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人伦•生命的风景——访高莽先生

高莽先生（右）和《世界文学》副主编秦岚（左）在采访中

时 间： 2007年4月1日

地 点 ：高莽先生宅（别称：老虎洞）

采访者 ：秦岚

✎ 高莽先生简历

高莽，1926年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89年离休前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作协名誉会员，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曾获俄罗斯第一位总统颁发的“友谊”勋章，以及多种其他奖章与奖状。

著有《妈妈的手》《灵魂的归宿》《圣山行》《心灵的交颤》《白银时代》《高贵的苦难》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

译有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以及当代俄罗斯小说家和诗人们的作品。

在绘画方面，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小型组画，《我画俄罗斯》图文集，并为中外许多国家文学家艺术家创作过单幅肖像画，其中有些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馆和外国文学馆所收藏。

开场白

借院里“青年学者与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学习交谈活动”之机缘，我访问了高莽先生的家——老虎洞。这老虎洞不但男女主人均肖虎，还聚集着几十个憨态各异的工艺虎，更奇的是竟有一枚红褐色陶烧的匾牌，上面赫然三个碑体字“老虎洞”。问过主人，才知道所居街道当年易名“农光里”之际，高莽先生因这枚从电线杆上废下来的“老虎洞”路牌正和心意，便喜持归府，并以此名其宅。老虎洞中有书山、有肖洛霍夫、大江健三郎挂轴……并且这一切的物件被这对老夫妇的恩爱和日常打磨得安然、醇厚，仿佛也都慢条斯理地讲述着老虎洞的故事。高莽先生最关注人生，他的笔为读者留下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将感动任何时代的读者，照亮人们的心灵。与此同时，高莽本人，也给我们留下了传奇又真诚动人的人生故事。

高莽夫妻和家里的玩具老虎

热爱和坚持就是巨大的力量

秦岚： 在公众印象中，您是一位翻译、写作、绘画三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您能用三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诠释俄罗斯文化，您是幸福的人。可是，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属不易，您做了那么多那么好，能量来自哪里呢？

高莽： 我这个人什么都爱好，就是不喜欢管钱。

翻译、写作、绘画——这三项工作有个内在联系，都属于艺术范畴。由于爱好、追求、恒心，所以涉猎的面稍广一些。自己又活了这么多年，将作过的事积累起来，便有了今天的成果。其实任何一个从事文学艺术的人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只不过有的人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或坚持不到底，中途而废了。热爱和坚持就是巨大的力量。

秦岚： 您第一篇译作《曾经是多么鲜多么美的一些玫瑰》是17岁完成的，绘画第一次参展也是17岁。可以说17岁是您人生的一个起点。除了17岁那一年，还有哪一年对您的人生很重要？如果您给自己的人生做分期，您会怎样划分？

高莽先生十七岁自画像（油画）

高莽： 以前没有想过给自己的人生划分时期，现在借着您的问题，想了一下，暂且划分四个二十年吧。

第一个时期为1926-1946年，基本上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年代，我在哈尔滨受的是奴化教育。当时不谙事，糊涂着过来了。到了上学年龄，我进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教会学校是美国人创建的，后来由俄国人掌管，1942年日本人又接管了。

1933-1943年我是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幸好日本人接管时间不长。十年间，我除了学习了俄文和俄罗斯文学、艺术，还因为同学来自不同民族（以俄国孩子为主），在年复一年的同窗生活中，各民族友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等观念自然而然地成了基本认同和行为方式。

第二个时期为1946-1966年，从哈尔滨解放到文革开始。这20年间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第一是我“上了大学”，第二是我受了批判。我没有跨过正式大学的门槛，我是把自己在中苏友协作十年口头翻译的过程看作是我的“大学”时代。当时我随同出访的都是文学艺术界著名的学者。我用心地听他们讲话，为他们做翻译，认真思考，同时出于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也主动地学习。这个“大学”，令我收获颇丰，从此我踏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第二件是1949年我挨批判。当时东北掀起反对浪费的运动。哈尔滨市青年团团报编辑邀我画几幅反对浪费的漫画，我画了，还一度挂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橱窗里。看的人反映都说好。后来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文艺报》用八个版面批判我，说我思想立场不对，说我丑化劳动人民。我可能是建国后文艺界第一个挨批的人，但当时我是个小萝卜头，没有引起大的波澜，可对我个人的人生，这次批判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给了我一次教训，让我变得胆小如鼠，再不敢乱说乱动。我变得有些滑头了。我变得十分听话，你说天是白的我也说是白的，你说天是红的，我也说天是红的。我只说好话。当年被指定写文章批评我的华君武先生后来说他的批评可能扼杀了一个漫画人才，我却觉得是挽救了一条人命。因为如果没有这次事件，我这个缺乏生活经验的人不知会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第三个时期为1966-1986年，包含了整个文革时期。重要事件是文革受冲击，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受冲击的原因很多，家庭历史、给走资派当犬马、为文艺黑线当翻译、画漫画丑化劳动人民等等。造反派带着我们在国外拍的照片一次又一次来调查，指着照片上的人让我给每一个人写揭发材料。我真实地写了，他们说“不真实”。我苦恼极了，一气之下把自己收藏的照片全都烧掉了。真可惜啊！

