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感谢汪晖、孙歌、赵晓力、柯小刚、赵璕、肖自强、刘海波、许德丰、杨昂、章永乐、常安等师友在讨论中对我的启发。感谢冯象、高全喜、贺卫方、杨念群、王奇生、李猛、强世功、郑戈、吴增定、唐文明、姜文涛、支振锋、欧树军、张泰苏、李启成、钱宁峰、聂欣、高波、董彦斌、李鲁岳、吕翔等师友的批评建议。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1] 《荀子·正论》，载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页324。以下所引《荀子》皆出此书，不再说明，仅注页码。
[2] 《清帝逊位诏书》，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页1251。
[3] 正如汪晖教授看到的，“中国是前20世纪农业帝国中唯一一个将这种连续性维持至21世纪的国家”，“在剧烈的动荡、分裂的危机和外来的入侵之后，脆弱的共和国却在帝国原有的地域和人口的规模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性。”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4] 同上。
[5] 作为主流观点，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脉络，参见，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6] 对两种建国理论的较为系统的提炼与梳理，参见，凌斌：“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7] 相应观点集中表现在《环球法律评论》组织的主题研讨：“清帝《逊位诏书》在辛亥革命中的法律意义”。典型观点，参见，常安：《“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杨昂：“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同上；章永乐：“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同上。以及郭绍敏：“大变局：帝制、共和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政意涵”，《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
[8] 一如后文所述，即使早期革命党人具有排斥异族的政治主张，也在革命开始后迅速转变为寻求国家统一基础上的民族团结。另参见，汪晖：同注3。
[9]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6年”。尽管学界对于具体年数尚有争议，但是武王克商的时间下限，大体不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彭林：“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的纠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蒋祖棣：《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12月11日……
[10]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11] 比如利簋（《殷周金文集成》4131）。
[12] 关于汤武革命与古典革命论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演变，涉及到十分庞杂的学术问题，有着非常久远的思想渊源，这里无法一一辨析。更为全面详细的理论研究，参见，凌斌：《汤武革命：革命建国的古典思想渊源》，未刊稿。
[13] 《汤誓》原文，参见《尚书·商书·汤誓》，载《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283以下。本文所引《尚书》原文，凡取自本书，以下不再说明，仅注页码。因《尚书》一来文字艰深，韩愈所谓“佶屈聱牙”（《进学解》），二来今古真伪历来纷争，难以在本文一一辨析，故而仍以《史记》为本。两者有需参照者，将在文中讨论。
[14] 《史记·殷本纪》，载《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页95。以下援引《史记》均为此书，不再另行注明。所注仅为篇名和页码。
[15] 参见《尚书·周书·泰誓》，页397以下。关于《泰誓》的古今真伪，汉代以来争议不断。自司马迁、刘向采信，至清代如王引之、皮锡瑞等治《尚书》大家皆以为不伪。有关争议，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版），中华书局，1985年；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
[16] 《史记·周本纪》，页122。
[17] 《尚书·周书·泰誓》，页406。
[18] 除另外注明，此处所列《史记》引文皆与《尚书》之《汤誓》、《泰誓》和《牧誓》原文相同。参见《尚书正义》，页285、416、425。
[19] 《史记·殷本纪》，页95。
[20] 《史记·周本纪》，页117。
[21] 《史记·周本纪》，页112。亦参见，《尚书·周书·武成》，页431-432以下。
[22] 《史记·周本纪》，页116、120。
[23] 另见《伯夷列传》，所载事迹相同，但时间有异。综合各篇，采《史记·周本纪》。参见，《伯夷列传》，页2123。
[24] 除前文所引《汤誓》《泰誓》外，如《尚书·商书·微子》，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页253以下。
[25] 《史记·夏本纪》，页88。《史记·殷本纪》，页95、105-106。
[26] 更为详尽的分析，参见，凌斌：《革命与禅让：古典建国论对观》，未刊稿。
[27] 《尚书·周书·武成》，页434。
[28] 《尚书·周书·泰誓》，页412。
[29] 同上，页404。另参见，《孟子·梁惠王下》，页115。
[30] 《日知录》卷二《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华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页69。以下援引《日知录》出自此书，不再说明，仅注页码。
[31] 关于大一统观念中的“民族”属性，参见，李零：“中国的两次大一统”，《http://jus.pku.edu.cn/phpcms/2010/0615/697.php》，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9月13日。
[32] 关于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参见，柳岳武：“‘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江淮论坛》，2008年第3期。
[33] 《史记·夏本纪》，页49。
[34] 成汤亦是“武王”（《史记·殷本纪》，页97：“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35] 《史记·五帝本纪》，页13。
[36] 《史记·殷本纪》，页91、93、105。
[37] 《史记·周本纪》，页111、116、118。
[38] 《史记·五帝本纪》，页9。
[39]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页590。
