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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千嬅为什么要唱“我怕死”|存在焦虑

京师心理大学堂  · 公众号  ·  · 2024-05-29 19:08

正文


作者 | 凯英


「5.25」 谐音“我爱我”,是

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

爱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正确认识并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学堂君带来了

「焦虑/羞耻」 特辑,

谈谈那些大家都曾经历,但未被充分讨论过的时刻。


我们一起成长,好好爱自己 ❤️




“我怕死。”



看到这句话,在你的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怎样的场景?



或许有的场景,是即时的生命威胁:车祸、摔下悬崖、坏人拿着刀拦在你面前......这样的场景,不只你会害怕,即使是一只不知死亡为何物的小猫咪,也会顿时进入“战或逃”状态。



(图源网络,侵删)



但又或许,你想象的场景是更抽象的。例如,你会想到死亡的不可避免,又或者想到你上一次产生“我怕死”这样念头的情境。这些情境大概率并不牵涉到真正的生命威胁,更多地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例如看到日食,或者被分手。



正如杨千嬅这首《假如让我说下去》,“暴雨中,我到底怎么要害怕,难道你,无台风会决定留下……我怕死,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



不过是一个在香港一年逾10次的台风,安坐在屋内的主角,纵使被苦恋之人挂掉电话伤心苦楚,却又如何有了性命之虞,以至于说出了石破天惊的“我怕死”三字?但细细品琢,又觉得这三个字似是被嵌在这里,换成什么都不合适。



当最原始与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时,那种感觉,似乎自然而然地指向了“怕死”,或者说, 存在焦虑



什么是存在焦虑


存在焦虑 常被视为是一个哲学问题。与任何动物都有的“爱生恶死”的本能相比, 存在焦虑并不只出现在生命真正遭受威胁的时候。当人类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时,这种焦虑便随之而来



小猫咪大概不会因为想到死亡必然会降临便对罐头食之无味,但人类对于死亡必然会到来的思考却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类的种种行为。



当人们问出“既然终究会死,那么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这种思考对其人行为和心性造成的影响,只怕是难以估量的。以至于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意识“苹果芯里的那条虫“。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认为,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一切焦虑背后的基础



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1]中,提出了 存在主义的四要素:死亡,孤独,自由,无意义 。死亡的必然性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该如何面对孤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掌控的自由,以及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过着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在亚隆的《爱情刽子手》中,一位来访原本傲慢自大、不尊重他人,罹患淋巴瘤后,在近乎是人生最后的阶段来参与治疗。在治疗中,关于死亡的必然性被讨论,在即将到来的死亡提醒之下,他意识到,当一个人过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时,这种关于死亡的焦虑会格外明显。



随即,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做出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选择。积极参与团体活动,与子女的关系也随之修复。在亚隆的另一本书《直视骄阳》中,一位来访感慨,“太遗憾了,我直到身体里长满了癌细胞才知道该怎么活!”



(图源网络,侵删)



正如亚隆所说, “尽管肉体的死亡会毁掉人,但死亡的观念却能拯救人” 。对死亡的思考对人产生的影响,方向如何先不论,但始终是巨大的。



既然存在焦虑对人类行为有如此大的影响,对它感兴趣的自然不只是哲学家与心理治疗师。科学家们,也一样对此充满了好奇。



死亡恐惧是人类恐惧和焦虑的缺省模式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感受到“怕死”?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答案很可能是,任何情况。



在心理学科普文章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说法,杏仁核是人类的“恐惧中心”。也因此有了这样的冷笑话,恋人拿着对方的fMRI结果怒发冲冠,“咱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想到我,你激活的是伏隔核(奖励中心);怎么现在让你想到我,你竟然激活的是杏仁核?”



