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奥斯维辛”中，移民的“海上共同体”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数百万贫苦民众无以果腹，只得漂洋过海，希求移民他乡开始新的生活。关于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的记载，往往由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半真半假和冷冰冰的统计数据组成。

在《棺材船》这部开创性的跨国历史作品中，奇安·T.麦克马洪对移民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部分——旅程本身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新视角。全书分五个部分展开：准备、登船、海上生活、死亡、抵达。作者以三大洲的档案为基础，从移民的信件和日记出发，对海上行程进行复刻，这些移民的个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关键历史的更为复杂的理解。而毫无疑问，平安抵达只是第一步，爱尔兰人在他乡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启，船上生死与共的经历将为他们带来新的、更为紧密的关系。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生活》，分享给读者。

本书现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

“情感共同体”：海上移民的同心同德

从登船起航的那一刻起，移民就参加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海洋共同体。1853 年，从利物浦前往悉尼的“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在出发前三天，许多乘客开始登船安顿下来。那天晚上，一些人回到岸上的寓所，另一些人则睡在船上。一位移民在第二天早上写道：“我以为自己在集市上，有人跳舞、唱歌，还有人整晚都在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这样的庆祝活动仅限于那些有票之人，在乘客和留下来的人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几天后，当“马可·波罗”号准备离开码头时，一名政府检查员将乘客聚集在甲板上，检查他们的铺位，并把他们的名字与船上的旅客名单一一核对。这时，一场更加正式、等级分明的仪式开始了。当在第三个船舱里发现一名偷渡者时，他被逮捕并带回岸上。这些行动强化了去留之间的区别。这位移民目击者回忆道，“乐队开始演奏《她走了》 （Off She Goes） ，船只起航，岸上的人们欢呼着，挥舞着他们的手帕”，而乘客则含泪挥手回礼。船只起航象征着旧世界的人际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新的海上人际关系的开始。大多数研究移民的历史学家认为，海上航行仅仅是移民经历中一个短期的中间阶段——他们可以忍受并遗忘这个阶段——但事实上它代表了大流散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通过创造不仅基于历史和血缘，而且基于共同经历的崭新的、集体的同心同德之空间，海上生活构成 19 世纪爱尔兰世界的另一条长线。

在离家之前，移民就开始培养在海上可以提供帮助的人际关系。移民手册认可这种联系的重要性。《爱尔兰移民美国指南》鼓励“即将登船的家庭应提供一个公共商店，同时一种归属感可以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减少管理事务的成本”。当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资助者将汇款寄回爱尔兰时，他们有时会鼓励准移民与其他外出的人建立联系。1851 年，16 岁的安·麦克马伦准备乘船前往费城，她的匿名赞助人在预付船票的背面写下一张便条，建议她密切关注潜在的旅伴。“你必须非常细心，要特别注意你在船上的同伴。如果有人也是来自你家附近，他将成为你的同伴。”那些知道其他移民消息的资助者经常把这些细节连同他们的汇款一起寄送。一张预付船票的背面写着：“帕特里克·金（Patrick King）的兄弟姐妹将拜访你们，他们将与你们同乘一条船。”最后，汇款系统有时可以通过协调资助者和移民之间的信息来保护年轻人和弱势群体。1846 年，当詹姆斯·珀塞尔寄钱给姐妹让她来澳大利亚与他团聚时，也传递出他最近收到的一些信息。詹姆斯解释说：“帕特·珀塞尔写信给我，说要把他的两个孩子接来。如果他们无人陪伴，你要尽可能地照顾好他们。”

在船上遭遇的混乱状况为假想的亲属关系奠定基础，而这种亲属关系是海上共同体的内核。卡罗琳·奇泽姆的家庭殖民互助基金会提醒那些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注意这种共同体的社会价值。埃内亚斯·麦肯齐的移民指导手册解释说：“每 12 位成人移民组成一个小组，他们可以在旅途中一起吃饭。这一安排的目的是让亲朋好友在共同移民的过程中能够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并于登船前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那些“没有朋友”、独自旅行的青年男女在出发前会被介绍给家庭团体，“以确保彼此在旅途中都表现良好”。对于那些前往北美的人来说，约翰·奥汉隆认为在乘客中建立一种不同于船上等级制度的民主组织是件好事。他建议：“在清洗舷门和舷窗前，船上两三名有影响力的人应该把旅客召集在一起，说明定期清洁的好处，并就接下来的计划制定一套规则，然后提交给全体人员，以获得普遍同意。还应任命一名或几名精力充沛、积极活跃、有影响力的人士实施本条例或其他被认为可行的条例。”在一封写给纽约一家报纸的信中，匿名作者同意移民“应该在他们中间选出有能力且正直的人，在这些人的指导下，用同样的方式分配空间，为他们提供方便、美味和良好的秩序；再从他们之中选出仲裁者，通过向仲裁者上诉来解决所有分歧”。1849 年，这封信在爱尔兰的报纸再次刊印。