[40] 《史记·五帝本纪》，页45。
[41] 参见，杨希枚：“论先秦姓族和氏族”，《杨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2] 韩愈：《原道》，《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一。
[43] 《史记·殷本纪》，页96；《史记·周本纪》，页124。
[44] 关于以社会契约建立的政府形式，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十九章。
[45] 《史记·周本纪》，页125-126。
[46] 除了赐命分封，成汤周武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还颁布了一系列典章制度，比如《汤诰》、《明居》等，见于《尚书》与出土简帛。其中所载具体制度，也都非常重要，这里无从延展。
[47] 《史记·夏本纪》，页88；《史记·周本纪》，页126-127。
[48] 《史记·周本纪》，页127。另参见，《史记》之《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等篇。
[49] 《史记·殷本纪》，页98。
[50] 《史记·周本纪》，页119。
[51] 限于篇幅，只能约略概括。更为详细的阐释，参见，凌斌：同注13。
[52] 关于《泰誓》的今古真伪，汉代以来争议不断。自司马迁、刘向采信，至清代如王引之、皮锡瑞等治《尚书》大家皆以为不伪。有关争议，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版），中华书局，1985年；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
[53] 《尚书·周书·泰誓》，页409。
[54] 同上，页404。另参见，《孟子·梁惠王下》，页115。
[55] 《孟子·万章》，页646；《尚书·周书·泰誓》，页412。
[56]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页264。
[57] 对于古典革命“天下为公”观念的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凌斌：《从解读看建国的规范基础》，《法学家》2013年第5期。
[58] 《史记·殷本纪》，页96；《史记·周本纪》，页124。
[59] 即使是征伐也未必要通过战争。一如《孙子》所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页45。
[60]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6期合编本，，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9月6日。
[61] “兴中会”《章程》有明确说明。对此口号，杨昂博士的如下评论或许更为适当：“就其理论而言，或有不合于当时当日之时势者，但其自身之革命与建国构想，亦是一个因应当时中国情势的总体性系统。我们当持温情与敬意，承其利而去其弊。”杨昂：同注7，页27。
[62] 参见杨昂的精到考证，同上，页18。
[63] 对辛亥革命口号的详细解析，参见，郭会杰：《辛亥革命口号的半革命与“告别革命”的全告别》，，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9月13日。
[64] 许纪霖：“革命是如何复活的”，《信睿》杂志2011年第2期。
[65] 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6] 汪晖：同注3。
[67]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同注99，页2。
[68]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9月13日。
[69] 同注2。转引自，杨昂：同注7。以下不再另行注明。
[70] 关于清朝政府的认错态度，参见，徐炳：同注5，页6。
[71] 参见，汪晖：同注3。
[72] 有关历史事实与学术观点的辨析，参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73] 按照章开沅先生的考证，“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辛亥阴历九月）出版”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至迟到“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便已经开始以“辛亥革命”命名。章开沅：同注4，页222。
[74] 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历史上时常将武王革命称为文王革命，因为武王革命时仍然保留了文王纪年并以文王之名义。比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页3085以下。
[75] 比如狮虎簋（《殷周金文集成》4316）开篇即为“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甚至记载周初史事的利簋（《殷周金文集成》4131），直接以武王伐纣纪年：“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译文：武王伐纣那年，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
[76] 实际上，辛亥革命之前的1903年夏，刘师培就发表《黄帝纪元论》，主张“以黄帝纪元取代清朝正朔。‘”可见正朔问题同样为现代革命所重视，而“辛亥”命名有其思想自觉。参见，章开沅：《黄帝与辛亥革命》，，最近访问时间：2011年9月13日。
[77] 比如邹容《革命军》，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均见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中华书局，1980年。
[78] 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79] 关于孙中山、章炳麟、康有为乃至梁启超在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汤武革命观念影响的学术考察，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1-13，15；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
[80] 关于作为社会契约或政治公约基础的“原初契约”，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17-18。
[81] 参见，凌斌：“现代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北大法律评论》2008年第2期。
[82] 2011年（辛卯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按照朱永棠教授根据美国国家宇航总署太空飞行中心的爱思裴乃克博士所著《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3000年的5000年四分月相表》的计算，武王克商的时间是公元前1050年1月31日，周历也是“辛卯年”。参见，朱永棠（编著）：《周武王克商的正确年份和日期》，黄山书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