眼看就要为他带来一个人生巅峰，
可朴树偏偏在最红的时候出离了公众视线。
经纪人邓小建常说：
“朴树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且天真得惊人。”
出门时，朴树基本不怎么带钱在身上，
一次踢完球，他开车离开，停车场的保安拦住他，
要8块钱停车费。他摸遍全身，发现一分钱没有，
只好说：“我常来的，我叫朴树，下次给你行吗？”
“不行。”保安很坚决。
“我身上有包中南海，给你行吗？”
“不行，没抽过这烟。”
最后，保安从他车上翻走了四瓶矿泉水。
萍水相逢的“养生大师”，聊了几句挺开心的，
互留联系方式。一天，“大师”突然打电话给朴树：
“老朴，我买房，差二十五万，半个月就还你。”
朴树二话没说，给了，“大师”从此销声匿迹。
一个少年住他隔壁，
向他借了30万后人间蒸发。
后来，小建通过警察朋友找到这位少年，
少年已将30万挥霍殆尽，正在做搬运工。
朴树竟然对少年说：“还不起钱，以后别来见我。”
前前后后，他被人借走不还的钱高达到上百万。
无论从哪一件事来看，
朴树都像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他自己也曾说：“我从小被保护得太好了，
在北大长大，四周都是围墙，流氓进不来。
大学退学了，都没有意识自己应该出去挣钱，
我不知道还有挣钱这回事。每天在家里特别坦然，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玩了就出去玩，
没烟抽了就抽我哥或哥儿们的，特别晚熟。”
就是这种“晚熟”，让朴树保留了难得的纯真，
成名之初，他不愿意去迎合谁，也不愿意配合这个世界，
通告能推就推，宣传能不去就不去。
连好多时候接商演，都要哄着他才行。
他就是个天真、顽固的孩子。
1999年，麦田公司被巨头华纳收编，
办了一个盛大的“华纳欢迎朴树大会”。
当时朴实成为整个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华纳亚太区老总亲临现场。
大家兴高采烈，他却紧绷着脸，
垂着眼皮，一副不识抬举的架势。
可过了几年，“希望工程”找到副总张璐：
“你们公司有没有人真正想做点善事的？”
张璐想了想说：朴树吧。
果然，一问完，朴树立马捐了20万元，
在河北承德某贫困县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他拒绝公开，更不许小学用他的名字命名，
学校最后只得取名“麦田希望小学”。
落成那天，朴树戴着红领巾，很开心地鼓着掌，
比公司为他举办欢迎大会那天高兴太多。
为什么？因为他只想干发自内心想干的事，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不是为了做给谁看。
张亚东说：“他不能接受作秀，希望所有事情都真，
这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尤其是一个明星。”
朴树厌恶被摆到一个“台面”上。
这份纯真，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曾有一位乐评人说过：
“中国音乐人里面，有两个最让人心疼，
一个是现实与理想产生巨大落差的许巍，
另一个是不断在自我和商业间挣扎的朴树。
这两个人，都是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从当初和春晚差点闹掰的过程来看，
朴树那股简单纯粹、不愿妥协的少年气，
注定要和这个世界来上一次又一次碰撞。
作为明星，签约艺人，他必须接受公司安排，
《生如夏花》之后，马上是52个城市的巡演，
这52场巡演几乎彻底摧毁了朴树，
搞得他心情跌落低谷，抑郁症复发。
那段时间，他见谁都称“大傻X”，包括自己，
天天晚上对自己说：熬过去就好了。
朴树有个挂在嘴边的段子，
不算熟的作家石康给他打来电话：
“小朴，我想请教你一事儿。”
“我就一大傻X，你有什么好请教我的？”
“我最近得了抑郁症，大家一商量，
都说小朴常年都是抑郁症，问问他吧。”
确实，那几年，他经常一夜不睡，
早上打个车去机场，傍晚坐在大理的洋人街上，
喝着啤酒，看女孩们打羽毛球，这才觉得生活美好。
有一次，朴树出去散了散心。回到家，
母亲对他说：“你这两年是不是过得不快乐？”
朴树眼睛红了，赶忙去洗脸，
装作大大咧咧的样子走开。
连续几年，他拒绝写歌，
生活严重紊乱，每天蒙头大睡。
本可以趁热打铁博取更多名利的时刻，
他却不愿意仓促地交出任何作品，
整个人晃范儿晃得找不到东南西北。
张亚东每年都来找他一两次，
见面就劝：“做一张新专辑吧。”
朴树问：“为什么要做？”
“有那么多喜欢你的人，你可以用歌曲跟他们交流，你还可以赚钱啊。”
朴树又问：“为什么要赚钱？
搞得张亚东一脸懵逼。
2007年，朴树参加《名声大震》，
扮成《加勒比海盗》里的船长，红布包头，
头发从两侧垂下来，扯着嗓子唱《海盗》。
朴树僵着脸，机械地扭动身体，看起来很不适应。
终于录完最后一场，从湖南回到北京，
朴树的心跳突然下降到一分钟四十几下。
歌迷大骂小建：“你怎么能让他参加这种节目？！”
其实，朴树是自愿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他实在不想再暗无天日地活下去了，
必须找点事情，脱离厌倦一切的状态，
没想到，这反倒将他推到了悬崖边。
事实证明，他无法成为所谓的“娱乐明星”，
一棵纯粹安静的树，只能长在纯粹安静的地方。
之后，朴树彻底垮了，
他缩减演出数目，一年都不出现。
2009年，一跟麦田解约，成为自由人，
他就在北京郊区租房，远避所有喧嚣。
他将吉他关进壁橱，不接触任何音乐，
