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50 孟庆延 | 制度源流的历史社会学书写

原刊按： 社会科学发展至今，其突出成就得益于其科学化水平的日益提升，比如社会学中定量研究的稳步提升，但是，单有科学化倾向是不够的，社会科学还必须能够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打通。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越来越多地出现交融与互补，很多高校（如北大）成立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兼容并举的研究院，很多社会学者开始投身于历史社会学研究。本期特邀嘉宾是孟庆延博士，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作为一个生于80年代，长在九河下梢的天津人，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半导体中的相声、评书、京剧中度过的。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听旧人故事似乎已经注定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尽管并没有选择历史学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但在社会学这门学问中，我却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历史取向”的研究道路。而现在看来，引领自己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其实是内心深处隐含的问题意识。

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每个阶段的老师都强调做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但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什么叫做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呢？就我个人粗浅的理解而言，所谓的问题意识，并不直接等同于研究问题或者研究对象。换言之，无论去研究城市抑或是乡村，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研究工人还是农民，这些都属于研究对象或研究范畴部分。而问题意识更接近于英文中的“concern”这个层面，即一个研究者的“问题关怀”或者“问题取向”。例如史华慈对“毛主义”及其“德性统治”的研究，实际上其问题意识（concern）在于理解“毛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异。从本科到博士，尽管我自己所做的论文选题都是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现在想来，在问题意识上却有过几次变化。

2005年，当时还在南京大学读本科的我有机会参与到一个农村调查的项目中，跟着南大新传院的周海燕老师一起去了南泥湾。这次调查对“学术”、“历史”还处于茫然状态的我产生了很强的触动，在南泥湾这个“塞上江南”的不到一周时间内，本来以现实乡村问题为调查主旨的我们，却对南泥湾这个村庄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的大生产纪念馆所呈现的革命画面与我在访谈中听到的口述讲述之间的张力给了我直接的“刺激”，让我感受到探寻不同于官方书写的“历史”的魅力。

这次调查结束后，在当时本科班主任杨渝东老师的推荐下，我一方面开始阅读福柯、埃利亚斯的著作，同时也开始接触郭于华、孙立平老师所主持的口述史研究的研究成果，包括应星老师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方慧容老师的《“无事件境”和生活世界的真实》以及李康老师的《西村十五年》等在内的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进入自己的知识领域。不过，彼还处于“乱读书”状态的我，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研究传统背后的“理论意涵”。

2007年我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师从应星老师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在硕士期间，在法大社会学研究生系统而“严苛”的读书生活，以及每周往来于五道口和蓟门桥之间参加渠敬东老师主持的黑尔格读书小组的生活和旁听郭于华老师农村社会学课程，共同构成了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丰富、开心而辛苦的读书生活，帮助我慢慢理解了社会学“理论”之于经验研究的意义，而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本科阶段，对于郭于华、孙立平老师主持的有关土改的口述史研究的理解，我还仅仅停留在“探寻不同于官方叙事的历史真实”这一粗浅的层面。随着阅读的深入，在诸位老师的点拨之下，我渐渐明白了口述史研究背后的理论关照。乍看上去，口述史研究无非是在“讲故事”，当时孙立平老师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也非常流行。但是，口述史研究的基本旨趣却并非“讲述不同的故事”这样简单。用郭于华老师的话说，口述史的研究关怀，实质上在于理解“一种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制”（包括诉苦在内的动员技术）；而在具体的一个个村庄、一个个故事和一段段口述材料背后，更是蕴含着对福柯权力理论的深入理解。所以，无论是《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还是《西村十五年》，看上去并没有过多引用或者讨论福柯等理论概念，但却都带有浓郁的福柯色彩。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也从过去的探寻历史的另一面真相而渐渐转变到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制”之上。

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制，这个说法听上去过于“抽象”了，这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一个社会学的学生要去研究这样一个看上去和今天的现实生活没什么直接关联的问题？记得在硕士期间的课堂上方慧容老师曾经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在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的某高校试图效仿内地的学校，建立一整套有关体温监测的“早检查、晚汇报”等的监督机制，但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在于，除了当时在香港念书的内地留学生之外，其余人面对这样一系列监督机制茫然而不知所措，也正是这些大陆的留学生，熟练地建立起了这一整套制度。

