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
，露天电影院，我第一次看《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两部6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片儿影响了太多的中国人，我记住了一个城市——萨拉热窝。
1998年
，世界杯，南斯拉夫2比2战平德国，1比2输给荷兰。当时小浣熊干脆面出了一堆球星卡片，有一张是任意球大师，米哈伊洛维奇。
1999年
，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美国人给炸了。我们学校也在反美，我记住了一个难念的城市名——贝尔格莱德。
2000年
，最开始接触到「铁托」这个词，有可能是从颜峻的《地地下》那本书里，或者乌鸦电台的论坛里。后来发现，铁托这么hardcore的词，原来是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领导人。
2004年
，通过当年流行的D5D9（盗版DVD）碟子看到了库斯图里卡，那部片叫《地下》，介绍里都还写着，这是南斯拉夫的导演云云。
2005年
，soulseek，emule等p2p软件独霸天下，rapidshare和megaupload等一众「网络硬盘」还风生水起。我跟着挖掘世界音乐的一众朋友，把巴尔干音乐翻了一个遍。其中有个唱英文歌的乐队特别让人癫狂，他们就是「无烟地带/No Smoking Orchestra」。
2017年
，我喝了3杯伏特加，等库斯图里卡接受采访。我脑子里挺乱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像acid气泡，像乱石滩上的词汇表。放心，我没喝醉，只是大脑飞速在转。
库导进门了，我心想，还挺像齐泽克——这帮斯拉夫疯魔。
我把挂壁在喉咙里的伏特加往下按了一下，然后开口。
特别感谢VICE的邀请，让苏俄转播有机会跟库斯图里卡坐下来聊天。也感谢所有在幕后支持这次采访的朋友。干杯。
吴鞑靼：今天我们主要聊聊音乐，聊聊你作为乐队贝斯手的经历，和你的音乐生涯。你什么时候开始加入乐队的？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启发了你？
库斯图里卡：
在1980年，出了一件蛮大的事情，当时铁托（南斯拉夫领导人）快要去世。有个很红的乐队叫“无烟地带”，其中一个乐手在公开场合说了句，“Marshal（元帅）死了”。他其实是指Marshall（音响品牌）放大器坏了，但铁托也被称为Marshal。这给公众造成了困惑，因为他们在拿不该开玩笑的人开玩笑。
同一时间，我在欧洲一些电影节获了一些大奖，我加入了无烟地带乐队弹贝斯，所以对他们来说，我是来帮他们的，帮他们留在公众视野里。
现在说起来是很简单，但在当时，80年代，事情很复杂，整个历史的起伏震荡，南斯拉夫又解体了，我只是在一个可以说些什么的位置。所以，也算是是意外，我就在那时开始了。
到了1999年，美国轰炸塞尔维亚的时候，我当时在巴黎完成《亚利桑那之梦》，但我儿子不想离开塞尔维亚。因为我的《黑猫，白猫》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我就带着我儿子还有所有被轰炸的贝尔格莱德人，开始在希腊演奏，然后开始全世界巡演。我的创作是来源于人们，来源于来了塞尔维亚的无烟地带乐队，他们演奏我电影里的音乐。幸亏有电影，主要因为是《黑猫，白猫》很红。
苏联时期给官方属性的乐队齐名叫VIA(人声器乐合唱团/Vocal Instrumental Assemble)，就是为了跟所谓的西方乐队/Band文化抗衡。当时南斯拉夫的官方音乐和非官方音乐是个什么样子？
南斯拉夫当时正在跌入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铁托 1948年和斯大林决裂，毛泽东也跟斯大林决裂了，所以南斯拉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60到70年代之间，广播电台、政府官员在让大家听墨西哥音乐。墨西哥音乐是中性的，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危害。或者这么说，当你有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执政党在治理一个非常特殊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南斯拉夫。
那时候，执政者很狡猾。所以他们引入了很多墨西哥歌曲，他们就听这些。你原来的对音乐的想象，要么走得更前更远，要么完全丢掉它。
到70年代末，西方音乐开始进入，西方音乐就极红一时了。接下来就是试图模仿西方音乐的阶段，也就是声器乐。然后他们又试图有原创性，他们的确成功了。我们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摇滚乐坛。
你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得到官方的支持呢，还是完全地按照做独立地下乐队的样子，来运作？