这种说法把“杏仁核激活”与“感到恐惧” 两者划上了等号。然而,在神经科学上,这二者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人类大脑的恐惧回路,涉及到的脑区不仅仅是杏仁核一个。



科学家发现, 当使用深部脑刺激来刺激下丘脑穹窿周区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的背侧柱时,人会产生一种强烈而无法解释的恐惧感 。仿佛是“忽然进入了漆黑无尽的隧道,不知从何而来的不确定感”。



许多参与者对这种感觉的描述,都是“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我怕死”。这种恐惧并非来源于真实世界中的威胁,是一种 “非条件式”的原始恐惧 。当人类感受到这种“原始恐惧”的时候,这种感受会被大脑解读为 “怕死” 。甚至那种不确定感,与咨询师们发现的“存在焦虑“的感觉竟如出一辙[2]。



(图源网络,侵删)



那么杏仁核的功能是什么呢?事实上, 比起产生恐惧,杏仁核更像是一个恐惧的解释器



在日常情况下,它将外界的威胁转化为内在的恐惧感,从而推动大脑产生“战或逃”的行动;而当这种恐惧来源于内在时,也会将这些信息与外界的线索进行整合,如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恐惧的理由,杏仁核的调控作用会将我们感知到的恐惧进行降级。



当一个人的杏仁核受到了破坏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了杏仁核,当面临外部的威胁时,确实几乎不会感到恐惧。但一旦使用了内在的恐惧诱发手段,这些参与者的恐惧感,却会变得无比强烈。



一位被称为SM的著名被试,患有双侧杏仁核损伤。在日常情况下,她近乎毫无恐惧的感觉,甚至敢于徒手触摸捕鸟蛛。无论是鬼屋还是歹徒,都没有办法吓到她。



但当实验者给她吸入含35%的二氧化碳的空气混合气体时(这是在实验室内诱导恐惧感的一种无害操作,患有惊恐障碍的病人比健康人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感受到恐惧),她的恐惧感却远超常人,达到近乎惊恐发作的程度,认为自己“接近死亡”。



没有了杏仁核对外界线索“这里是安全的“的调控,面对内在的恐惧线索,人们好像不自觉地将这种恐惧感指向了死亡。 [3]



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恐惧时,我们的大脑生而倾向于将这种感受解读为“怕死”。这恰好对应了亚隆说的, 没有指向的焦虑就是死亡焦虑



这也是为什么,那首《假如让我说下去》那么触动人心:当我的大脑新皮层告诉我没什么好怕的,当我的理智告诉我“离开,不应再打扰爱人对不对”,那所有复杂的不可解的情绪,反而会被放大为“我怕死“这种终极的焦虑。



存在焦虑影响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对存在焦虑感兴趣的,除了认知神经科学家,还有实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实验存在主义心理学研究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我们终将死亡”这件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时,我们将会采用各种方法来缓冲这种无可避免的焦虑。[4, 5,6]



“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是恐惧管理理论中的两个系统 ,以防御在两种不同情况下的死亡焦虑。



当死亡的想法在我们当前的焦点注意力中,我们会采取“近端防御”。这些行动有可能是健康的,也有可能是适应不良的。



例如,当病毒来袭,启动了我们对于死亡的意识,有的人可能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也有的人可能会否认病毒的致命性,又或者采取其他方法来把死亡的想法赶出自己的头脑,例如酗酒,即使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将他们置于更大的死亡风险中。



当然,任何人都无法承受随时随地将死亡的想法放在注意的焦点,无论是外界的打扰,还是我们自己的近端防御,都有可能将这些想法推到我们意识的边缘。当死亡的想法依旧处于我们的视野中,但并不在注意焦点位置时,我们会采取“ 远端防御 ”。



远端防御中,缓冲死亡恐惧的方法包括 自尊、文化世界观、以及亲密关系



/ / 1.自尊


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人类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方法来维持对自己更高的评价。因此,当人类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时,面对死亡的威胁,会倾向于 采取更多维持自己自尊的行为。 例如,当体力是自尊来源时,被启动死亡想法的参与者,可能会展现更强的握力。这种行为在现实层面有时适得其反,例如,将驾驶能力作为自尊来源的人,在被启动了死亡想法之后更有可能危险驾驶。



/ / 2.文化世界观


有人说,人类是唯一会为了抽象的信念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物。或许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不会无尽,才会建构出抽象的信念,安慰自己即使肉体死亡,这些抽象的信念依然可以成为某种象征的不朽。



