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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京涛是山东莱阳人，像许多出身农村的孩子一样，他通过读书一路从县城的中学念到了北京的重点大学。离开故土多年，是父亲的衰老促使他重新去理解父亲，以及他的东石水头村。
没想到，听着父亲的讲述，他才发现，每一个本以为熟悉的人，都是那么陌生，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都是不可复制的传奇……
父亲，像他那一代大多数农民一样，没有文化、朴素、勤劳。
父亲的村庄，也像大部分胶东农村一样，贫瘠、平淡、寂寂无名。
然而，就是这样的父亲，和他的东石水头村，成为我生命的起航。
改革开放前，父亲一直是生产队赶马车的，这份略略异于普通农人的职业，是我向小伙伴们夸耀的资本。
我总觉得，父亲能走得很远很远，走到村人们都走不到的地方……因此他的每一次离家，都会引发我对外界无穷的想象，然后添油加醋地演绎给伙伴们听。
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带我到生产队的饲养场玩耍。
当时的饲养员叫张爱，干瘦老头，跛腿、脾气大，早年在外当长工，闯荡江湖，见多识广。张爱大爷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转头对父亲说：“这孩子，以后就靠这双眼吃饭！”
父亲不屑：人都靠双手吃饭，哪有靠眼吃饭的？
后来我考上大学，学摄影专业，父亲想起张爱大爷当年的“预言”，不胜唏嘘。
▲ 本文作者孙京涛，知名摄影师。
年龄稍长，我随着父亲的马车进了城。
我知道，在城里，有不用马拉就会自己跑的汽车，还有能把人吸到肚子底下轧死的火车。父亲说：“使劲念书吧，念好了才能到城里工作。”
我听父亲的话，从县城的重点中学一直念到北京的重点大学。
大学毕业，系里保送我上研究生。四年本科，我已经几乎让家里家徒四壁了，还可能再读三年吗？我回家问父亲，要不要上这个学？
“研究生是什么？”父亲问。
“大学毕业了可以教高中，研究生毕业了，就可以教大学。”我比划着跟父亲解释。
“那咱村有孩子读吗？”
“没有。”
“那咱附近这三个村子有孩子读吗？”
“好像也没有。”
“那你得上！砸锅卖铁也得上！这个不是钱能买来的！”
父亲果断地替我做了主。后来，我真的在城里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支箭，而父亲，就是那张弓。
他铆足了一生的气力，把我放飞出去；自己却囿于那个封闭的乡村，日渐衰老。
▲ 父亲（右二）和他的几个老哥儿们。这七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是560岁，他们一辈子都抽自己种的旱烟，都为自己有一支好烟袋而自豪。2012年摄。
近些年，许多体力活儿，父亲已经力不从心。
经常地，他会发现一堆土杂肥“被偷了”；待到耕种时，却发现那堆肥已经被均匀地撒到了地里。
或者，在大收时节，门口突然响起一嗓：“大叔，你陡崖山的麦子割回来了，扔门口了啊！”出门去看，却是杳无人影。
2007年4月16日，在我的一再劝诱下，一辈子不愿花钱的父亲终于同意做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
在手术室外，我算了一笔账：我一年差不多回老家四趟，父亲已经七十五，假如他再活十年，那么，我统共只能再见他四十次！
就是这个结果，让我开始拍摄《父亲的村庄》。每拍一个人，我都会向父亲念叨念叨，父亲便给我讲他们的故事。
我惊讶地发现：
每一个我以为熟悉的人，
都是那么陌生；
而每一个看似最平常的生命，
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
▲ 孙月江二爹，七十六岁。父亲的亲弟弟。父亲当年靠给先生打短工，供二爹读了九年书，又送他去当了七年兵，希望他能奔个好前程。
▲ 香炉斗儿大爷，八十岁。本名张正清，香炉斗儿是他的绰号。改革开放后，一直与父亲搭伙种地，是父亲最好的酒友。
▲ 孙红英大嫂子，七十四岁。她儿子张明举和我是发小的同学。
▲ 张兰红大哥，七十八岁。媳妇是离婚后改嫁给他的，他把媳妇带来的两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养大，视若己出。
▲ 张瓦房二奶奶（张志军），1929年生。解放前靠勤劳节俭盖了村里少有的六间瓦房，故村人称“瓦房的”。二奶奶育有一字七女，现已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但只要儿女回来，不管多少人，所有伙食都是她料理，不愿他人插手。我父亲去世后，每逢祭日，二奶奶都亲手扎摇钱树一株，让我们带到父亲坟前。
父亲经常说起一个故事：有一年正月十五晚上，一位年龄比父亲小、辈分比父亲高的“小老奶奶”来到我家，坐下了，只是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父亲陪了一会儿，问：
“奶奶，您来我家，是有什么事儿吧？”
奶奶的确是有事，可她不好意思张口——她是来借钱的。儿子去烟台打工，缺一百块钱盘缠，正着急上不了路。
父亲二话不说，拿出钱来：“一百块够不？”
“够！够了！”小老奶奶连声说。
父亲客客气气地双手呈给她一百块钱，奶奶客客气气双手接过。
年尾，腊八刚过，“小老奶奶”就来了，还拎了两瓶“莱阳白干”。她客客气气地双手呈上一百块钱，父亲客客气气地双手接过。
第二年正月十五，“小老奶奶”又来了，还是客客气气借一百块钱；待到年尾腊八，还是拎两瓶“莱阳白干”，客客气气地还一百块钱，而父亲，总是客客气气地接过。如此往复五六年，直到她的儿子成家立业。
父亲说，小老奶奶遵循古训，债不过年：“她真是个要面子的人！”
我喜欢听父亲说这个故事，很多东西，从这个故事一直流淌进我的血脉。
人到中年，蓦然回首，却发现，这片自己曾经拼命挣脱的土地，却早已注定了此生所有的精魂。
▲ 张同方大哥。我父亲在生产队赶马车那阵子，他父亲是饲养员。一家老实人却因为穷而无人说亲。无奈，他母亲花了六千元为他弄了个云南媳妇。可那妇人不善，压根就没想与他过日子，各种巧言令色哄得老实巴交的同方团团转，最后把家中有限的值钱物品席卷而去，杳无音信。同方母亲因此大病，含恨离世。
▲ 王凤云嫂子，85岁。她小儿子与我是发小的同学。她与84岁的老伴要么去村里的蔬菜加工厂干活，要么在家加工废塑料，自给自足。
▲ 孙月秋大爷，1932年生。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他随侠骨柔肠的孙学林爷爷长大成人。育有四子一女。因勤劳能干，曾当过生产队队长。靠推着一辆小独轮车贩鱼卖，给四个儿子盖了四栋瓦房，娶上媳妇。人极勤快，生活极俭素，至今如此。
▲ 张本亮叔，66岁。1947 年反动武装还乡团到我村扫荡，他母亲在逃难途中生下了他。
2012年10月22日，我从医院将父亲送回老家，“保守治疗”。
秋后的山峦，灰黄而沉寂。
我在陡崖山的庄稼地里，面对抓住最后的温暖盎然生长的苦苦菜，架起相机。
这是生命最后的亮色，这些灿烂的绿色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霜降后迅速枯萎。父亲就在不远处的地里刨着芋头，准备给我回城时带走。
我举目四望，已经收获完了的玉米秸在秋风里颓然抖动着修长焦黄的叶子，瑟瑟作响。卡萨尔斯的《鸟之歌》从心底泛起，泪水，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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