这个例子本身，形象地呈现了所谓理解“文明”的一个面向：那些有关“文明”、“主义”、“机制”等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对此持有何种态度，这些“体制”的痕迹都在有形无形中刻画着我们的样子，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的“跳将”出来。

理解一种文明形态的运作逻辑与微观机制，实际上构成了我从硕士论文以来的核心问题意识。不过，在我以口述史的方式、以河北西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之后，我也渐渐意识到单纯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和单纯作为材料的口述材料本身的局限。

方慧容老师的《无事件境》一文是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本科阶段初读此文时存有诸多不解之处，在研究生阶段特别是自己做完硕士论文之后重读此文，发现这篇文章在讨论国家权力与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和理解口述史料的有效性，进而，依靠口述史料所建构起的历史，就真的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吗？而且，限于受访者的年龄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口述史研究往往无法处理更为“久远”的研究题目。

不仅如此，我发现包括口述史在内的有关革命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海外中国研究抑或是地方精英论下的地方史研究，都很容易陷入到“权力-利益”的叙述模式中去。简单来说，讲述一个故事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大多数故事似乎都逃脱不了“乡村精英的争权夺利”这一“套路”，难道我们对历史、对深处历史中的人与事的理解，只能到此一层吗？常言道，“于细微处见精神”，为什么当研究越发强调“实证”、强调深入“地方”之后，于细微处却见不到精神了呢？

韦伯曾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interest），而不是理念（idea）。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革命以及革命中的人与物的时候，为什么演变成了简单的利害（interest）之争呢？是我们的理解方式出现了问题？抑或是我们的提问方式出现了问题呢？进而，在权力和利益之后蕴含的，又是怎样的“理念”与“社会机理”呢？

产生这些困惑的时间，正是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跟随郭于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虽然当时已经确定要继续对“共产主义文明”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但是心中的这个疑问却困绕着我而使我迟迟未确定具体论文选题。也正是在这一年，应星老师计划开启一项有关革命的社会学研究计划，这项研究计划的总体问题意识即在于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源”与“流”，而这个研究计划并想以非传统美国社会科学范式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来展开，而是希望可以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在政治文化流变这一总体问题意识之下，融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进程中理解“革命”及其“效果”。

再长的里程也需要从第一步开始，而应星和方慧容老师为此在政法大学研究生中组织的几次以陈寅恪为主的几次古代史专题研读，也带给了我最初的启发。彼时是我第一次接触陈寅恪的著作，尽管读起来比较吃力，但是在研读过程中，陈寅恪著述中对“制度源流”的考察、对某一历史人物及其背后的“社会阶级”意义上的分析理路及基于地域社会史而对人物“精神气质”的理解与呈现，对我来说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随着阅读的深入，以及与诸位老师的不断讨论，我开始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口述史研究的小传统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其底色，重点关照的乃是共产主义文明的机制与逻辑，因而其整个研究的关注要点在于权力（这里的权力同时含有李猛老师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这一重要意涵）的运作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效果，但是这也仅仅是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一个维度，另外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包括诉苦等在内的一系列被作为“权力技术”来加以理解的组织动员方式，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换言之，我想尝试以某一组织动员方式为例，对其进行“溯其渊源、察其流变”的研究工作，这也构成了我博士论文阶段最为关切的问题意识。

我们常常将制度、组织动员技术理解为僵硬而凝固的东西。但就我而言，它们同每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一样，是在不断绵延的演化中渐渐生成的。这就如同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是一样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一个人的工资、学历、获奖情况等等指标去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但这些完全不足以让我们“认识一个人”，同样，我们还可以从身高、体重、体脂含量乃至五官的大小去得出一系列有关“漂亮”与“身材”的指标，但这些却无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样子”与“气质”。一个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做过的事、接受过的教育、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以及生养他的一方水土等等等等，最终刻画了一个人的“样子”。同样，当我自己面对着已经被无数研究者研究过的“组织”与“动员”的时候，我更想知道的是，一种组织动员技术，究竟是在怎样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下生长和演化的。在其演化的过程中，都有哪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些人背后所负载的又是怎样的思想资源。

