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什么？
——评《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
吴必虎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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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北财经大学谢彦君教授组织，保继刚、王宁、马波、肖洪根、谢彦君联合署名出版的《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以下简称《纵横》）在2013年10月举办的“2013《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上发布，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不少与会者一边开会，一边翻阅。这种以漫无边际地聊天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字，要比仔细琢磨、雕饰并按照固定格式写作出来的论文，更能反映作者真实的想法，更能满足读者畅读书卷的兴趣。轻松的阅读，并不意味着话题的轻浮。恰恰相反，这五人的漫谈反映了1978年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以来旅游研究的曲折发展历史以及对旅游学术研究得失的一次集体反思。
参与漫谈的五人都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对于他们各人本科阶段以后的学术背景和主要研究兴趣也有一定的了解。五人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这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写上了一个注脚，也是倡议者谢彦君教授的用心之处：保继刚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自然地理），硕士阶段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综合自然地理），博士阶段重新回到中山大学（城市地理）；王宁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其后在英国里兹（Leeds）大学获哲学硕士、谢菲尔德（Sheffield）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浑身充满了哲学味儿；马波在我印象中历史文化功底深厚，曾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学士（畜牧学）和硕士学位（农业经济史），其后到陕西师范大学拿到了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肖洪根本科阶段在苏州学的是英语，硕士阶段学的是语言学，到了加拿大留学又读了休闲学的硕士和博士；谢彦君作为一名出身于企业管理专业、出道前曾经长时间讲授统计学的大学教师，为何对旅游纯理论孜孜以求，成为我的一个好奇所在：他在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锦州分校学企业管理，曾经到英国、美国做访问学者，其后以同等学力攻读东北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博士（其实其导师是工商管理专业）。上述五人如果说有哪位在教育经历上与旅游或旅游管理相关的话，谢彦君也许算从企业管理角度进入，肖洪根半道踏入休闲与游憩专业，多数人在学士、硕士、博士阶段接受的都是理学、农学、哲学、人文科学方面的训练。详述五人的教育背景，目的是想向读者交代一下中国30多年的旅游研究历史，就是一部多学科交叉、交流、碰撞的历史。
那么，学术背景各异、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也颇为不同的五人，却能坐在一起海阔天空但也不失共同话题地聊了两天的原因是什么呢？读了这本《纵横》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旅游是什么”这一简单但却不易回答的问题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针对“旅游是什么”这一问题，他们都聊了些什么？简单地用词频统计做一个文本分析，也许可以更简明地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全书19.6万字的文本提取480个词汇进行词频统计，可以发现出现次数在50次以上的词汇，绝大多数集中在旅游学术层面，谈者一个显著的价值倾向，就是追求一种“纯粹的”学术意义（表1）。位列前十的关键词分别是：学科（345次）、方法（260）、旅游学（244）、大学（221）、地理（217）、学术（215）、学者（145）、经济学（140）、旅游者（136）和旅游研究（134）。学者们以旅游者为核心，将旅游研究或曰旅游学作为严肃的学科，强调研究的方法， 进行学术性研究，在此过程中，地理学（144）和经济学（140）两大学科对旅游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这就是五人谈的主要内容。
在对旅游学的学科建设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谈者们除了关注旅游与旅行（66）的定义（68）、本质（67）、体验（109），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51）特别是实证（51）方法，还从旅游本科（59）教育及其课程（65）设置，与酒店（103）等产业实践（82）的联系，毕业后的职业（53）发展，以及与旅游管理（60）密切相关的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77）、规划（130）研究等角度进行了多次思想碰撞。