大多数航行必然会伴有思乡之情，移民常常想起他们留在爱尔兰的人际关系。一些人不无悲伤地将失去亲人与离开爱尔兰这片土地混为一谈。1850 年，乔治·里奇（George Ritchie）起程前往纽约。在海上航行的第一天，他伤感地凝视着爱尔兰的海岸。里奇后来写道：“这似乎是我最后一次凝视那些山丘，它们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当里奇在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之间建立联系时，离开家乡的伤感会被转移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上。里奇对父母说：“深深的叹息声让我漂洋过海抵达那个可爱的地方，在那里，慈爱的父母第一次给我带来童年的快乐时光。”在 1849 年从贝尔法斯特前往纽约的途中，塞缪尔·哈维通过望远镜凝视逐渐远去的爱尔兰海岸线时，在日记中也写下了类似的话。他回忆道：“远处是‘砾石山’——也是古老的仙人之刺（Fairy-Thorn）。在漆黑的夜色中，多年前我常常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路过那里。啊！可敬的老树，你使我想起许多童真愉快的场景。”当天气变得更糟、危险临近时，移民感觉自己和远在爱尔兰的家人之间的脱节加剧。在航程开始一个月后，塞缪尔·哈维和他的旅伴亨宁先生在一个漆黑的风雨之夜照看着一位垂死的老妇人。哈维沉思道：“在那个孤独的时刻，我不禁想到罗克蒙特小屋的犯人要比曾经和他们一样快乐的流浪朋友舒服得多，‘如果’（亨宁先生对我说），‘我们国内的朋友知道我们此刻的处境，我想他们不会羡慕我们’。”

许多移民利用宗教仪式来缓解思乡之情。然而，并非所有宗教仪式都能获得当权者的支持，因为当权者更青睐等级分明、正式的形式。1849 年，将近 200 名爱尔兰单身女性乘坐“托马斯·阿巴斯诺特”号前往澳大利亚——这是“女孤儿”计划的一部分。她们中的许多人，用一种让人联想到爱尔兰乡村丧葬习俗的方式，表达思念家乡的悲伤。船上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斯特拉特抱怨道，平安夜“用来为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爱尔兰、他们的亲友哀悼”，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小圈，不停地发出凄凉的号叫，但我听不清他们说的话。斯特拉特觉察到表达这种集体悲伤的无序和混乱，于是介入其中。“我驱散一两个这样的俱乐部，墨菲夫人告知号哭者今天没有布丁吃，以此赶走剩余人群”，他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道，“事实证明这有效缓解了她们的悲伤，她们转而跳舞和唱歌”。考虑到欢笑和哀悼都是传统爱尔兰守灵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性转而“跳舞和唱歌”表明斯特拉特的胜利可能有潜在的局限性。在其他船只上，因为新教船长和外科医生不主持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所以主持这些仪式的乘客找到一个巩固他们在海上临时选民区领导地位的机会。1855 年，民族主义报纸编辑查尔斯·加万·达菲（Charles Gavan Duffy）卖掉自己在都柏林广受欢迎的周刊《民族报》后移民澳大利亚，后来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名政治家。“在海上的第一个星期天，可以说我开始了在澳大利亚的职业生涯”，他后来写道，在得到船长的许可后，达菲为“二等舱和统舱的几百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祈祷……一直到航行结束”。

