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镜中摄影师”，1962年10月（据傅敏）
文︱沈亚明
2014年秋，《南方都市报》刊载了拙文《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简称《遗物》），主线是我整理父亲沈仲章遗物时，发现的两张傅雷照片。
一张傅雷在书房，随文公布。另一张傅雷手持烟斗，“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中之人相机齐眉，像是拍摄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进去了。”这后一张没有马上刊发，因为“我决意先辨认‘镜中人影’，跟家属商量之后，再发表有烟斗的那张照片。”文内预告：“我已经请教了可能是镜中人的家人，我的猜想基本得到证实。”
朱家辨认
当初我一眼望去，觉得“镜中摄影师”很可能是我熟悉的朱家伯伯，即父亲和傅雷的共同朋友朱文光。朱文光已去世，我便请他的遗孀和儿子核证。朱家公子说“镜中摄影师”像他爸爸，朱家姆妈一看，确定就是朱文光。
2016年夏末，我征得朱家同意，匆匆写下朱文光的故事。取题《淹没于史海的磨难：傅雷镜中的摄影师》（简称《磨难》），刊发于《纽约时报》中文版。那张“镜中人”之照，用来引出主人公：“这位不小心为自己留了影的‘镜中摄影师’是谁？他该是朱文光。”
因为毕竟没有得到拍摄者（我以为是朱文光）或被摄者（傅雷）本人的证实，我斟酌过这一处措辞，特地选用“该”字。“该”字减弱肯定语气，含有推测之意，留了小小的余地。不过，标题以及其他言辞，都表明我相信朱文光是傅雷相片里的“镜中摄影师”。
《磨难》发表之后，我与傅雷次子傅敏续上联系。他证实我家保存的傅雷照片，确是我父亲冲洗放大的留底，支持《遗物》中的推测。但傅敏接着告诉我：“镜中摄影师”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
我再次请朱家母子仔细辨认照片。虽然镜中人影不清晰，但朱家姆妈从脸型、发型、服装、似乎戴眼镜等几点判断，仍然认为是朱文光。朱家姆妈说，傅敏和他哥哥傅聪像母亲朱梅馥，“脸型较宽大”，不像父亲傅雷的“瘦型脸”。朱家公子对照了朱文光二三十岁时的照片，也认为像镜中人。但又追加：“本人说的可信度是百分之百，而我和我妈妈只是推测。”
我不清楚傅家兄弟年轻时长什么样。写《遗物》时，仅从父亲与傅雷的共同朋友中搜索形象，“镜中摄影师”非常像朱文光。我以为既然本人已去世，未亡人的核证最为可信。我只想到论辈分傅家兄弟与我同一代，没计算按年龄他俩与朱文光更接近。把傅敏排除在辨认范围之外，始于我的考虑欠周。
依我之见，如果傅、沈、朱三家相聚，这是一个可以谈笑并增进感情的话题。别说是对着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哪怕见面认错个人，又有什么大不了？世交之间有家人外貌接近到难以分辨，岂不更显内在缘分？问题出在《磨难》，把推测当作确认，扩散于众。我是作者，感到羞愧，理应公开澄清。
傅敏依据
对“镜中摄影师”是谁，傅敏初次略提的几点已令我信服，朱家也认为亲历比推测更可靠，三家之间毋庸多议。但为尊重读者，让爱思索者知其所以然，我请傅敏拨冗回忆，从两方面提供更加具体确实的依据。
一是傅敏作为知情者，辨认同时摄入的参照物。“镜中摄影师”照片背景里，傅雷身旁有个落地架子，上面摆着带镜框的照片。傅敏认出，那是他哥哥傅聪与前嫂嫂弥拉“在国外的合影”。
我问傅敏，“照中照”有否可能摄于兄嫂婚前，最早何时可从英国寄达上海。傅敏回答：“均是结婚后的照片，他们结婚的时间是1960年12月中旬，该年底他们已度完蜜月返回伦敦。他们寄来的照片，最初是1960年的结婚照片，那是在1961年年初寄到家的。之后，就是1962年至1964年的照片。1964年开始，才有傅凌霄等的照片。总之，照片中家兄夫妇的照片是1961年以后的。”
预览本文初稿后，傅敏补充说：傅聪与弥拉“相识于1960年，先父给弥拉的英文信始于1960年9月7日。”傅家摆设中的那张大照片，是其兄嫂“家庭生活照片”。
根据“照中照”，可推算出“镜中摄影师”摄于1961年年初之后。朱文光于1960年蒙冤，被关押整整六年，不具备拍摄该照的必要条件。
二是傅敏作为当事人，回忆当时的相关情形。他说：“那张照片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镜中人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因为当初拍的时候没有留意，印出照片来后才发现，觉得特别有意思，记得父母和我为此还议论一番呢！再说我那时候很瘦，特别像我爸爸。”
傅敏进一步回想，认定是他“拍于1962年深秋，确切地说是该年10月”。“为何肯定此大照片是我拍于1962年深秋？”有两条理由：“因为那年暑假后，我一直在家等分配工作。父母为安慰我的烦恼，特意在10月带我去游览南京镇江等地，10月下旬回上海后，我即回北京。因为等待工作分配心里不踏实，故回北京在学院焦急地等分配。直到月中才得知分配去向，下旬即去女一中报到。”“再则，看父亲穿的是秋天穿的毛衣。”
