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文刊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期，感谢张志扬先生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一切普世價值或普世命題都是意識形態。”
華夏文化
[1]
的現代劫難：
（一）假如這個世界有三界（神、人、物），那麼，華夏文化可謂兩強一弱（道、人強，物弱）。四個原生文明（埃及、西亞、印度、中國），幾乎都有同樣的兩強一弱特點。而次生文明中的希臘，從一開始的“（功能性）善”（即“知識即德性”）和達到功能性善的思維方法“演繹與歸納”，越過中世紀承接的就是“知識即力量”（“分析與綜合”）以及作為目的的“知識即功利”，自然走上“破物取力”的宇宙論物義論道路，實現其“強力意志”，追求其“帝國夢想”：雅典帝國、羅馬帝國、英帝國、美帝國……不絕於史，把世界拖入“叢林原則”。
（二）
華夏文化講究天道中和、突出人仁德治，曾佔天下先。
宋以降，士先弱則國勢漸衰，因無更新圖變之思想原生力；至
1840
年，才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擊敗，從此一蹶不振。
此後一百七十年來，尾隨西方如在押，幾乎造成文化根脈的中斷，以致文化復興成為百年未解的難題。
（三）
當今之世，西方文化挾持世界
：
“神”或“道”，除了用苦難以警世，皆退隱於無形；
或許“神”成了“與強權同在”的隱秘力量，引導人類兌現詛咒也未可知，像斯芬克斯之謎；
“人”，已被降解為慾望體，與技術物質互為對象化，唯功利可執牛耳；
“物”，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非人屬）宇宙論物義論主宰世界。
[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已全民投身於功利：
進以利，退以利；
沒有“吾日三省吾身”的退路和淨心慎獨的思想空間以明心見性。
相反，耳濡目染的盡是西方那一套“神怪力亂”的全武行、全色行。
即便經濟崛起，伴隨的也還是亂象叢生；
所謂德治，連看家的口號都提不出來的。
（四）
每個民族的古典學是每個民族的文化根脈、文化種性。
今天，
如果有一個民族的教育體制把別民族的古典學看作比自己的古典學高明，甚至把別民族的古典學看作普世價值頂禮膜拜，而把自己民族的古典學看作本土性落後性難免羞澀，那實在是這個民族永劫不復的淵藪
。除非這個民族至深的文脈最終浮出水面顯出“大而化之”的端倪……
華夏民族應該注目猶太民族。
從數量上看，猶太民族是個小民族。近
2000
年來，居無定所，在其他民族中常被驅趕甚至被屠殺，以致二戰幾乎被納粹趕盡殺絕，犧牲了
600
多萬人。
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化整為零地消失掉。一部《托拉》（聖經舊約）就讓他們存活下來，而且始終是“作為神的特選民族”存活下來。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存亡”或“救亡”問題，猶太民族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啟蒙”問題。
他們非常清楚“啟蒙”就是背棄自己的保護神“耶和華”，即背棄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脈，故
啟蒙即亡族
。
儘管對於猶太青年人，除了“割禮”，始終必須面對“猶太人問題”，即“做不做猶太人、如何做一個真正的猶太人？
”結論當然總是“如何做一個真正的猶太人”，即做耶和華神的“特選子民”，由此傳承猶太人之為猶太人的民族命脈，
與其他民族劃分出不可認同、亦不可混同的民族界限
。
這在人類歷史上實屬一個奇蹟。
相比之下，中華民族現代史困擾於所謂“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至今還自覺自願地把西方的價值標準當成“普世價值”作為“啟蒙”自己的絕對尺度，恨不得把自己完全西化了去才善罷甘休；所謂“新儒家”，不是“唯識宗”底新儒家，就是“新康德”底新儒家，不是“新理性”底新儒家，就是“西體中用”之“新馬克思主義”底新儒家；更有些知识分子还耻于做中国人，成天想的不是“脱亞入欧”、“脫亞入蘇”，就是“脱亞入美”，像无根的转蓬。從來不反省這種“啟蒙”的殖民主義性質已經造成了幾乎亡族滅種的危險。其中一個現象尤其令人警醒，猶太人中的“文士”即知識分子是固守民族文化根脈的自覺者，宣講《托拉》成為凝聚民族精神的靈魂，而中國的“士”即“知識分子”，完全背道而馳，以變“啟蒙”為“西化”而後快……
以致今天，知識分子自身的啟“啟蒙”之“蒙”即“歸根復命”，成為中華民族真正復興的先決條件。
再回到猶太人的具體問題中來。