每天早睡早起，三餐极有规律，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拼命地看书。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房龙《宽容》、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凯鲁阿克《在路上》、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里尔克、博尔赫斯、海明威…
宗教、哲学、历史、各类文学经典，
在生理和心理状态陷入人生最低谷时，
他希望用书来寻找一些真切的答案。
那之前，各种令他痛苦的问题纷至沓来，
无数人告诉他要抓紧时间挣钱，
无数人给他描绘了一个纸醉金迷的未来，
无数人告诉他什么样的音乐才有人听…
他不是写不出歌，而是自我认知混乱了，
他说：“我突然觉得脚下没根了。
原来我知道有标准，我觉得是舒服的，
后来标准被抽空了，我就不知道往哪去了。”
经过一个漫长的调整，
2012年，朴树自己组建了乐队。
“说到底，不管这个世界什么样，
我最热爱的还是音乐，不能丢下它。”
经历了和现实的阵阵交锋之后，
朴树知道，唯有音乐能让自己继续前行。
他开始写歌，也开始筹备演唱会，
自己只有20几首歌，凑不够一整场，
就拉上张悬、戴佩妮和自己一起唱。
舞台上的朴树，还是嗓音干净，眼眸清澈，
那些苦苦等候、为他疯狂的歌迷，
都觉得他一点没有改变，
看上去还是那么少年。
可实际上，朴树成长了。
他开始配合宣传，向网友问好，
虽然会脸红，说得磕磕绊绊。
尽管打心底抗拒这个行业的一切规则，
但他知道，跟着自己的一帮乐手要吃饭，
如果他不能接到演出，大家也不会好过。
面对采访，他不愿意虚情假意，说漂亮话，
一家媒体曾非常尖锐地问：“为什么你这样拒绝商业，乐手还跟着你？”
他说：“为了音乐…你特想我这么回答，对吧？
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亏待过大家。
我不再是当年那种很任性的人，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环境生存下去，
也希望大家都能生存下去，
但我仍会有我的坚持。”
乐队里每个人都要养家，
朴树知道，自己不能那么任性，
他对这些人是有责任的。
尽管如此，他不会什么烂俗的活都接，
“那些钱真的太好赚了，差点动心了，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一个品牌想用他的歌，开价200万。
朴树拒绝说：“不喜欢这个品牌。”
一个大型演出请他，朴树问：“能带乐队吗？”
小建：“人家那边什么都安排好了。”
朴树：“我说了，不会瞒着大家去接商演。”
多年以来，朴树用的还是100元的诺基亚手机，
品牌公司送的苹果，他都拿给乐手们用。
参加《跨界歌王》的时候，
主持人问朴树为什么愿意来，
他很直接：“因为最近真的很缺钱…”
为了乐队，为了录音，他必须赚钱，
但他不愿意装，把自己说的多么崇高。
2013年，乐队吉他手程鑫体重骤降50斤，
朴树拖着他去医院一查，完了，胰腺癌！
医生说别抱希望，最多熬不过半年，
朴树说：“不行！这病必须给治！”
小建说：“这要花掉你全部收入，
甚至还不够。”
朴树说：“不够的话，不是可以签公司吗？
先卖身。跟治病救人比，合约算什么？”
可以为什么妥协，什么时候决不妥协，
朴树自己心里有一条清晰的线。
更多时候，他还是保持原有姿态，
做一棵安静的树木，生长在自己的泥土上。
微博以怒涛之势扩张后，明星都以此为阵地，
因为那里是话题发源地，也是一个名利场。
朴树开了，但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
小建和他之间，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师傅，给你申请微博好长时间，
去写点东西给关心你的人看看吧！”
“我认为微博是话要对大家说，
我暂时没什么可说的。”
“就当日记似的，记录下！
要不你就直接写今天没话说，
明天还是没话说。”
“日记不用公开出来吧？”
“那你准备啥时候写第一篇？”
“不知道，等该写的时候吧”
“……”
曾经“任性而自我”的朴树，
像极了《麦田守望者》里的霍尔顿，
塞林格笔下那个反叛、苦闷的少年，
逃离学校，游走在冬日的街头，无处可去，
他不想要大家想要的“该死的凯迪拉克！”
只想去守护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去做一个把孩子挡在悬崖边的守望者。
可现在的朴树明白了，仅仅自我是不够的，
人活在世界上，总会有多多少少的妥协，
关键在于妥协的是内心中的哪一部分。
《麦田守望者》里的老师对霍尔顿说：
“不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死去，
成熟的男人为了理想卑微地活着。”
显然，朴树不愿死，但也绝不苟且、卑微地活。
他在抗拒时代的同时，找到了和它相处的方式，
他可以妥协一些枝蔓，但绝不动摇自己的根。
只要有人曲解、利用，他定会出来捍卫自己。
这样的姿态，一如电影《熔炉》里那句台词：
“我们之所以战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所以，《在木星》单曲封面出来时，
朴树看到自己的大头照，怒从心起，
发了一篇长文讲述多年来的心境，
说出了早年的痛苦和迷惘：
“
从一开始，就厌恶这个行业，并以之为耻。
电视上的明星们令人作呕，
我毫不怀疑我会与他们不同。
后来，与这行业若即若离的那些年，
被裹挟着，半推半就着往前走，
边抗拒边享受着它给予我的恩惠。
钱，名声。一度沾沾自喜，而且颇有些年迷失其中，
沉湎于享乐，无力自拔。
直到老天爷收走了赋予我的所有的才华和热情。”
同时表明了如今的态度和原则：
“我赞同人们该各行其是，互不相扰，
没有你死我活。但就我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