当然，问题意识也仅仅是问题意识，这一问题意识距离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议题，还具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些“中间”环节，实际上也是占据了整个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

当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问题意识同郭于华老师沟通之后，郭老师欣然同意。同时，她认为有必要从源头的意义上扩展对共产主义文明的理解维度，同时也指出了自己的担心和这一问题意识之下将论文进行“操作化”的困难——研究的时间维度被拓展意味着我无法通过口述材料来对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实践来进行研究，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大量借助原始的档案文件以及各种忆述材料进行研究。

对于一名社会学的学生而言，如何处理卷轶浩繁的史料，进而如何从史料中提出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无论从工作量还是从工作难度上看抑或是从对论文模样的“确定性”上来看，这都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工作。幸运的是，在这段时间，应星老师正在政法大学组织读书小组，开启了新的有关革命史研究的计划。于是我也加入其中，共同研读。而两周一次的共同研读，也成为了博士期间一种渐成习惯的“生物钟”。

1. 先慢后快

在社会学的学科训练中，每位学生都上过大量有关方法的课程。但是这些方法课程都并不足以帮助我去处理自己将要面对的庞杂的史料。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整个读书小组一起从零开始，用了相当的精力去补“史料”的课程。经过对目录学、史源学等的粗浅的“自学”，我才开始真正对史料的“等级”、“分类”等有了初步的了解。明白了档案文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尝试围绕自己研究的问题建立“史料库”。

实际上，无论是革命史史料还是地方社会史史料，其生产都有其自在的生产机制，在时间上，党史史料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征集、编纂工作。而包括党史办、政协、工青妇等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机构又会“生产”的门类的史料（比如如果要了解工人运动的史料，那么工会系统往往是不可错过的史料生产机构）。乍看上去，一个社会学的学生去做这样的工作，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但也正是这样的工作带给我了巨大的收获。对于研究而言，花大量时间去了解研究所需的史料生产机制，实际上帮助我建立起基本的图谱，它可以帮助我清晰地确定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找寻“材料”；比如地方志和谱牒材料的编纂与存放都有何种特点，重要人物的材料如年谱、回忆录等的生产又要去哪里找寻；再比如档案文件材料的生产与编纂分别集中在哪些时期和哪些机构。

固然这样的工作占据了最初大量的时间，但这确实是一个“先慢后快”的工作，因为扎实的做好这项工作之后，就可以按图索骥地搜集和整理史料，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无头苍蝇乱撞”这样情况的出现。同样，这样的训练也使我在以后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时，可以有的放矢的搜寻史料。

2.  “断章取义”

在对论文所面对的庞大的史料背后的生产机制进行充分了解之后，一个更为头疼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入手？毕竟这时的我，依然仅仅是有一个“追根溯源”的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意识而已。面对着千头万绪，我开始了“抄档案”这件枯燥而笨拙的工作。那么这么多档案文件，读什么？怎么抄？又抄什么？

首先，考虑到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史料本身的“等级”，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我开始从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十卷1934-1935年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止。

其次，这十卷本的文件汇编，究竟关注什么内容呢？实际上，在我自己的问题取向中，一直以来都对土地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做农业合作社运动的口述史研究，实际上也蕴含着一个朴素的经验问题：刚刚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的普通农民，又是如何在合作化以及集体化运动中“化私为公”的？于是，带着对土地问题的兴趣，我在初读《文件选集》的时候，带着对土地问题的关心开始了“抄文件”这样一件笨拙的工作。在最初的阶段，我所采用的是最为笨拙的方法，即按照文件发布的时间顺序逐篇阅读，在这一过程中将文件中凡是和土地相关的文字、段落，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逐字逐句摘抄下来。

