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Ｑ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Ｑ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阿Q正传》
“暴击者”阿Q影射的，其实是今天的我们 | 书海拾贝
李壮
作者简介：李壮，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诗刊》、《星星》等刊物，著有诗集《午夜站台》。
在认罪书上画圆圈，这几乎是阿Q短暂一生中做得最郑重、最认真的一件事。但他依然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可笑、可怜、可恨、可哀……这是阿Q的标签，也是鲁迅替他时代国人画出的精神肖像。
《阿Q正传》收录于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今天看来，鲁迅的《呐喊》实在是一部奇书。这部192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收录有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享有极崇高的地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老实说，“第一篇”没什么大不了，谁没有过第一次呢？“开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时势造英雄，你不来“开”，自有别人。
真正的惊人之处在于，《呐喊》不仅意味着“开端”、而且标志着“成熟”，甚至还可以说，鲁迅一出手便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就好比足球场上，前锋在一瞬间的动作里不单能“连停带过”，甚至把射门进球的任务都打包完成了。这几乎是违背常理的事情。不信请比照一下白话诗歌吧！胡适的《尝试集》固然是白话诗集里的“第一本”，但质量着实不敢恭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两位老朋友对比来看，鲁迅简直就像是从未来直接穿越回去的；《呐喊》里的许多篇章，即便以今天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也依然是大师之作、经典之作。
收录在《呐喊》中的《阿Q正传》，便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最著名的形象：一个名字暴击一批人
对大多数普通作者来说，文学作品是否经典，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其中的人物能否被记住、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专有名词”。例如，假若身边有一个人愣头愣脑、不通世故、浑身散发出酸腐却又悲壮的理想主义精神，我们会说他是一个“21世纪的堂吉诃德”；看到那类吝啬贪财到令人发指地步的家伙，我们会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儿。就中国古代小说而言，“武松打虎”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大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潜意识般地渗入少年们长满青春痘的英雄梦；至于“林黛玉式的女孩”，要么是眉清目秀却体弱多病、要么是情绪敏感喜欢哭哭啼啼，固然能把情窦初开的青涩少男撩得热血上头，却注定会让未来的婆婆们心塞不已。
回头再看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已有足足百年，期间名篇佳作层出不穷；但要论文学人物的形象之经典、内涵之丰富、影响力之强大、生命力之持久，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若称第二，大概没有其他哪个人物敢理直气壮地自居第一。
《阿Q正传》里面的这位主人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著名的专有概念——“阿Q精神”；这个词基本可以跟“精神胜利法”进行同义替换，大抵接受过一点人文教育的人都知道其“自我麻醉”的讽刺性内涵。即便抛开“精神”之类的大词不谈，阿Q身上也很有一些无赖习气，大话连篇、欺软怕硬、行事猥琐，大概可以算作“流氓无产者”的形象代言人——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身边并不罕见。阿Q混得很惨，不仅挨饿、而且挨打，大家都把他当成笑话看；然而阿Q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永远都能从坐井观天的愚蠢中提炼出强大的自信，“非我同类，必是傻缺”：城里人有不同于乡下的精致生活，阿Q心想“这是错的，可笑”；留洋回来的阔少爷剪去了辫子，阿Q便认定他“没有了做人的资格”。除此之外，阿Q还是一个“道德狂”：女人走在街上定是想勾引野男人，小尼姑回到寺里必有和尚等着她，“假洋鬼子”自然也便是“里通外国”的坏蛋，因此务必要“深恶而痛绝之”--总而言之，全世界都是些不要脸的东西，只有我阿Q是正人君子。
自我麻醉、流氓习气、封闭排外、道德洁癖、自高自大与自轻自贱的品质齐备于一身……阿Q的“英雄事迹”固然夸张，但这些标签式的精神性格，在鲁迅那个时代，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针对性。因此，《阿Q正传》发表后，据说有许多“社会名流”大为恼怒，认为阿Q的若干“行状”是在影射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考证起来太难，《阿Q正传》说不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主动认领故事原型”人数最多的作品。