我们完全不是政府资助的。有一部叫《附带损害》的电影音乐，我们在意大利到处演出。我们纪录了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三个月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制造的各种塑胶炸弹，非常致命。我们不是直接从电影里拿了音乐来演，因为我们音乐的独创性，我们重新作曲、混音，结合了从民谣到摇滚的各种风格。当你把这些都结合到一起，创作出的东西让你可以断定：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可以说之前的音乐史里都不存在的模式，即使是电影中的音乐，也没有能在舞台上演19、20年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可以演奏诞生于电影，又独立于电影的音乐。
有人把“无烟地带”归为朋克乐队，他们贴一些朋克元素的标签。但其他人说它没有那么朋克，它是本地化的朋克。
它让我想起共产主义时期，那种环游世界演奏地方音乐的文化民俗队伍，还有马戏团。马戏团，我觉得这个叫法最合适。
马戏朋克
马戏朋克，朋克马戏音乐。
以前的马戏团是会被记住的。马戏团来一个城市，人们叹为观止。就这支乐队来说，人们大部分是为音乐家而惊叹。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么样，也许在哪都一样。
当我在听你的歌的时候，歌词也会让我想到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和行吟诗人式的音乐（Bard music），和当地放克、民谣结合到一起就是无烟地带，感觉挺复杂的，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能完全理解。歌词中的一些智慧，一些狡黠，一些嘲讽都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罗密欧这句。“罗密欧是个可怜的难民。”这很塞尔维亚。你在把自己的思想放入歌词中。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创作歌词的。
昨晚，在飞机上，我完成了一首歌。这首歌是关于一个人出生在铁托死后的两个战争之间的人，他想成为宇航员。
对加加林的迷恋让他们疯狂。
永远都是这样。但委员会发现他有一颗蛀牙，委员会说，你怎么能成为加加林呢？你有一个牙蛀了，蛀牙和太空就不能在一起。
这像一个搞笑的阴谋。
是的。然后他生活崩溃了，成为了普鲁士一个流浪者。他记得他妈妈说过，“别去太高，因为如果你到太高，你会感受到高度和宇宙的空虚。“所有想要去到太高地方的人，大部分都结束在酒吧的地上，被拖走。最后我的主人公他记得他妈说过的话。我们想捕捉真正的讽刺而有趣的事情，观众听到后他们能马上理解。
还有一首歌，是一件被重新发现的事。西欧很多的精子库，他们会收难民的精子，新生的欧洲孩子会是巴尔干男人的后代。
就像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一场战争。
好笑的是歌里面歌词写的是，“在夜间，爱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因为男人已经卖精子已经累坏了，因为它没有收入来源。
你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是属于国家机器的。
是“后真相”，后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西方世界。
我可以感觉带到很多集体记忆和个人生活有冲突，你改写了许多日常生活的故事。
我们有一首新歌，没有歌词，只有音乐。歌是关于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离开意大利去了美国，成为了黑手党的受害人。他回到意大利，在棺材里作为尸体说话。他说“ I’m complimentimoto”，他想公开说话，他讲到他想成为一个大男人，但最后他死了，死在面对黑手党手中。现在他回到他妈妈那里去。
这像是一出小型歌剧，太多悲剧元素在里面。
也有一个好笑的视角来看它。
你刚刚提到了墨西哥音乐，让我想起中国在六十年代有一部非常红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电影《桥》那首歌，主题曲是意大利歌曲《Bella ciao》，中文里叫《啊朋友再见》。
《Bella ciao》，意大利共产主义歌曲。
你觉得你的观众们会觉得那首歌中性吗？
是的。那部电影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创作的，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和我一起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最好的学校之一，甚至我觉得在欧洲也是。因为我们拍了很多练习，电影。所以这两部电影，很大程度上是由音乐决定的。
是，里面的音乐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大部分中国人，一开始觉得那是南斯拉夫歌曲。