为促进船上的和谐，统舱移民相信他们是在彼此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航行。一封寄给纽约一家报纸的匿名信认为，那些横渡大西洋的乘客应该团结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中。作者告诫说：“作为他们第一次体验共和统治，这种尝试将具有决定性的利益和价值。”当卡洛琳·奇泽姆租船将贫困家庭运送到澳大利亚时，她通过确保船上没有房舱乘客来促进平等。1853 年，埃内亚斯·麦肯齐解释道：“很多时候个体的舒适感源自乘客间的人人平等。家庭殖民互助基金会的船只没有等级划分，所有人都享有在艉楼（甲板）行走的特权。”麦肯齐补充说，除享受船上的自由外，奇泽姆船上的移民还可以在不被客舱乘客打扰的情况下准备饭菜，而这些客舱乘客通常在时间和资源方面更有优势。爱尔兰政治犯约翰·米切尔是教会和国家的死敌，他很高兴听到两个犯人抱怨他作为一个绅士在“单峰驼”号（Dromedary）监狱里受到的特殊待遇。这些人感到愤怒也很正常，“他们甚至在和船上地位最低的警卫说话时也必须要脱帽致敬”，也不敢踏上尾甲板。然而，“看到我戴着帽子在尾甲板上走来走去，那些警卫和官员碰见我时，偶尔会摸一下自己的帽子以示敬意”。这激怒了犯人，米切尔嘲讽道，但“我敬重他们的怒目而视，相信这种愤怒会转化成仇恨，一种对英国该死的‘机构’的聪明且理智的仇恨”。

持重素净的娱乐活动被视为构建欢乐的海上共同体的关键条件之一。在英国政府的密切监视下，前往澳大利亚的船只在每次航行中都会安排娱乐活动。外科医生在登上殖民地土地和移民委员会承租的航船时，会接到正式通知，“要求推广音乐和舞蹈，以及各种结合运动和娱乐的有益方式”。政府认为潜藏在工人阶级生活之中的性行为混乱是可怕的，因此他们强调所有娱乐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父母被鼓励“为了年轻人而出席这样的场合，以使他们可以安全地尽情享受娱乐”。1849 年，外科医生L. S.坎宁安（L. S. Cunningham）乘坐一艘流放犯人的船只前往范迪门之地，他注意到犯人虽然通常很乐意离开爱尔兰，但他们也容易陷入倦怠期。坎宁安在航行结束时告诉他的上司：“我做了所有能够想到的事情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我在船上放了一两件乐器，只要天气允许，我就会让他们（在工作结束后）到甲板上去跳舞唱歌。”当然，喧闹的娱乐活动有时也会引起麻烦。许多乘客在前往澳大利亚的“艾琳”号上跳舞时，其中一名乘客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有一名小孩在统舱里奄奄一息。然而外科医生驳回了这项申诉，理由是“移民缺乏锻炼”。如果得到允许，乘客通常会自己组织娱乐活动。1852 年，一名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写道：“3 点钟召开会议讨论提高共同体的道德和智力福祉的最佳途径。”几名乘客提出要表演节目，其中一名男子提议做演讲，但拒绝透露演讲的主题，他只是承诺“自己会在晚上准备好”。

在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船只上，监管较为松弛，公共娱乐几乎完全靠乘客自行组织。酒精常常在补给耗尽之前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航行初期。1847 年 7 月，当一位叫约瑟夫·卡罗瑟斯（Joseph Carrothers）的移民在等待船只起航时，写信告诉自己远在弗马纳的兄弟有关其他乘客的生活方式。他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安息日。船长不在船上，到处都充斥着混乱和酒精，毫无纪律可言。”在从贝尔法斯特到纽约的航行中所看到的事情同样困扰着虔诚的长老会教徒詹姆斯·邓肯。1847 年 3 月 17 日，邓肯写道：“今天是帕特里克节，我的朋友在破晓之前起床，按照习俗淹三叶草。”几周后，邓肯遇到一群清醒的乘客，其中一人建议“以公众集会的形式寻点乐子”。邓肯很快就发现自己主持了当晚的娱乐活动，活动“看起来很愚蠢，直到所有乘客都参与进来”。人们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并且“有一个水手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那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体能锻炼是许多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塞缪尔·哈维在前往纽约的航行途中欣赏到许多舞蹈，甚至是“大副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体操表演”。哈维形容大副普拉特先生是“一个身形娇小、和蔼可亲的家伙和一流的舞者”。在 1853 年前往纽约的途中，戈尔韦的移民詹姆斯·米切尔谈到乘客在海上自娱自乐的方式。“许多人晚上穿着华丽，在甲板上漫步；有些人在灯光下跳着奇异的舞步，或者聚在一起听一些天才歌手的歌唱；所有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爱好，竭力消磨在船上的倦怠时光。”