朱家母子也情有可原。他们特别熟悉朱文光的形象，不那么熟悉傅敏各阶段的长相。照片上镜中人影模糊，五官看不清，脸部轮廓确实酷似朱文光。朱家姆妈不记得傅敏戴眼镜，不清楚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脸型偏瘦，并不奇怪。我猜想，在朱家姆妈的脑子里“定影”的，可能还是傅家兄弟1950年代的模样。
傅敏告诉我，他读中学时去过一次朱家，该在1954-1955年间。高中三年级时他戴上了眼镜。我想，即便男大不是十八变，步入成年的傅敏，脸部骨架渐渐变长，比青少年时要显得窄些，这也不难理解。
傅敏回忆，去朱家是替他父亲取回照相机。由此假定，那是因为朱先生不能再去他家了，并推测朱文光在1950年中期已被拘。对傅敏自己的年龄，本人最可信，但对朱文光的受冤年份，就不见得准了。朱家母子记得很清楚，1960年接近年底，朱文光才失去自由。
我找到一卷彩色底片，上面有朱文光，也有我家人。辨析孩子年龄，可知那批照片摄于1959年至1960年间。朱家伯伯迈着大步，无忧无虑的样子。
朱文光在闵行，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朱文光的那张照片，背景是闵行。从前后几张看，父亲与他一起参观新建的“闵行一条街”。有张街景远处是闵行百货商店，招牌已经竖起。还有两张商店内景，已经开始营业。闵行百货商店的正式开张，依据初步查阅的地方志研究资料，好像该在1959年10月1日之后。也就是说，朱文光那时还在外面随意行走。
闵行百货商店远景；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闵行百货商店内部；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之间；沈仲章摄
一般来说，各人对亲历亲见以及自家的情况较有把握，而对耳闻或者别家的就不一定确切了。年代久了，各家的记忆有些差异，也是难免的。这使我意识到，尽快尽多地归拢信息，对照分析，互证互补，正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道歉
对“镜中摄影师”的上述“考证”，仅为亡羊补牢之始。纠错之外，还得道歉。
朱家母子的辨认，起于我把“镜中摄影师”的范围划小了，局限于1955-1965年间可能去傅家的父辈照相圈朋友，不曾思索其他可能。更大的错误是我以为“确认”了，草率做入文中，发表于海外，把笑话闹大了。我向傅敏抱歉说，套用1970年代上海流行过的一种表达法，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把几件随机相连的事写在一起发表，并以“傅雷镜中的摄影师”介绍朱文光，是我的不慎重。其实不用“镜中的摄影师”作引子，朱文光的经历照样可以独立成文。傅、朱、沈等几家的相连事件，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编辑审阅《磨难》初稿时，对其中每一条带有“听说”性质的史料，都要求我核实，朱家何以知晓。我感觉像是上了一堂媒体训练课，然而我依然一错再错。
我也曾多次寻求与傅家后人联系，可惜起先没找对渠道。2016年8月底9月初，我又托人传话，说有文字希望预览，但又没成功。叹息之余我也担心，采访傅家亲属的人想必不少，我再挤入恐怕添忙。直到《磨难》发稿前夕，我才刚能转几道弯与傅家通气。当时只能传递最简单的信息，仅仅确证了傅聪的居住城市，没想到“镜中摄影师”更该核实。不管怎么说，查访不够积极，终是我的不是。
总之，惭愧一言难尽。
多亏傅敏也在努力。差不多同时有几条线传来傅家找我的消息。众人环环接棒为两边搭桥，令我感动。他们有的连名字我都不清楚，无从致谢；有的明确表示，出力只为敬重傅雷，无须言谢。依我揣度，傅沈两家联上之后，唯有多聊往事故交，为世人保存可靠史料，才对得起相助者和读者。
其他更正
我已发表了几篇涉及傅雷的拙文。眼下该做的第一步是更正其他不妥之处，顺带提些相关史料：
（一）《磨难》第一段言及：“有人关心，傅先生遗言归还沈仲章的‘奥米茄自动男手表’，最终是否到了我家。”我写道：“从遗书影印件看，那一条上面打了个勾。依我猜测，那件小事当时算是解决了。”
坦白说，那块手表的下落，我从未想到过问。先父先母为人大度，不计较财物，颇享口碑。遗书影印件上的那些勾号，我猜测可能是遗嘱执行者作的记号。但究竟是谁在《傅雷遗书》上打了勾，为什么打的勾，我一概不知。
傅敏主动告诉我：“你爸爸的名字沈仲章，我记忆犹新。可惜当年父母去世时，我自身难保，未能按我爸爸的愿望给你爸爸送回手表！遗书里提到的那些东西，后来一直不知去向！”
（二）《磨难》稍后有这么些文字：“我猜想，傅雷先生大概并不热衷于自己动手拍照，而是与朋友们一起凑趣。”在与傅敏互相求联时，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也找到了我，那儿的王树华主任大力促联。从与他的交谈中获悉，傅雷也爱好摄影。
