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一带一路”凸显全球治理思想的世界意义

作者 ：何亚非 / 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

来源：第一财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为解决全球治理出现的“无序”和“碎片化”难题，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凸显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肯定。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政策，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重意义。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了新时期，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世界范围的政治极端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日趋严重。全球化的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全球治理亟须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即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持续激化。在唯资本马首是瞻的情况下，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据美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估算，由于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美国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万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才有可能填平收入的极端不公平。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很可能加剧这一现象。这些矛盾的积累和暴发，导致政治极端化，不少极右、排外、崇尚狭隘民族主义的西方政党纷纷走近政治中心，普通百姓与社会精英的对立加剧，社会治理结构撕裂。如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混乱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二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方，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上台后把“美国第一”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美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多有怨言，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意欲削减美国的联合国会费，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三部曲正在奏响“强起来”的第三乐章。“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中国与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为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

中国从自身发展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所有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时在发展基础上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中国在G20和联合国范畴内极力推动发展议程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无论是联合国的2015千年发展目标(MDGs)还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都带头实践。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成绩占了联合国MDG脱贫目标的80%。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说，“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这对全球的脱贫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参与各方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平等发展，对于联合国SDG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落实的路径。

全球化新时期需要新议程，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说，3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几大支柱正在崩溃，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资本流动造成经济和金融的巨大不稳定，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蔓延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2017/2018年世界经济的预测是“不确定”和“混乱”，2018年经济会比2017年有所好转，但是风险增大，出现“危险的复苏”。事实是，在“美国第一”等短期思维和极端贪婪思想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现实。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出台和美联储加息将加剧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依赖外国短期资金的国家来说，再次陷入债务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风险极大。就欧洲而言，英国退欧谈判启动，但双方都缺乏明确的想法，前景不明。欧洲的风险还在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高债务国家，由于美国利率上升推动世界利率逐步恢复正常，其债务负担将加重，金融危机的阴影很可能再次笼罩这些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极端势力执政对欧盟则是另一种考验，其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纠缠，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