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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京涛是山东莱阳人，像许多出身农村的孩子一样，他通过读书一路从县城的中学念到了北京的重点大学。离开故土多年，是父亲的衰老促使他重新去理解父亲，以及他的东石水头村。
没想到，听着父亲的讲述，他才发现，每一个本以为熟悉的人，都是那么陌生，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传奇……
父亲，像他那一代大多数农民一样，没有文化、朴素、勤劳。
父亲的村庄，也像大部分胶东农村一样，贫瘠、平淡、寂寂无名。
然而，就是这样的父亲，和他的东石水头村，成为我生命的起航。
改革开放前，父亲一直是生产队赶马车的，这份略略异于普通农人的职业，是我向小伙伴们夸耀的资本。
我总觉得，父亲能走得很远很远，走到村人们都走不到的地方……因此他的每一次离家，都会引发我对外界无穷的想象，然后添油加醋地演绎给伙伴们听。
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我到生产队的饲养场玩耍。
当时的饲养员叫张爱，干瘦老头，跛腿、脾气大，早年在外当长工，闯荡江湖，见多识广。张爱大爷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转头对父亲说：“这孩子，以后就靠这双眼吃饭！”
父亲不屑：人都靠双手吃饭，哪有靠眼吃饭的？
后来我考上大学，学摄影专业，父亲想起张爱大爷当年的“预言”，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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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京涛，知名摄影师。
年龄稍长，我随着父亲的马车进了城。
我知道，在城里，有不用马拉就会自己跑的汽车，还有能把人吸到肚子底下轧死的火车。父亲说：“使劲念书吧，念好了才能到城里工作。”
我听父亲的话，从县城的重点中学一直念到北京的重点大学。
大学毕业，系里保送我上研究生。四年本科，我已经几乎让家里家徒四壁了，还可能再读三年吗？我回家问父亲，要不要上这个学？
“研究生是什么？”父亲问。
“大学毕业了可以教高中，研究生毕业了，就可以教大学。”我比划着跟父亲解释。
“那咱村有孩子读吗？”
“没有。”
“那咱附近这三个村子有孩子读吗？”
“好像也没有。”
“那你得上！砸锅卖铁也得上！这个不是钱能买来的！”
父亲果断地替我做了主。后来，我真的在城里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支箭，而父亲，就是那张弓。
他铆足了一生的气力，把我放飞出去；自己却囿于那个封闭的乡村，日渐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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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右二）和他的几个老哥儿们。这七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
560岁
，他们一辈子都抽自己种的旱烟，都为自己有一支好烟袋而自豪。2012年摄。
近些年，许多体力活儿，父亲已经力不从心。
经常地，他会发现一堆土杂肥“被偷了”；待到耕种时，却发现那堆肥已经被均匀地撒到了地里。
或者，在大收时节，门口突然响起一嗓：“大叔，你陡崖山的麦子割回来了，扔门口了啊！”出门去看，却是杳无人影。
2007年4月16日，在我的一再劝诱下，一辈子不愿花钱的父亲终于同意做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
在手术室外，我算了一笔账：
我一年差不多回老家四趟，父亲已经七十五，假如他再活十年，那么，我统共只能再见他四十次！
就是这个结果，让我开始拍摄《父亲的村庄》。每拍一个人，我都会向父亲念叨念叨，父亲便给我讲他们的故事。
我惊讶地发现：
每一个我以为熟悉的人，
都是那么陌生；
而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
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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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月江二爹，七十六岁。父亲的亲弟弟。父亲当年靠给先生打短工，供二爹读了九年书，又送他去当了七年兵，希望他能奔个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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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斗儿大爷，八十岁。本名张正清，香炉斗儿是他的绰号。改革开放后，一直与父亲搭伙种地，是父亲最好的酒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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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英大嫂子，七十四岁。她儿子张明举和我是发小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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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红大哥，七十八岁。媳妇是离婚后改嫁给他的，他把媳妇带来的两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养大，视若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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