谈者们在交流中通过提及机构和其他研究者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旅游研究的进展在空间和学者社群中的分布与发展态势。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五位谈话者都有较强的国际化经验，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因此，被提及的术语、机构、人名中，西方学者和术语屡见不鲜，并且足以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如Annals（78）（旅游研究纪事）、Academy（10）（国际旅游科学院）、AIEST（3）（国际旅游科学家协会）、TTRA（5）（旅行旅游研究会），个人研究者Jafari（23）、Butler（20）、两位姓Cohen的作者（8）、Doxey（8）、Alan Lew（7）、Leiper（6）、两位Pearce（6）、Ryan（6）、Tribe（7）、Cooper（5）、Dann（5）、Plog（5）、两位Smith（5）、MacCannell（4）、Wall（4）、Graburn（3）、Murphy（3）、Swain（3）、Urry（3）、Crompton（2）、ISO-Ahola（2）和Morrison（2）等。谈话中直接使用英文术语的也很多，如多次涉及的词汇包括research（21）、authenticity（20）、destination（19）、travel（16）、image（13）、motivation（13）、marketing（12）、recreation（11）、learning（10）、science（10）、freedom（9）、consumer（7）、data（7）、mindscape（7）、review（7）、attachment（6）、field（6）、hospitality（6）、interview（6）、place（6）、topic（6）等，这些也充分体现了交流者的国际化视野，直接将中国的旅游研究放到全球化的平台上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国内大学旅游教育作为谈话者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大学被提及的次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教育的分布特点，如中山大学被提及次数最多（60），其余被提及的大学包括香港理工大学（14）、北京大学（13）、华侨大学（7）、南开大学（6）、中国旅游研究院（6）、浙江大学（6）、复旦大学（3）、南京大学（2）和华中师大（2）。除了西方作者和古代贤哲，海内外华人作者被五位谈话者提及的包括：陈传康（7）、吴必虎（5）、戴斌（4）、张凌云（4）、蔡利平（3）、张朝枝（3）、胡静（2）、林南枝（2）、孙九霞（2），以及各被提及一次的作者如李天元、李志刚、陆林、马耀峰、宋海岩、陶汉军、王某某（王敬武）、杨开忠、杨锐、杨振之、于良、张广瑞、张捷、周玲强等。科学社会学认为，学者之间的社交网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发展结构。从谈者们涉及的其他研究者频次及其在学科、机构上的分布来看，也多集中于研究型大学或机构。
从《纵横》作者署名来看，组织者谢彦君把自己放在最后，十分谦逊和低调。这一做法让人感动。但通读全书，谢彦君却起着主导作用，让整个漫谈并非漫无边际，而是紧紧围绕着中国旅游研究如何在学术层面、理论层面走向“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把谈话范围推向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尽量朝着“叩其两端而竭之”的“纯粹”愉悦旅游的极端方向，虽然他的观点时常遭到保继刚、肖洪根的质疑，受到马波的人文思想的渗透，以及王宁的社会学思维的笼罩，但应该讲，谢彦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让与会者对旅游学研究的过度综合、大学旅游教育课程设置的过度散漫，提高了警惕。
经常听到坊间对中国书评界的批评：写书评的人很少，写出来的书评多为吹捧之语而寡见建设性的争论。好吧，我这个书评争取来一点刺激的，说一点与谢彦君不同的看法。我知道，坐在冬天的火炉旁的你喜欢围观我们来一点真格的碰撞。《纵横》全书话题虽然涉及旅游学本质特征、研究方法、移动性与不可移动性、旅游教育、知识管理、旅游统计等多方面内容，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旅游是什么？”而关于这一疑问句式的解答，五人各有表述，但很显然，始终被谢彦君主导并围绕“旅游就是体验”这一命题展开。
从全书的各个片段、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在回答“旅游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谢彦君都可以说是一位“愉悦体验”的“原教旨主义者”，在他看来，“旅游就是体验”“旅游是个人出自愉悦的目的并利用其余暇而在异地获得的休闲体验”。正如他表述的那样，“我们在方法论层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纯化’它们，以便识得真相”。为了达到“纯化”的目的，谢彦君在讨论“旅游是什么”时，表达出了“五个分离”的观点：一是将愉悦旅游与商务旅游相分离，二是将旅游与游憩（休闲）相分离，三是将旅游与旅行相分离，四是将旅游与酒店相分离，五是将旅游消费与旅游者消费相分离。
在对谢彦君的纯粹科学追求的意境充满敬意时，我本人并不同意 他的“五个分离”观。如果照“五个分离论”搞下去，旅游学不仅不能得到健康发展，反而会越走越窄，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跨学科、多学科、综合学科是主 流，也是传统学科获得新的生命、新兴学科获得滋生土壤的重要途径。就是在五人研讨之际，其他人对谢彦君的过度纯粹追求和五个分离，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 肖洪根认为，“（如果）这个也排除、那个也排除之后，愉悦旅行者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马波认为，“（要确定）一个清楚的研究边界实质上（是）不可能 的”“世界的变化是边界在模糊，这是进步”。
在我看来，为什么旅游研究需要聚焦于某个相对明确的对象、但无需与其他相关学科截然分离的原因有四：