为促进船上的和谐，统舱移民相信他们是在彼此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航行。

水手代表的工人阶级文化有其特定的仪式，这些仪式超越往常船上的等级制度，象征性地将船员（有时还有乘客）聚集在一起。19 世纪中期，一种最受欢迎的仪式被称为“跨越火线”——往往发生在一艘航船穿过赤道时。正如马库斯·雷迪克指出的那样，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入会仪式，标志着航行进入深海水手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第一次越过赤道的人可以选择支付罚款，或遭受有经验水手的身体羞辱。尽管移民在这类仪式中受到正式保护，但船上的官员在仪式进行期间往往置身事外。1848年末，移民船“威廉·姆尼”号在前往阿德莱德的途中接近赤道时，一位目击者注意到水手“忙着准备剃须刀、肥皂、药片、假发和衣服”。第二天，仪式开始了。“（水手）蒙住（新人）眼睛，问他们来自哪里，这挺有趣。如果他们张开嘴说话，会被塞进一颗焦油刷过的药丸。如果不说话，水手会把一桶海水放在他们头上。”船员被要求不要和乘客搭话，但每个人都明白，那些选择“上甲板的人必须承担后果”。第二年，一群爱尔兰单身女性乘坐“托马斯·阿巴斯诺特”号穿过赤道时，也有类似遭遇。“有一个人从尼普顿（Neptune）来拜访我们，他带着美丽的妻子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还有他的警役和理发师”，船上的外科医生注意到，“水手不去干涉那些移民，却抓住地位较低的闲散人员，只要觉得他们的回答不让自己满意，便把他们塞进一只大桶里。而整件事情无人插手”。

海上生活的单调也时常被不期而遇的航船打破。船长经常利用这样的机会交换资源或交流信息，乘客也从这样的经历中获益良多。1849 年，塞缪尔·哈维从贝尔法斯特前往纽约，他说：“于乘客而言，对船喊话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为有一个好的视野，船上每处空地都十分拥挤……这样的事情极大地减轻了海上的孤独感。”1852 年，约翰·克拉克在前往维多利亚的途中也记录下类似的感受。克拉克认为，“向一艘在海上遇到的船喊话是特别浪漫的事”。“船员忙着拉起船帆，船长和水手长大喊大叫——乘客跑来跑去，只为寻一处视野好的位置观看即将驶来的航船——十余人奔跑着，好像要抢破头去邮局寄信——船长对着喇叭喊‘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要到哪里去?’——这些为我们呈现出激动人心的一幕。”过往的船只有时会提供给人们原本无法获得的机会。1851 年，当“皇帝”号（Emperor）航行到澳大利亚时，遇到一艘载有 3 名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法国航船。据一位一等舱乘客说，其中一名牧师“登上我们的船，来照顾爱尔兰移民。我们所有英国人都被要求待在甲板上，只有少数爱尔兰新教徒待在统舱里”。最后，与前往欧洲的船只交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向国内亲朋好友捎信的机会。一位乘坐“皇帝”号的移民在寄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每天都期待能够遇到一艘驶向爱尔兰的航船，我借此机会给你们写几句话，希望你们身体健康。”航船的全球网络为移民与家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宝贵机会。

如前所述，移民船只通常复刻维多利亚时代陆上生活中森严的等级制度。然而在巨大的危险和痛苦面前，这种结构有时会暂时消失，变成一种平等的状态。这让人想起文化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所说的“交融”（communitas）。1852 年 2 月，“圣基兰”号（Saint Kieran）从都柏林开往利物浦，船上有将近 200 名贫困的爱尔兰移民住在露天甲板上，“其中一些人要去美国和他们的朋友团聚，另一些人则要去英国”。离开爱尔兰后不久，航船就遇到可怕的风暴，乘客在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度过一夜。第二天早上，一名目击者报告说，甲板上“到处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困苦和疲惫让这些人看起来毫无生气，他们的衣服也都被水浸透了”。许多乘客躺在甲板上，失去知觉，感知不到寒冷和疲惫。“船长科利斯（Collis）命令在房舱内燃起一堆火，并且双手合十以恳请房舱乘客协助他，大家开始把可怜的人们拖进舱内。”很快，“铺位、沙发和地板上都挤满了女人、孩子和老人，所有人看起来都像躺在棺材里一样毫无生气”。随着甲板上的乘客慢慢苏醒，他们“哭泣着、抽噎着并且向万能的上帝祈祷保佑他们在船上的好友”，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指挥官，科利斯船长受到高度赞扬，“不仅能力一流，而且拥有我们天性中最好的感情”。