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当我摘抄完十卷本的文件选集之后，却依然一头雾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自己也陷入和很大的焦虑之中。甚至一度对自己的所做的笨拙的抄文件以及“文件编目”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3.  弦外有音

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在整个阅读文件、摘抄文件时，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真正理解的文件的内涵而不只是“停在文字表面”。作为一个未受过史学训练的门外汉，最初阅读文件时，时常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所困扰。在老师们的指点和共同研读下，我发现理解文件话语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入乎其内。在早期革命文件中，经常会出现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争论与判断，也还经常会出现各种关于社会性质、革命所处阶段、革命性质等的判断。实际上，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并非是没有实质含义的“套话”：例如，关于社会性质的判断往往同革命性质的界定联系在一起，而革命性质的界定，又和革命的朋友与敌人乃至具体的策略直接相关（比如“土地私有”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性质之间就存在着天然的张力）。破解文件中的这些高度模式化的文字表达，是理解文件的第一步。

其二，出乎其外。如果单就文件读文件，那么文件永远是干巴巴的。实际上，对于理解一份档案文件而言，特别需要理解一份文件的出台背景（应对的实质问题）、文件的起草者等等要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各种其他的史料（年谱、回忆录、组织史资料）来真正将一份“孤独”而“抽象”的档案史料立体化。一份文件总有发布机构，而发布机构则一定是由具体的人员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在现实的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一方面将文件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比如文件出台的背景以及文件本身透露出的要解决和应对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将文件“具体化”，即尽最大可能去确定文件的真正起草者和发布者（比如，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中共中央”、“**省委”实际上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所谓具体化，就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时空中，确定这些抽象的机构名称背后，究竟是谁？是哪些人？）。这两方面相结合，也就可以将文件转变为具体的人和事。

实际上，将档案文件具体化以及立体化的工作本身，也是不断拓展史料范围的过程，更是真正还原丰富历史图景的过程。因为当文件落实到文件之中和文件之外的人与事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加入人物传记、回忆录、年谱以及事件发生地点的“民情”状况的史料（比如地方史志材料）。

4. 源头活水

随着摘抄的史料越来越多，涉及到的史料类型越发多样，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究竟如何按照一定的逻辑来容纳这繁杂的历史材料呢？这一滩混沌的水面如何能够渐渐清澈呢？这个源头的活水，就是历史本身的时间线索。

陈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家的长编考异之法非常推崇。实际上，历史长编的一个基础逻辑就是时间线索。在我自己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也是按照时间线索进行摘抄和整理的。而当我真正的将摘抄的史料耐心地按照时间线索整理下来并阅读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27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内，在中央苏区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分田地”的具体流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与程序化。从最初的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阶级也开始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还在不断地细化；与之同时发生的事情是，自1933年查田运动始，赣南闽西地区在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同时，各地方也同时还存在着各种脱离量化标准的“闹革命”的群众性革命动员。上述在时间线索中同时出现的现象构成了我博士论文和核心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土地革命中的分田流程何以越发程序化和复杂化？换言之，从初上井冈山时期以暴力斗争为主的“打土豪”到1933年查田运动中同时包含“量化阶级标准”和“暴力斗争”的“查阶级”，组织动员方式上的复杂化与程序化，究竟是在怎样的具体历史中衍生出来的？在这其中，又都是哪些具体的人在起着作用？在经历了面对繁杂史料的迷茫之后，通过以实现线索的大事编年，我终于在自己的问题意识之下，渐渐寻着了博士论文的具体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方式在苏区革命时期的“发生史”，也就成为了我博士论文的具体选题。

那么，这个选题又有着怎样的理论意涵呢？如果我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及其实践理解为借鉴并改造一整套外来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来应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的话，那么构成其中核心要素之一的“阶级”理论与概念究竟是如何在苏区时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完成的呢？阶级这样一种原属于理论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在革命的实践中完成其“操作化”的？同时，阶级作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方式，当它与宗族、土客等传统社会的分化机制、习俗民情相遭遇的时候，产生了怎样的张力？这些张力又是如何在“革命”的洪流中得以调适的？在不断贯彻意识形态、不断调适这些张力的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的革命者在何种情境下，在有形无形中“生产”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传统？