两国关系不好了，下放干校劳动，我想这一辈子也不会搞俄文了，书也处理掉了。尽管如此，我对于俄罗斯这个民族却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仍然深爱俄罗斯的文学艺术，这与不能因为德国有希特勒就不喜欢贝多芬是一个道理。河南信阳干校期间，只能读马列毛著作，其他作品都是封资修，颂扬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马恩回忆录中，我发现他们很有人情味，他们是伟人又是普通的人，我就用画笔描述他们的人生故事。作画过程中，我的思想有些变化，开始“怀疑一切”和动脑思考了，所以我说这个时期我长出了一个脑袋。但是，人会思考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烦恼，当然也有快乐。

第四个时期为1986-2006年，在《世界文学》工作和离休两个阶段。离休后，有了充足的自由的时间，我尝到了甜头——有整块儿的时间归自己用，干起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画《赞梅图》和《巴金和他的老师们》，两幅画都五米长二米高。没有完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如此的大画的。从离休起，我真正开始了写作。4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说我四个月出版六本书，其实是巧合。我很早交给出版社的稿子，未能及时出版，结果碰到一起了。但应当承认这也得益于有自由时间的支配，还有万能电脑的使用。

高莽先生在家中翻看书籍

秦岚：您曾经表露过，“每当我置身于国外，不管在何处，我总会听到松花江的呼唤” ，“我对自己的故乡和时令，有一种难名的依恋”。可以说哈尔滨是您灵感的母体，生命之树的根吗？您为什么那么迷恋雪？

高莽： 哈尔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和祖国离不开。它有屈辱与光荣的历史，是多种民族的聚集地、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它是“混血儿”。在那里我饱尝过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吸吮了艺术的灵感与精髓。她是我成长和发展的起点，我生命之根。

少年时代，我在哈尔滨喜欢遥望晚霞、聆听钟声、感受花香、观赏雪花飞舞。

我忘不了春天满院白色的槐花、稠李花，紫色的丁香花。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芳菲和色彩。还有树上的鸟啼与蝉鸣相互呼应。

盛夏季节，我和小伙伴们成帮结队，划船过江，到太阳岛上去戏水。那时，觉得松花江是那么宽，那么长，那么深，而太阳岛上的黄沙是那么细软那么温柔宜人。

冬天的大雪，鹅毛一般飘飞，楼房变得像印象派的画，似有似无，满地银白，更让孩子们喜出望外的是那白霜裹着的树挂。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少不了的情趣。

我出生于早冬，雪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我觉得我就是雪的儿子。我的第一篇译作发表时即以“雪客”为笔名。

秦岚： 看到树我经常会想：树干向上长，树根同时向下长。现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一种“离土”——年轻人离乡村去城市，离小城市去中心城市、离国去国外。这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后果，但是这其中许多人不仅仅从地理关系上“离土”，精神上也与自己的土地切断了联系，甚至失掉了精神的根。一代人与自己的土地、文化母体的切断，会造成民族文化的断代。由您与家乡关系的切身经历，希望您对年轻人说几句话。

高莽： 现在我国“离土”的原因很多。国内可能是国家发展的一种趋势。

至于有的知识分子离开国土，投奔他乡寻找生存目的，或求得更大的发展，有其原因，我不知道应如何看待。有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在国外确实取得了轰动的成就，如建筑家贝聿铭、画家赵无极、作家、音乐家……

但，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如果得不到中国亿万读者或观众的肯定，是可悲的。出国深造完全必要，可以开阔眼界，可以活跃思想，但是精神不可以没有归属，文化不可以没有根。热爱我们脚下的土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成为浮萍，即使追求做国际人士，也要有自己文化的根。