当代世界学科的发生和发展模式，并非只有单一明确、排他的研究对象这一种模式（哲学、数学、物理、生物、经济、考古等学科就属于这一模式），像城市规划研究、资源研究、旅游研究，属于第二种模式，其学科特点就是研究的对象很清楚，但涉及的学科很丰富，不能用一种学科成长模式去套所有的综合学科。旅游学能否存在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是否为社会发展所需要，或者说取决于是否响应、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与旅游学是否具有独立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关系，因为只要社会发展需要旅游研究，这个学科就能存在，就能找到自己的理论。要搞工业化，能源很重要，所以才出现了矿业大学、石油大学、煤炭学院，尽管矿石、石油和煤炭已经存在了多少亿年，只有当它们变得对社会必不可少时，它们才会变成学问。旅游学能否得到发展，并非依靠是否找到了旅游学的本质，而是要看旅游研究是否为这个世界所需。《纵横》讨论的五个分离中，若干个分离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分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侧面，其中包括旅行与旅游无法分离、旅游与酒店无法分离、旅游消费与旅游者消费无法分离，至于它们到底如何紧密相连，下文再加叙述。第四，任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与其他学科竞争中前进的，社会、政府和大学不可能为所有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同的学科方向提供全部的支持，逼迫那些存在较为紧密联系的学科装在同一个大框中，这一点在很多大学都有现实的冲突和妥协，例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学术研究分野，如偏重化学分析的环境研究、偏重生态学的地覆盖研究、偏重历史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暂时还被置于工科之下的城市规划研究，还有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研究。如果按照略有不同就分别设立不同学科的要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学）至少可以分别成立四五个学院，但是北大的教育资源、教师编制、教员办公场所等限制，不可能让你独立发展；同样地，旅游与酒店管理，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大学，都会因这种科研教育资源的限制，而被迫设立于同一学科（HTM，酒店与旅游管理）之内。
那么，“五个分离”对于旅游学的健康发展来说存在哪些不合事理或学理的原因，那样做存在什么样的潜在困难或危险？限于篇幅，只能简单叙述，难以全面铺开讨论。
首先，旅游只需研究愉悦旅游，需要与其他类型的旅游或旅行分离开来。
谢彦君认为，旅游只需研究愉悦旅游，不应该将其他类型的旅游或旅行，特别是商务旅游纳入学科视野之内。谢彦君认为，“在起点上研究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购买的最必要、最充分的产品或服务如景区、景观、体验（商务旅游不是旅游者最必要的产品或服务）”“旅游不是无中心，也不是多中心，而是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愉悦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中所主张的用非赚钱目的来界定旅游行为我是不认同的”。众所周知，世界旅游组织作为全球官方旅游组织，代表了政府对旅游的基本看法，它对旅游的定义（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而旅行到其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并在那里停留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继承了前几十年的研究积累。虽然早期（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者对愉悦性的取向比较在乎，但随着城市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商务旅行、会展节事等产生的移动性应纳入旅游范畴这一观点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正是基于这一新的理解，世界旅游组织建议的定义放弃了对愉悦性的坚持，而接受了更为宽泛的理解，旅游活动的目的被分为休闲、商务和其他三类。
第二个分离讲的是旅游与游憩、休闲的关系。
谢彦君认为，“日常休闲品，不是旅游产品”；“（迪斯尼）被挪到大连，大连人在大连就可体验它，变成了大连人的日常休闲品。旅游这个根本概念被消灭了”。关于休闲、游憩、旅游三者的关系，学者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但其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会允许混用。例如国际知名旅游地理专家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曾经写过一本书Recreation Geography，直译就是游憩地理学，但是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旅游地理学。在全世界的大学课程体系中，单独成立游憩学系、休闲学系的很少，而旅游系却是随处可见。游憩、休闲有时会与旅游放在同一个系内，前者如美国德州农工大 学（Texas A&M University)的公园、休闲与旅游科学系（Park,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ciences），后者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的休闲研究系（Leisure Studies）搞不下去了，最近才改名为游憩、运动与旅游系（Recreation, Sport and Tourism）。这些院系学科的设立及变化关系说明旅游与休闲、游憩关系十分密切，已经到了置于同一个系内的程度。如果在旅游研究过程中人为将其分离，至少是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的。因为根据我的理解，无论是游憩还是旅游，都是人类在休闲（闲暇）时间内的一种活动方式的不同表述。从城市规划学科视角来看，游憩主要是指人们在本地及其附近的活动，而旅游则指离开惯常环境的一系列活动。其间的不同仅仅在于距离上的不同、消费成本上的差异和面对的环境上的变化。要在二者之间强行找到本质差别，一是不容易，二是没必要。