我问傅敏，他回答：“先父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受到批判并最后定为右派，这一段时间以及到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的数年中，先父已断绝了与大多数人的来往。还有先父在1957与1958年以及以后数年都已不玩摄影了，直到1961年后又开始摄影。”
由此推测，父亲去傅家玩照相，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在1957年上半年以前，常与朱文光同往，这是根据朱家姆妈的回忆。第二个时段在1961年以后，没有朱文光作伴。但我已记事，记得父亲与傅雷交往，长我五岁的姐姐对有些事也“历历在目”。
而“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4月底”这段时间，父亲与朱文光是否偶尔会去探望傅雷？我觉得还是可能的。
（三）日前《纽约时报》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是朱文光的朋友。说他在1973-1974年间探望过朱文光，朱文光在上海家中，生病靠在床上。因此，希望再查朱文光平反释放的年份。
我向朱家核证，《磨难》中转述朱家的说法没有错。朱文光确实在1978年才获得彻底平反，回到市区原单位，从此天天住在自己家里。但他在1966年刑满，留在劳改工厂。1972年起偶尔可以回家，生病也可能获准回市区医治。这点我已向写信者解释，但觉得既有歧义可能，借此澄清也好。
他的反馈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待将来有机会再分享。
（四）2016年10月《文汇报》刊登了另一篇拙文《傅雷伯伯的花与“话”》，述及父亲拍摄傅家花卉，牵动我们全家。推算应在1961年之后，与傅敏说的相符。
该文也有问题。
一处较重要。我在篇首想当然地以为，傅雷夫妇撒手人寰时，“在宅院中丢下了美丽的花”。可怜那只是我的美好愿望，据闻傅雷亲手培育的花枝，因其主人受审，也被刨根究底，先其主人去了天堂。
另一处是细节。我在文中写道，父亲将傅家玫瑰带回家，精心摆拍，“哥哥姐姐扯着大毛巾做背景”。姐姐纠正说，不是大毛巾，而是“各种颜色的布料”。正式开拍时不用人力拉布景，而是把布料挂在一个架子上，下段弯折盖住桌面，铺垫在花盆下，这样整张照片背景一色。
姐姐继而补充，“从大幅平整的布料推测，是特意买的”。我猜也可能是家藏布料，姐姐回复：“家藏布料多为常用衣料颜色，记得有桃红色（配白玫瑰）等多种鲜艳色彩，所以推测是特意买的。”谁去买布料？父亲从来不去布店，孩子们都还小，只可能是我母亲。我还有些回忆，支持姐姐的推测，比较间接琐碎，不提了。
补充信息
面对差错缺漏，我反省自问：也许应了所谓多写多错，少写少错，不写不错？我几欲歇笔却又再思，假如问题不暴露，许多情况可能不会进一步追究。而我写文发文，本属抛砖之举，期盼尽早得到知情者和博学者的指正。诚如《遗物》结语，“抛”出尚待讨论的资料，“也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希望久疏音信的亲友旧识，读到此文后，能够重续联系，共同缅怀先人。”
以“镜中摄影师”为例，傅家与沈家互相寻找多时未果，《磨难》刊发后，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其中一条途径，就是一位美国读者通过编辑部，转来求联电邮。于是，我才知错，也可尽早纠错。试想，如果这一误认被“封存”几十年后再“出土”，澄清相对更难。
《遗物》末段还表达过一个愿望：“这儿我先分享傅雷先生在书房的照片。可惜照片清晰度不够，看不太清书桌上的物件、身后的字画盆景、墙边的书架等等。希望有志者观察研究后，加以讲解。或许，待我联络上其他也认识傅雷先生的父亲老友之后，再‘发掘’出更多的回忆。”
傅雷先生在家中书房（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叶），原刊于《南方都市报》《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相片》一文
为了略表对诸多相助者的谢意，以及对众多读者的歉意，我请傅敏辨认他家书房墙上的几幅挂图。他认出“那张最大最长的画”和两侧上面的两张小幅，都是黄宾虹的作品。“其他的画太小，不清楚，难以辨认。”
我想，如果拍摄有关傅雷的电影，或者重新布置傅家故居，这些信息应当能派上用场。企望有兴趣者就在读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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