其中一首是，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音乐非常有独创性，但另一个就只是意大利共产主义歌曲的改编，但是确实好听。
中国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是90年代到2000年你拍的电影。在《巴尔干庞克》之后，他们对你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形象。你在一个朋克管弦乐队里，相比导演，你更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你为什么想要拍摄关于这部乐队的纪录片呢？
我必须承认，我们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们的音乐会建立在电影基础上，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有知道我和音乐有联系的人,会以为我们是演奏一些已经成型的歌曲。
做电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做一部好电影不是肤浅地随便说说“我们拍部好电影！”“我们做电影吧”。
如今的电影业的问题在于，电影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是量化的，把好的故事放在错的位置上。未来好作者会越来越多，但你越来越难看到他们。因为在这种世界性的经济法西斯主义下，你做的一切都得成功，你做的一切都必须要卖座。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去威尼斯参加一个电影节，去看最后的安东尼奥尼，去看最后的维拉·贝孟，去看最后的黑泽明……那时候是那样的一种风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制片人有矛盾，有时我不想结束制作一部电影，我每次都想要拍出我最好的作品。这当然不可能，但是我就是这么达到精神平衡的，和“我得做点什么”这个想法的和解。
拍电影就像造一座房子，但是你没有看得见的素材。噩梦般的电影，要么让观众沉浸在表面上的笑话里，要么就是一团乱糟糟的3D大制作，例如那些从定义上来说就是追求快速和制造印象。但是我做的电影是非常独特的，它需要以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去探索人性的宿命。所以在很多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我都非常痛苦。对我来说，每一次，每一个镜头，我都想要那种感觉，如果你懂足球的话，就是那种你在世界杯踢决赛的感觉。
我得说，这种拍电影的长期的过程，让我觉得演奏音乐感觉真好。因为我可以和观众有直接的交流。做电影，你只能听到观众对电影的回想。在音乐里，你和观众的交流很直接。我觉得现在的媒体世界太肤浅了，太言之无物，不去深挖人性本身。
你在中国的经历，让你想做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和“坏猴子”电影公司一起，对吧？为什么选择 “坏猴子”为合作伙伴，在中国做电影？
因为他们的黑色幽默、作者意识和他们审视现代生活的方式，我很高兴我的讽刺和诗歌能够融入这间时尚有风格的公司。
中国给你关于改变的灵感了吗？
我来过中国，我明年会来开始拍摄一部电影，我很喜欢人们在这儿生活的节奏。某种角度来说，生活是自发的，随性的，但其实又是非常有规律的，在这两种元素之间，可以创作出很精彩的故事。因为我想和一帮对周围世界和我有相似感觉的人一起做一部电影。我想要创作一部电影，当有真实道德观的真实的人，挑战世界，又遇到意外时，他们的反应。
当这个国家在真正地在发展，当这个国家真的在改变，你就有可能来有一个主人公来经历这些改变。他如何经历这些？当承载他生活的平台不断变化，一些人的真实生活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这部电影里，我想比较在中国和在欧洲的生活。当他们挑战世界而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真实的人，真实的道德观，会如何反应？
主角在其中会经历各种各种的挑战，从爱情到道德，到破坏道德。人们陷入疯狂，他发现他没有，于是他直面道德，做好事，做坏事。我试图把主角或者人民经历的，整个关于自我存在的思考道路放进故事里。
这在中国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整个社会，当权者和人民，每个人都在思考和聊这些事，这确实是个正在发生的议题。欧洲现在已经没有这些困境了，欧洲在经历一个政治大危机，但我们没有尝试真正改变的那种问题了。真正的改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很多人都面对这些挑战。今天，大部分欧洲电影，都是他们感受到的狭隘的心理空间。
他们的生活都被安排得好好的。
生活安排得太好了，他们几乎都不用生活。
所以是一个对后现代社会的挑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