5. 初见南山

当然，依照时间线索，以包括档案文件、年谱传记等史料为基础构筑的大事编年并不等于论文和研究本身。在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问题之后，更为复杂的工作在于将整个研究落实到具体的“人头”、“地域”以及“事件”的时空范围内。在初步“勾勒”出“查阶级”流变的样貌之后，我开始深入到史料中呈现出来的这些流变的关键节点。通过各种史料的不断“堆砌”，以及两周一次的集体研讨，有关“查阶级”的历史流变的关键节点也终于渐渐浮现出来：

以朱毛红军初上井冈为线索，伴随着整个朱毛红军开拓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过程，其土地革命中的分田流程与组织动员技术也在不断演化：从井冈山割据初期以“平分一切土地”为核心的宁冈土地法，到1929年下半年红四军入闽吸收了邓子恢等人“抽多补少”的地方经验，再到1930年6月南阳会议之后以“富农”为核心的展开的从意识形态领域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的一系列运动，直到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技术终于初具模样。而对“查阶级”这一制度生成起着重要作用的两类干部也终于浮现出来：即彭湃为代表的侧重宣传鼓动的“农运派”干部、以王观澜、邓子恢为代表的强调量化阶级标准的“算账派”技术官僚。而同时，整个研究也终于将具体的重点落实在了宁冈、吉安、瑞金和永定这几个具体地理空间之中。

既然在“粗勾”阶段，史料已经告诉我查田运动是革命政党第一次真正尝试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中的重要“事件”，也是“闹革命”与“算阶级”真正汇流成“查阶级”的重要历史场域，因而也构成了我论文讨论的重中之重。在郭于华老师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关系”进入到了瑞金——查田运动的试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现在想来，对于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而言，当我们面对着“访谈”所不能及的研究对象的时候，田野调查的重要意义除了获取地方史志材料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在于让真正对那些重要“事件”所发生的“地方”有着切身感受。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尽管我已经通过一系列“二手文献”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史有过一些了解。但那些停留在论文与文字中的“宗族分化”、“土客冲突”、“墟场会党”以及停留在地图上的山川、河流、商道终究还只是“抽象概念”，当我深入到瑞金、长汀，每天沿着手机导航、看着民国时期瑞金行政地图、骑着自行车穿梭查田运动的诸个试点村庄的时候，当我在瑞金不同的村庄“吃百家饭”听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上述这些抽象概念的实质意涵。这时回头再去读各种革命回忆录中的材料的时候，停留在各种史志材料中的叙述才真正鲜活起来，我也才真正对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构成查田运动重要发轫条件之一的瑞金地方上的宗族冲突（瑞金杨氏与朱氏）有了切实的感受。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查田运动的发生本身是在当时“反富农”的意识形态诉求下展开的。

其次，对于查田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而言，他发动查田运动并任用王观澜在查田运动推行量化阶级标准，本身和他当时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查田运动为自己获取政治斗争的正当性以反对当时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国际派”路线）。

再次，查田运动在瑞金地方的实践本身，又和瑞金地区地方宗族势力之间的固有冲突裹挟在一起。

最后，处于抽象理念的量化阶级标准在查田运动中推行的时候，又和原有地方社会结构中的宗族等一系列地方性要素搅合在一起，进而出现了“算不清”、“不能算”又“不能不算”的多重困境。而“查阶级”便是在这样的具体是历史场景下，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生长出来的。

对于我自己的问题意识而言，我关心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查田运动”为什么要发动，我所做的上述努力，也只是试图澄清“查阶级”得以生成的“历史场域”中的多重要要素：即意识形态的诉求、现实政治斗争以及这两者遭遇宗族分化为基础的传统地域社会时所产生的巨大张力而立，研究进展至此，我依然还没有处理自己作为关切的“人”即历史担纲者的问题。