在实验室中被启动了“我们终将死亡”的想法之后,人们对自身所在的文化信仰和政治观念的捍卫会增强,似乎这些信念可以代表着一种象征层面的永生。对于对立一方的人,采取的惩罚也会更加强烈。



例如,在被启动了死亡的想法之后,人们对破坏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犯罪的态度会更加严厉。面对攻击自己文化信仰的人,被启动死亡想法之后的参与者倾向于给对方喂更多的辣酱以惩罚对方。有信仰的人,信仰会更加强烈。



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远端防御,有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例如,在疫情期间,各种立场的对立更加明显。当这种甚至不自知的对死亡恐惧的防御带来各方的撕裂时,事实可能反而会被置于观点之后。在大家需要团结起来对抗真正的死亡威胁时,这样的对立会适得其反。



/ / 3.亲密关系


另一个对死亡恐惧的防御,就是 亲密关系 。想到死亡会让人们感到对亲密关系更加需要。当面临死亡时,亲密关系可以提供三个最重要的缓冲器: 安全感、被重视的感觉,以及象征意义上的不朽。



从演化上讲,当你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总是更加安全的;亲密关系中那种被重视,被看重的感觉,也可以让人短暂的离开那种将自己融于“必死的芸芸众生”的感受;而关系本身,无论是从繁殖和遗传的角度,还是从把“我”变成“我们”来扩大“自我”的界限的角度,都可以提供这种象征性的不朽感[7]。



其实,亲密关系与死亡的联系,在被科学研究之前,早已被各种文艺作者所看到。有人说,爱与死,是永恒的母题,也是纠缠不清的两生花。这也是为什么,在《假如让我说下去》中,当爱意与思念入髓,“我怕死”三个字也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在面临死亡这种原始的恐惧时,我们固然有着相似的机制,但也有着独特的选择。大五人格中开放性比较高的个体,面对死亡的想法时,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捍卫不会那么显著[8];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可能会发现比起亲密关系,其他的防御方法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效[9]。



(图源网络,侵删)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思考。如何去面临存在焦虑,我们谁都没有答案,又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生来书写我们的答案。正如恐惧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认真思考死亡的时候,这些可能会影响我们想法和行为的远端防御模式不会出现;但当我们回避思考这些问题时,这些被启动了却没有被看到的存在焦虑,反而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或许亚隆是对的: 要面对存在焦虑,你终需直视死亡,直视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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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君

史铁生曾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那么学堂君不禁会思考,对于这样一件确定的事情,我们在焦虑什么呢?思考来思考去,学堂君觉得可能是担心留有遗憾吧,比如遗憾未竟的事业、遗憾要断裂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把握当下、尽可能不给未来留遗憾呢?虽然学堂君觉得大家在克服旧的遗憾时,还会创造新遗憾(别打我QAQ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

[1] 亚隆.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M]. 黄 峥, 张怡玲, 沈东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2] Johnson, P. L., Federici, L. M., & Shekhar, A. (2014). Etiology, triggers and neurochemical circuits associated with unexpected, expected, and laboratory-induced panic attack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46, 429-454.

[3] Feinstein, J. S., Gould, D., & Khalsa, S. S. (2022). Amygdala-driven apnea and the chemoreceptive origin of anxiety. Biological psychology, 170, 108305.

[4] Klackl, J., Jonas, E., & Kronbichler, M. (2013). Existential neuroscience: neu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proximal defenses against death-related thought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8(3), 333-340.

[5]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 Greenberg, J. (2015). Thirty years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52, pp. 1-70). Academic Press.

[6] Arrowood, R. B., & Cox, C. R. (2020).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practical review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logy, 2(1), 1-83.

[7] Plusnin, N., Pepping, C. A., & Kashima, E. S. (2018). The role of close relationships in terror manage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4), 307-346.

[8] Boyd, P., Morris, K. L., & Goldenberg, J. L. (2017). Open to death: A moderating role of openness to experience in terror manage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1, 117-127.

[9] Hart, J., Shaver, P. R., & Goldenberg, J. L. (2005). Attachment, self-esteem, worldviews, and terror management: evidence for a tripartite security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6), 999.



作者 | 凯英

编辑 | 草芽君

美编 | 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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