歷史上，金錢，幾乎是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保持世俗聯繫的唯一渠道。而這個渠道，權且從馬克思對“資本”夢幻本質的研究開始（資本作為民主自由的本質難道不更彰顯其所謂“普世價值”？），其實際贏家幾乎總是猶太人。“夏洛克”就好像是全人類的“高利貸者”，恰如本雅明描述的“穩操勝劵之手”。今天的世界金融不就是這樣操縱在猶太人手裡嗎？不僅如此，從資本到物
——
能破物取力之最大者莫過於“核彈”，也是猶太人獨領風騷。
此外，二戰後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全面取證到傳媒播撒以致深入人心到“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猶太人絕對佔領了道德上的制高點。謹此三項
——
金融、科學、信息
——
誰人可比？
這個世界上只有猶太民族能夠打通“神”-“人”-“物”，當然是在歷史性地被驅趕被屠殺歷盡劫難之後。
但是，
絕對信神的民族為何沉迷於物？
這三種物質力量將把人類引向何方？
救贖，還是毀滅？
仍然是個謎。
哈，哈姆雷特思考的是“猶太人問題”
——
“去死，還是去活？
”
歸根復命。
隨現代性漂流而去，讓科技收拾人性的殘局，歸根結底是人類之喪，一切文化都難倖免；
糾現代性之偏，把“歸根”變成“復古”，仍受制於現代性之偏，終逃不掉科技的非人屬的物義論之途；所以，
“歸根”所開出來的“復命”之“命”，實乃救治“現代性危機”即駕馭“物”的人義論之回歸：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致人和”
。
所以，古典學不是故紙堆。
恰恰相反，古典學，一個最不是書齋學問的學問，大家千萬不要書生氣十足地“躲進小樓成一統”了。
猶太人問題表明，其古典學有內外三層：
核心
——
無形神耶和華；
中介
——
自信
為神的“特選子民”，擔當“末日審判”的救贖使命；
入世
——
推動世界到
極致
，讓其盡顯本性
——
誰去死，誰去活，唯有神知道。
與此對照，
“中國人問題”
在哪裡？
中國古典學何以“歸根復命”？
（重申：
不是“
複古
”，而是“
復命
”。
）
回答不了這個問題豈止喪失中國古典學資格。
“中國人問題”表明
[3]
，其古典學亦有內外三層：
核心
——
無形神道；
中介
——
自信
“道法自然”，為此擔當“和而不同”的“中庸”使命；
入世
——
清醒“域中有四大”，不大不足以成事，但尤其清醒：
不走“大而伯之”，而走“大而化之”之路，使世界
“致中和”
。
古典學是滲透性的、生長性的。
不唯是博雅，糾現代性之偏。她其實從根本上決定著現代性的特質與走向。就看能者如何矯正調制。
我希望中國古典學者自覺分出
一小部分人
潛心於此
：
潛心到東西古典學奧秘中去；
潛心到世界歷史機運中去；
潛心到現代科學自我證成的單向度極端化中去，體察其界限、偏頗與得失；
尤其要潛心到猶太人乃至西方人的隱秘運作中去……
“以正治國，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老子《道德經》之“德經”五十七章。“無事”即對自大至極而爭伯肇事者“大而化之”。
2012
年
11
月
17
日
初稿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定稿
注释：
[1]
需要特別說明，中華民族或華夏民族是一個民族綜合體，中國歷史事實上已經是一個民族融合的歷史，這種融合造成了今天的政治版圖恰恰與一個歷史民族綜合體相當。
[2]
馬克思在
1845
年《共產黨宣言》至
1846
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為了擺脫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影響，將
1844
年《巴黎手稿》中的核心範疇“異化勞動”完全轉變為自己的科學“生產力”概念，以為這樣就完成了“從空想到科學”的蛻變，奠定無產階級的聖經《資本論》。可哪裡知道，此一轉變最隱蔽的要害是“人”徹底唯物成“生產力”（即“勞動力”歸根結底屈服於“生產工具”與“生產原料”——“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無非是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的現代版，從而更全面地推動“地球”走上“行星工廠”式的物義論道路。原來以為“物”是幫助人自身解放的自否定中介，沒想到中介成為根據（“生產力”），從根本上把人揚棄掉而成為物的自我證成。猶太人就是這樣幫助耶和華實現對人“末日審判”的“末世論”？
[3]
關於“中國人問題與猶太人問題”，請參閱《啟示與理性》第
5
輯《中國人問題與猶太人問題》，萌萌学术工作室编，北京：三聯書店，
2011
。
張志揚
，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