虽然许多移民船上的乘客找到在海上与他人同心同德的方法，但分歧也确是海上生活的一部分。伯恩的《新南威尔士州移民指南》 （Emigrant’s Guide to New South Wales） 提醒乘客“要注意避免争吵，彼此间克制容忍；否则分歧将不断加深，最终导致毫无舒适可言，这艘船将成为海上炼狱”。如此多背景不同的人，数周或数月挤在同一艘船上，即使是芝麻大小的事情，也可能引发分歧。1853 年 4 月，一名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谈到“纸牌引起一场战斗”。其中一名参与者的“一只漂亮的眼睛被打青了”。在其他情况下，难相处的人也在努力与他人相处。1845 年末，当“塔斯马尼亚”号（Tasmania）从都柏林前往范迪门之地时，一位名叫玛丽·格里芬（Mary Griffon）的 30 岁女囚犯，因患有各种疾病而被列入患者名单，她的“报复心越来越重……四处威胁人”，并在床上藏了一根铁棒。两个月后，外科医生报告说，格里芬“偶尔会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还会争吵和打架——有 3 次把她单独关在舱室里以便和其他人分开”。对于那些计划横渡大西洋的爱尔兰人，伯恩建议值得信赖的乘客应该得到报酬，他们“负责生火、供应煤炭以及安排做饭的轮次，因为乘客之间的大多数分歧都是由于对火的过度垄断造成的”。热乎乎的饭菜对于舒适的海上生活至关重要，因而移民做饭时使用的公共灶台经常会引起麻烦。1849 年，在从贝尔法斯特航向纽约的“里恩策”号上，“一位新教徒的煎锅里有几滴肉汁飞溅到一位罗马天主教妇女的平底锅里，这个倒霉的肇事者为保全性命，只好落荒而逃”。

虽然宗教是维系社会控制的重要因素，但爱尔兰移民在海上航行期间最持久的分裂形式之一便是宗派主义（sectarianism）。虽然不应过度夸大多数爱尔兰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敌意，但在压力和困难面前，宗派主义得以强化。因此，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被困在同一艘船上时，有时会出现麻烦。一个星期天，在完成海上的祈祷仪式后，塞缪尔·哈维正努力阻止一位名叫马吉尔（Magill）的新教徒攻击两名年轻的天主教徒。“我们在做礼拜时，这两个人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踩踏并制造出很大噪音。”1847 年，“马萨诸塞”号（Massachusetts）从贝尔法斯特驶往纽约，船上许多乘客在唱歌以庆祝圣帕特里克节，“这是一首天主教的歌，并用许多誓言为其增添光彩……我们进行了好几场歌舞，新教徒在这一天里可不好受”。这引发一场僵局。新教徒有时也诋毁天主教徒在危险关头沉湎迷信。1848 年，安特里姆郡的亨利·约翰逊乘坐的船只在航行途中遭遇暴风雨，船身出现裂缝并开始进水，他对天主教徒当时的行为感到厌恶。在安全抵达加拿大后，约翰逊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有些人在祈祷并且用手在胸前画十字，有些人脸色蜡白像尸体。在甲板上，他们像羊群一样聚集在一起，哭着求船长救救他们。我问其中一些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什么也不做，只会洒圣水、哭泣、祈祷、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做各种蠢事，而不是帮忙排水”。约翰逊的愤怒让他处在自杀的边缘。他坚称：“此刻我对这一群天主教徒感到非常厌恶，我宁愿沉船都不想继续和他们待在一起。”

