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日译本、英译本先后出版｜202405-86（总第2727期）

我平素治学，喜欢探究新问题，尝试新方法，摸索新路向，拓展新领域。文学传播是我努力探索的新领域之一。

我做文学传播研究，起于偶然，成于必然。1986年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偶然读到朱传誉先生所著《宋代新闻史》，知道宋代有新闻传播。联想宋人诗话、笔记中有关苏轼、黄庭坚等名家诗词“一出，即日传播”的记载，我不禁追问，宋代的诗文，当时是通过什么媒介和途径传播的？查阅相关著作，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从此，我就开始搜集有关宋代文学传播的资料。在做硕士论文《张元干年谱》和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宋代史书、文集、野史笔记、诗话词话著作，只要遇到与传播有关的资料，哪怕是片言只语，也一并搜罗。1990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后，得悉四川大学将于次年7月主办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写篇论文参会。于是，拿出几年来积累的几大纸袋文学传播资料卡片进行盘点，对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一文，提交到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因为论文初稿有些粗糙不成熟，加之我当时刚博士毕业，名不见经传，论文没有收入大会论文集，只是列作存目附于骥尾。但我没有气馁，对选题还是比较自信。没有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一切得靠自己摸索。几经修订打磨后，论文最终在《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刊发。《文学评论》是我们中国文学研究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之一，论文能在该刊发表，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坚信文学传播研究是一个有意义有前景的领域。1997年，我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获得批准。有了国家基金的支持，动力更大，干劲更足，投入文学传播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理论思考，对文学传播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先后发表了《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等论文，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鼓励。

2003年11月，我出席台湾东华大学主办的“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间得知东华大学将以文学传播接受作为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受此启发，我想把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作为我当时任教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新的学术增长点。2005年，我在武汉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编出版了三辑《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随后，又主办或联办了五次文学传播接受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在吉隆坡与马来亚大学联办“2009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与湖南科技大学在湘潭联办“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月在武汉大学主办“文学传播接受研究高端论坛”，2014年9月在武汉大学主办“2014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与马来亚大学联办“中国—东盟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传播接受研究的进展。

由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不断转移，探索出一个新领域，却不能长期固守阵地，计拟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诸多论题，没能好好完成。于是指导门下诸生来续作深化。门生黄俊杰的博士论文《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谭新红的《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汪超的博士论文《明词传播述论》都已正式出版，王星的博士论文《宋代石刻功能的多元透视与个案分析》和潘明福的博士论文《北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也即将付梓。这几部著作，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唐宋至明代文学传播的观念、过程、媒介、方式，部分实现了我构想的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计划。

这部《宋代文学传播探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结项成果，2012年以后写的宋代文学传播研究论文，如《从北宋<白氏文集>准印牒文看宋代文集出版的审查制度》（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苏轼<赤壁赋>的“多媒体”传播》（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等，未能收入其中。

我与本书的主译者萩原正树先生交往有年。2008年曾请他到武汉大学讲学，陪他和芳村弘道教授同游襄阳古城，谒米公祠、访隆中、涉汉水、登岘山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曾任日本宋词研究会会长，我则承乏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往更加频繁。

此次承蒙萩原正树先生青眼，组织同行好友松尾肇子和门下诸生协力同心，耗费三年的时间，译出拙著，使拙著得以在日本出版，十分感刻。萩原正树先生治学严谨，翻译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有时为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要来微信商量讨论；有时一条引文、一个注释，也要来信确认，以确保无误。而微信等即时通信方式提供了快捷的交流途径。有时他发微信，一分钟后我就收到并回复，完全没有远隔重洋的时空阻隔感。现代的信息传播手段，增强了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之间学术交流的便捷性和愉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