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张宏杰《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重庆出版社 2020
中国在近世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光鲜的明朝vs.黑暗的中世纪
14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
14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14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
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
“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
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
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崖山之后，辉煌不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
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假设：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合伙或公司） 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明朝的进与退
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
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
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
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
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
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
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明皇族百万子孙可悲下场：被起义军大肆诛戮
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扞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百姓认为，皇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疯狂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镶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镶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