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涌现出大量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本期推荐2015年发表在
The China Journal
上的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一文。作者将研究中国农民工的传统路径称为“征服模式”，宿舍劳动体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论点。基于对深圳工人信件分析和民族志研究，作者认为，今天的农民工在住房、伙食、时间安排、发展期望、维持社会关系方式等方面，面对着迥然不同的外部环境。但是，年轻的农民工仍然会调用根植于家庭和农村的社会关系，来应对日常困境。农民工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旧有方式的断裂，而是夹杂着延续与变革。
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农民工的传统路径是
“征服模式”
（subjugation model）。这种模式认为，农民工屈从于各种结构与制度的力量，体现在中国的户籍政策、许可证制度、血汗工厂，以及基于性别和地域/亲缘关系的歧视。这些结构和制度力量，反过来又为工作场所滋长剥削和压制的车间文化提供了条件。按照这一路径，中国重返全球经济，以及国家吸引外资的现代化战略，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工的困境。征服模式中的一个论点是“宿舍劳动”（dormitory labor）。Pun Ngai和Chris Smith着重论述了“宿舍劳动体制”的独特性，认为这种劳工体制是为了全面控制农民工的生活。
作者观察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邻近工厂的社区租房。虽然征服模式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但却不能延伸至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与1990年代的工厂农民工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文章主要探讨了工人生活方式的具体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征服模式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1990年代初和2000年代末的工厂农民工进行了比较研究。为考察1990年代初深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特点，作者分析了来自深圳致丽玩具厂工人的76封私人信件。1993年，一场大火吞没了工厂，造成80多名工人死亡，严重烧伤的有数十人。死去工人的信件被工厂丢弃，后被学者发现。其中有些信件是致丽工人撰写的；但大部分信件是在其他工厂工作的亲友寄给致丽工人的。许多信件包含了工人社会和物质环境的细节描写，工人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婚姻和恋爱，以及与其他家庭成员、同乡、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同时，文章还引用了潘毅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和李静君《性别和华南奇迹》（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的数据，这两项都是对1990年代深圳工厂的民族志调查。
2010年，作者在深圳玉镇进行田野调查。他与三名在深圳制衣厂工作的农民工合租了一套房，共同生活了6个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作者试图捕捉工人态度的转变，包括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婚姻计划和职业期望。另外，为更完整地把握2010年农民工的处境，作者对六家制衣厂的工人进行了厂区门口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89份。
作者从宿舍、工时、伙食消费、社会关系、职业期望等方面，刻画了1990年代初深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特点。有关宿舍劳动体制，作者认为致丽厂具备1990年代初中国外资工厂的特征，利用特殊的空间安排，占有工人的劳动力。在工时方面，深圳普遍的工作日至少12小时，超时加班被视为正常工作日的一部分。雇主还会对工作迟到的工人进行惩罚。
我很开心，3月25日（1992）收到了你寄来的钱。妹妹，其实你不要再给我寄钱了，我终于领到工资了。（1992年）3月15日，工厂管理部门支付了到1991年12月的工资。我拿到了140元。我已经寄了100元回家。我准备将下个月的钱寄给哥哥。妹妹，请保管好并存一些钱自己用。离家远，一切都要花钱。——引用致丽工人信件
作者总结到，1990年代初农民工生活的特点是：贫乏的物质生存、严苛的工厂节奏和孤独感。女工尤其受到僵硬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关系的困扰，无法逃脱返乡命运，在城市工厂生活多年之后还将再次成为农民。
对2000年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描述，作者从村庄治理、社区出租屋、闲暇时间、工作时间、城市消费、职业期望、地方网络、对家庭和婚姻的态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政府和本地村民对农民工的态度略有转变，虽然农民工仍无法享有任何当地的福利待遇，但政府不得不正视他们的存在，并为他们提供公共设施。农民工地位的提高，是由于他们庞大的数量，以及他们为村里创造的财富。
虽然工厂也不再有严格管控的宿舍体制，但为逃避规制，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生活在出租屋中。年轻工人不喜欢宿舍门禁等“时间规制”，认为这些障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作者对一位合租者一天的日常时间安排进行了白描，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工人的平均工时约为10-11小时。与1990年代的工人相比，现在大多数工人的闲暇时间要多一些。
虽然有生产旺季和倒班工作，但今天的农民工并不像1990年代初的工人有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对“自己”的时间有更多控制，即下班后的闲暇时间。他们也能够与工厂管理层协商他们的休假时间。
中国农民工沟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手机和网络的使用。工人频繁使用信息技术，不仅为了与亲友保持密切联系，还可以分享劳动力市场信息。虽然工人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已经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缺钱。像1990年代的工人一样，借钱有可能制造很多问题，尤其是亲戚，或有亲缘关系的同乡之间发生借贷关系。
1990年代的工人只想暂时在工厂工作，以后还是会回到农村。与此相反，今天的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梦想自己能够从普通的产线工人转变为承包商或小工厂主。
农民工对地方网络的持续依赖并没有减弱，尤其是让男工和中年工人面临沉重的家庭负担。
因此，与以往关注女工的研究不同，本文提出，与其说长辈是家庭权威体制的行动者，不如说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不论男女，许多农民工并没有按照农村习俗，在20多岁结婚。虽然年轻农民工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态度日益凸显，但他们仍要与传统农村的价值观相抗衡。
与1990年代初的农民工相比，2000年代末的农民工摆脱了边缘化的生存、工厂宿舍的禁锢、社会孤立和听天由命的状态，工人有更多的生计选择。然而，
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不代表旧有方式的断裂，而是夹杂着延续与变革。
工人的新式生活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并非完全被抛弃，而是对2000年代末的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工人的世界观和社会关系网络并非完全“城市化”，而是类似于农村小镇。第三，移民通常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临时的，这促使工人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更强大的力量和制度变革，推动了农民工代际群体间行为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宿舍体制被逐渐削弱；同时，政府对厂区外农民工流动的严格管控也放松了。
征服模式隐含的假设是，中国农民工的社会和物质生活受到不同形式权力施加的影响，而只要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简单加总起来，就能解释所有的支配效应。但作者提出，各领域的权力集合对农民工生活的影响，只有在特定时间段内才是真实的；二十年来，宿舍体制的重要性逐渐被工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所淹没。工人不断上涨的工资、新的沟通方式和技术变革的爆发，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工人提供了从简单的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的机会，也使得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发展日渐分明。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需要将厂区外的生活情况纳入进来。
文献来源：
Kaxton Siu (201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 No. 74, pp. 43-65. DOI: 10.1086/681813
文献整理：钱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