其实，这恰恰是作者的本意：鲁迅早就坦白，自己的实际目的乃是“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换而言之，鲁迅扔出阿Q这个“大招”，追求的便是“范围性暴击”。甚至在瞬间输出爆炸的同时，阿Q这一经典形象还拥有“持续掉血”的附加效果：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在鲁迅身后的历史中也曾一再爆发出丑态；至于赵老太爷那一句经典的“你那里配姓赵”，也一度被“挖坟”翻新，变成了阴阳怪气的“著名典故”。
充满喜感的悲剧人物
印象中的鲁迅是高高在上的：他留着大学者式样的小胡子，手中夹一根制造迷雾的纸烟，脸上的表情总该是冥思或沉痛一类，写起文章每一句话后都藏着深意……然而《阿Q正传》实在是一篇显畅明白、可读性极强的小说。抛开那些具体的影射和隐藏的启蒙锋芒，鲁迅的确把阿Q这个人物写得生动、鲜活甚至搞笑；某种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用一种充满喜感的笔法，写出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阿Q“精神胜利”的具体内容大家大约都有耳闻：跟别人发生了口角，他最喜欢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口角不算完，还要动手，这时便多半是阿Q败下阵来；但他也不生气，反而嘿嘿一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精神胜利法”似乎是阿Q对自己自尊心的补偿，问题是阿Q在自尊一事上似乎很奇怪：他喜欢跟人家比丑比怪，例如跟王胡比赛谁身上的虱子多而大，比不过还觉得很没面子。可怜的阿Q也有走运的时候，有一次赌博便赢了一大堆钱；谁知忽然有人打架，场面乱成一锅粥，阿Q也被不知哪儿飞来的拳头打得晕头转向，清醒回来时钱都被抢走了——好吧，难得走一次运，原来还是为倒霉做铺垫的。阿Q脑子不太灵光，但在基本需求上也还有正常的一面，例如孤枕难眠想找女人；然而他追求爱情的方式实在荒唐透顶，聊着聊着忽然跪倒在吴妈面前，直接便喊“我和你困觉”，吓得吴妈跑出去便要上吊、阿Q自己也免不了吃一顿好打。
百年之后重读《阿Q正传》，我们会发现这篇经典小说里的许多描写，就算放到今天，也还是极其生动、堪称榜样。且看鲁迅写阿Q挨打--这实在是阿Q为数不多熟练且擅长的事——是这样写的：彼时，由于阿Q不小心将“秃驴”这词骂出了声，“假洋鬼子”立刻手举“哭丧棒”大踏步赶了过来，于是——
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寻常的作家，大概写到“耸了肩膀等候”，便已可称得上是“出色于细节”；而鲁迅偏又替阿Q加了一句分辨、让他想甩锅给小孩子却不得，实在是既生动又真实，读着几乎要笑出声来。惟当这样一个惹人发笑、喜感十足、从不以苦大仇深面目示人的阿Q，在小说最后终于被绑赴刑场、从心底发出“救命”那悲剧性的一呼，才格外显示出力量来。
阿Q的咸鱼翻身与呐喊者的彷徨
《阿Q正传》之所以经典，不在于教科书给定的“一二三条”，而在于对它的解读可以是“与时俱进”的。例如，阿Q这个当初的反面典型，在新的时代语境里竟然出现了某种“咸鱼翻身”的迹象。而这种“翻身”，恰恰也映照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里，钱理群等人专门提到，“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这一点儿都不假。阿Q吃不饱、穿不暖、好面子却总被打骂、好不容易等来了“革命”又投靠无门；最夸张的是，阿Q难得鼓起勇气向女人求了一次爱，那女人居然羞得上吊去了——天啊，求个爱至于恶心成这样吗？！这类耻辱不管扔在谁的头上，大概都很难忍得了。然而阿Q忍下来了，靠得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若不是赵家被抢的糊涂案要找人背锅，我相信阿Q还会乐呵呵地继续活很多年。因此钱理群说，面对此种完全绝望的现实处境，阿Q“‘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
这是怪诞的，却是合理的。如果不许自我麻醉，阿Q哪儿还能有勇气继续活下去？在这里，《阿Q正传》这篇关乎“启蒙”的小说，显示出“启蒙”一事的痛苦困局：启蒙者只告诉我们不要做“阿Q”，却不能把我们变成更体面的“阿A”或“阿B”；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悲惨现状，却无从开辟出一条光明的出路，让我们马上能逃出地狱、获得解脱。就好比今日的北漂青年，每日穿过三里屯的豪车美女去挤末班公交、窝在十平米的群租房里想着十万一平的房价，倘若还不许他用“小确幸”的文艺情怀来麻醉自己，难道不是太过残忍了么？
鲁迅并非不知道这些。在《呐喊》一书的自序中，鲁迅便透露过自己的这种犹疑：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所谓“大嚷起来”，便是《呐喊》书名的由来，鲁迅终究还是提起了他的笔；可见话虽说得绝望，抗争却依然会——这正是“启蒙”的伟大之处，是人之为人脆弱渺小却不可抹杀的尊严所在。《呐喊》之后，复有《彷徨》，无疑象征着启蒙者及被启蒙者们“清醒的苦楚”。但依然借用鲁迅先生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至于境遇的绝望，我们也须知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生活的困苦注定难以解脱，但我们在这世间，未必寻不到清醒的光明。“呐喊”之日如此，我们今天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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