6. 知人论事

在澄清上述问题之后，我还需要对“查阶级”中的“算账派”进行具体讨论，因为我更想了解的问题在于，就是具有怎样成长经历、性情倾向和精神气质的革命者，在复杂的革命实践中推行着这样一种依靠抽象理念中设计出来的“量化阶级标准”？同样，始终存在于土地革命斗争场景中的那些脱离量化阶级标准而侧重强调“情绪动员与暴力斗争”的一系列斗争方式，究竟是哪些重要的农运干部完成的？

进而，论文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即对王观澜和彭湃这两类干部进行具体的讨论。实际上，对这两类历史担纲者的带有“个人生命史”色彩的研究，我自己也遇到了很多困惑。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理解一个人时候，如何将他的行为与他的“思想”建立起关联？在既往的有关革命干部的研究中，我们的叙事逻辑常常陷于“权力斗争”而“无法自拔”，我们固然可以以今日之自身处境，去理解革命者在具体革命场景中的种种实践，但是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往往消解了革命者背后背负的“实质意涵”。套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这样的理解或许只是对于历史的“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换言之，我们只是在以“权力-利益”这样一种当下社会中最为“流行”的对生活的体验去理解处于思想激荡与革命洪流中的历史人物的行动。

然而，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革命者的“思想图景”的时候，似乎又很难在其“思想”与“行为”之间建立可以观测和得以证明的实证证据。在这个意义上，为了避免过于浓厚的“目的论色彩”，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也只是尝试勾勒王观澜和彭湃个人的生命轨迹，勾勒其复杂的“思想资源”，在其教育经历、思想理念及其具体革命实践的具体方式之间建立一种“亲和性”关系。

换言之，我的目的并非在于建立从思想到行为的因果链条，我所做的勾勒其精神气质的工作，无非是如同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的那样，尝试去认识一个人的“样子”，去体味一个人的境遇，去“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感与所为。就个人的生活体验而言，我总是觉得，真正理解了一个人的“样子”，是理解这个人在各种具体情境下的“行为”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人比事重要些，因为事终究是人做出来的。

由此，我勾勒出了王观澜作为算账派技术官僚身上所具有的“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谨慎理性的计划管理干部”等类型鲜明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social condition），以此去理解其推行“量化阶级标准”努力及其局限。采用同样的方法，我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进行了具体的探讨，进而勾勒出彭湃身上所负载的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内的多种社会思潮及其在“到民间去”思潮下所具有的革命的“深耕者”与“鼓动家”的特质。

7. 余音未绝

从明确自己的问题意识，到选定具体的研究问题，再到搜集、整理史料，以及田野调查和完成上述研究工作，已经用去了近3年多的时间。我也终于进入到了论文最后的写作状态。经过和郭于华老师、应星老师的反复讨论，在行文上，我按照时间线索，从大革命时期有关“阶级”概念的理论讨论为起点，以朱毛红军从初上井冈山开始的历次重要分田实践为线索，以历次制度演进的关键节点为章节划分，进入到了论文的最后“成文”阶段，而在具体的对“事件”的分析中，我大体上都是从“意识形态”、“现实政治斗争”以及“原有地域社会”三个角度来理解历次重要分田实践。进而，为了理解革命及其“担纲者”，我还专门对王观澜和彭湃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整个论文的最后成文写作阶段，也就是最后三个月的时间。直到论文写完的时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先慢后快”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正是有了博士论文期间每两周以书面报告为基础的研讨，有了历次与郭老师、应老师的讨论，有了几易其稿的开题报告，最后三个月的论文写作尽管漫长而难熬，但也井然有序而没有陷入到慌乱之中。

但是，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博士论文依然是个没有完成的题目。因为限于时间精力等多种因素，我的博士论文重点处理了“查田运动”以及“算账派”的环节，但是对之前的闽西分田以及朱毛红军在1930年下半年的赣西南分田缺少足够细致的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补漏的工作；不惟如此，直到博士毕业后近三年的今天我才意识到，真正将“闹”与“算”两种不同逻辑的组织动员技术加以整合的最关键的历史担纲者，我还并没有真正系统处理——在这个意义上，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是我正在进一步展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