第三个分离强调旅游与旅行之间的不同。
谢彦君认为，“旅游者的空间移动现象包含了大量的对其他旅行人员的关注，我就比较排斥这一点”“首先界定清楚旅游，再旁及各类旅行”“出来个旅行学是可能的，和旅游不是一回事”。旅行是旅游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从旅游研究中移出，则旅游行为就会被割裂成不完整的状态。其实，继愉悦性、异地性、原真性等成为旅游学进展的标志性关键词以后，近年来，移动性（mobility）也已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现象，霍尔（2008）在谈到旅游研究的未来时，用移动性这一术语来解释旅游活动，以旅行或短时间改变住所为标志。即使在愉悦旅游活动中，旅行除了被看成一种成本，但也经常可以看成是一种收益，特别是在风景道、水上线性游船等产品，旅行本身成为吸引物的屡见不鲜。距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亚太旅游协会，其实直译应该是亚太旅行协会（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T是travel（旅行）而非tourism（旅游）的首字母；夏威夷大学的旅游业管理学院英文名称也被叫做TIM，直译即旅行业管理学院（School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其中的T也是指travel。凡此种种，都证明旅游与旅行密不可分，在学术上也应纳入一体。保继刚在与谢彦君的交谈中也表示了旅游、旅行应属一体的态度：“旅游（是指人们）异地性的活动，并且是暂短停留的活动（及其）所引发的一切的东西”“这么多人都在流动，你旅游学者不去研究，城市规划学者他不一定会研究，你去研究了，就是你占了”。
第四个分离是欲将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统一于同一学科领域的酒店研究排除在旅游之外。
谢彦君认为，“我都不把酒店当做旅游”“我们就讨论真正的旅游这个话题，把酒店拿出去不予考虑”“酒店提供住宿和餐饮功能。这和旅游者需要的体验、愉悦或观赏功能，是不一样的”。这种分离在我看来是最不可能、最不应该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其中，最有力的反驳就是目的地酒店、设计酒店、精品酒店的存在，就足以证明酒店本身就是一种旅游吸引物，就是一类产品，或至少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拿谢彦君自己对旅游的定义——愉悦体验是核心来看，酒店提供的住宿功能，其实是所有旅游者必不可少的功能性需要，不少酒店甚至具有重要的愉悦性功能特征。在研究的实践中，我们也无法将旅游者每天的住宿需求从其旅游行为特征、消费特征中强行割裂出去。餐饮作为旅游吸引物，英文文献中有专门的gastronomy tourism（美食旅游）和wine tourism（葡萄酒旅游），就不再赘述了。
第五，欲将旅游购物也从愉悦体验中分离。
除了欲将住宿、餐饮消费从旅游体验中割裂出去，谢彦君甚至要将旅游购物也从愉悦体验中分离：有两个概念，即旅游消费和旅游者消费，“旅游消费的东西就是纯粹的旅游产品，和依附着的纪念品；旅游者消费（是指）旅游者（旅途中）喝水、买手表（等消费），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旅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绝对不是旅游者消费的各种产品的总和”。如果将旅游者在旅途中购买高档商品排除在旅游或旅游经济研究范畴之外，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中国出境旅游者为何络绎不绝地奔向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免税或低税购物中心，已有很多文献证明，中国出境旅游者的出游动机中，购物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曾经参加过世界旅游组织和中国国家旅游局最佳旅游城市标准的研究，国内外专家和政府主管部门都将最佳购物旅游城市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如果旅游者的购物行为不是旅游研究的对象，就很难解释香港、巴黎等依靠购物而存在的旅游城市的发展动力。最近我在微信里读道一个热帖《当美国店遭遇中国人》，里面一句话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来美国就为了两件事：一照相，二购物”，这句话也将民间对出国旅游的动机说得一清二楚。
如果说，上述五个分离是要不得的，那么，旅游学要完完全全地将它们纳进我们的领域么？我只能跟读者笼统地说，分合在于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旅游活动是旅游学的研究核心，但对旅游活动进行研究的，存在多种可能、多个学科、多种领域。在翻译里切等（Ritchie,et al.)主编的《旅游研究方法》一书时，我给该书加了一个副标题“管理研究与社会研究的结合”，正如肖洪根在《纵横》里解释的那样，旅游研究有“两块知识积累，即社会科学的旅游研究与经营管理的旅游研究”。可以这样认为，那么多学科产生了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兴趣，他们关注的东西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剥离了一般旅行、商务旅游、休闲游憩、酒店管理、旅游者消费之后的狭隘的“愉悦体验”。
虽然我不同意谢彦君教授的“五个分离论”，但并不影响他组织谈话整理出版的《纵横》成为一本名著，更不会影响我向读者诚挚推荐此书的热情。因为，《纵横》里面饱含着以谢彦君、保继刚、肖洪根、王宁、马波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旅游学界30年来辛勤的探索、闪亮的智慧、丰厚的思想、纯洁的追求、热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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