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占多数的个别船只上，他们在航行途中可以免受新教徒的蔑视。但当他们的人数较少时，爱尔兰天主教徒发现他们更容易遭受宗教或种族歧视。1854 年，当“佩斯汤基·伯曼基”号从普利茅斯出发驶往阿德莱德时，船上一位名叫伊莱扎·威克（Eliza Whicker）的英国妇女写了一份日记，记录她如何协助维持海上纪律和秩序。当经过巴西海岸的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群岛（Fernando de Noronha islands）时，威克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家庭上。威克抱怨道：“一个爱尔兰家庭被强制要求在浴室里从头到脚修剪和清洗一遍，他们的床和被褥被扔出船外，只能自行搬到船上的另一个地方，最后使他们的邻居感染寄生虫。”威克决定强调这个家庭的国籍——他们是船上唯一的爱尔兰家庭——以此暗示他们品性的卑劣与国籍有关。当新教传教士遇到移民儿童时，他们常常认为爱尔兰背景是造成其智力和道德缺陷的重要因素。例如，纽约的一位传教士发现，在特拉华和哈德逊运河上工作的孩子常常精通《圣经》教义。“（正如我们从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样）城市传教者找到他们并将其带到主日学校”，牧师解释道，“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父母无知且堕落（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在美国他们仍然受到早期教育的影响”。爱尔兰人有时在海上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1847 年，纽约的《水手杂志和海军期刊》抨击道：“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爱尔兰案例，是一名厨师不小心将一些蜡烛掉到水里，然后把它们放进烤箱里烘干。”

不同等级的乘客固有的阶级差别——从一等舱和二等舱的富人和享受者到统舱的其他乘客——有时也通过紧张的关系和内部分歧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在起草赞扬船长的公开决议时，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特等舱里的绅士会执笔签署文件并做演讲，而那些统舱里的乘客则静静地站在一旁微笑。然而，当 1849 年“里恩策”号从贝尔法斯特驶往纽约时，住在甲板夹舱里的乘客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这段旅程的早期，阶级矛盾已经在平静的表面下沸腾。只有一个女人和她年幼的女儿是头等舱的乘客，二等舱的一个目击者写道：“这个女人心高气傲且矫揉造作，大副非常讨厌她。” 在航程快要结束之时，乘客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统舱里的乘客认为，在整个航行过程中，二等舱乘客对统舱的事务置身事外，因此在他们起草感谢船长的演讲时没有通知比他们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二等舱的乘客“严厉谴责另一方的领导者在这件事情上的愚蠢行为”后，起草、签名并提交他们自己的演讲，得到船长满怀感激地接受。目击者注意到，“统舱乘客的领导者在附近转来转去，听着我们说的每一个字，似乎对我们的演讲很不满意”。

是造成其智力和道德缺陷的重要因素。

统舱乘客内部的爱尔兰移民有时也会出现分歧。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和方式都映射着他们来自农村社会的家庭出身。尽管爱尔兰历史上最著名的排斥事件发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的土地战争期间——一位名叫查尔斯·博科伊特（Charles Boycott）的地主因下令驱逐他人而遭到孤立，但社会孤立一直是爱尔兰农村弱势群体的武器。驱逐是用来惩罚那些违背乡村社会习俗的人。这些价值观以及对违背它们的惩罚依然完好无损地存在移民船上。1846 年，在一艘从爱尔兰开往魁北克的航船上，一名官员报告说，他碰巧遇到一名妇女，其他乘客正威胁要把她扔出船外。当这名官员向统舱乘客领袖帕特·巴特（Pat Battle）提出质疑时，却被告知这名女子“是个坏姑娘；只要她在船上，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好运气；让她在船上，我们会永远也到不了陆地；神父告诉我们，她在船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这名官员经过进一步问询后得知，这位年轻女人“在国内做过不光彩的事情，被引诱她犯罪的主人作为移民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也是她的爱尔兰同胞打算把她扔到海里的原因。最后多亏这名官员警告想要伤害她的人，“这个可怜的女人才没有再被迫害，但仍然没有人愿意和她说话”。这种孤立可能会产生显著影响。1849 年的一天晚上，当“迪格比”号载着 250 多名爱尔兰家仆驶向澳大利亚时，“卡文郡济贫委员会的一位名叫罗斯·赖利（Rose Riley）的女孩，从船舷上跳下企图自杀（未遂）”。船上的教师解释说，罗斯涉嫌与一名水手有“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并“在自杀前一天受到女孩子们的谴责”。羞耻心和恐惧感在海上尤为强烈，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认同感深深根植于同行团体的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