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财新网，本文作者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关注重点转变的背后，是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了。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
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美元时，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时，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是很好的展示。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但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严重。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危机，全面两孩政策依然是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最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而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已经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进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严重的低生育趋势也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来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远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实际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由于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十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缓解未来人口危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如下鼓励生育的政策：
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国普遍执行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幸好中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也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更多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