秦岚： 我觉得您是老一辈理想主义者。您怎样看理想主义？中国现在是否需要理想主义？

高莽：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理想主义者。我只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我为人比较软弱，当然也有坚强的地方。我相信世界不断的变化,人不断地成长,人活着，总会有理想。不能像猪那样，活着的目的就是供人宰杀，让人吃它的肉。

"我是一个虔诚的女性赞美者‍" ‍

秦岚： 家庭和家人给您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高莽： 家是国家的细胞。家的和谐是民族和国家和谐的基础。到了老年，我深深感觉到家的重要性。家是感情的巢穴，是亲情赖以存在的地方。这里要谈三个女人——我的妈妈、我的妻子、我的女儿。

1996年我母亲102岁逝世，此后我越来越感受到母亲在生命中的地位，她是我心中的一盏灯：神圣、伟大又光亮。父亲长期在外县工作，对我影响不大。

高莽先生为母亲所作画像

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小时让她缠足，她很痛苦，不许她上学、她更痛苦。她痛恨那个时代那种制度，所以对我就很放松，甚至是放任。我是在很自由、很民主的家庭里长大的。

我功课平平，母亲只是关心地鼓励我，从不责骂我；我爱绘画，母亲就求人帮我找绘画老师学画。

我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女人，她不识字，但明事理，生活有原则，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把这些留给了我。我母亲的话总是很朴素。我举两个例子。她常说：“你答应了人家事情，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好。”这话我记了一辈子，现在还鞭策我。比如我答应给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短篇集，是白银时代的作品，越译越觉得啃不动。家人担心我身体，劝我放弃，可我还是要听我母亲的，决心译完，译好。我母亲还常说：“要有自知之明。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五十岁时，不识字的母亲为我写了一个条幅“人贵有自知之明”，她先让我写出这几个字，之后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在宣纸上。她一再告诫我，人不能骄傲，不可目中无人，永远有人比杰出的人更杰出的人。我一直恪守我母亲的话，不断地求进步。

对于我画画，我母亲也讲过两句话：“画男人要画年轻一点，画女人要画漂亮一点。”按她的教导画像，确实常常得到嘉奖。有趣的是这话传到钱钟书杨绛夫妇耳朵里了，他们请人给我带来句话：“按高莽母亲说的方法去创作，绝对创作不出好作品。”文艺的核心不是美化而是揭示真实。我后来做画的时候，经常会想起这两种意见，默默地笑起来。

高莽先生为杨绛先生所作的部分漫画

我母亲的行动中永远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努力。老人家90岁时，我亲手给她缝了一身便衣便裤。我妈很得意，说90岁能穿上儿子给她缝的衣服，感到特别高兴。可是，当天晚上，见我妈屋的灯没有关，我就去看，结果，看到我妈在拆那条裤子。后来我妈告诉我：“缝衣服线紮的不直，穿在身上不舒服。我想偷着拆了，替你再偷着缝上。可是人老啦，眼睛看不清了，手指头也发颤了，好拆不好缝啊！”她永远追求完美。我妈这种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对翻译对作画甚至做其他事，我都用心，对对付付的事情是不做的。而且要做，就做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第二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就是这个黑头发已经灰白、眼睛丧失了视力的我这个老伴儿（孙老师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沙发上）。是《保尔·柯察金》这个剧本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当初因为我不是团员她还有些瞧不起我，但是，在最需要理解的时候，是她支撑了我。她原谅我的邋遢，她宽恕我的失误，她是位很能同情人的女性。

再说说我的女儿岚子。女儿从小至今带给我的快乐和安慰就不必说了，只谈这十来年的事。女儿夫妇原来在巴西工作，1996年6月，我老伴儿由于青光眼连续接受手术，女儿回国来探亲，便决心留下来，没有一点犹豫。现在她是家里一把手，里外全管，这给我和老伴儿极大的幸福。近些年我的创作取得了一点成绩，她的功劳不可磨灭，她的贡献是无形的。我是20世纪的人，已经腐朽，21世纪大流行的科技成果——电脑甚至手机，我一样都不会用。过去是妻子帮助我手抄稿子，现在是女儿帮我把文章输入电脑。她做事认真、迅速，她也秉承了我母亲办事求完美的品质。

本文作者秦岚（左）和高莽先生的女儿（右）

我80岁生日，女儿送给我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一本《高莽家庭画册——岁月·天伦》。这是女儿以家人、亲戚们写的文章，画的画，拍的照片为线索，编辑成的一本家庭纪念画文集。书中集录了女儿和侄女、侄子、外孙等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女儿排版、打印，最后装订成册，共五本，这是一份永久的纪念。她写了我种种缺陷与毛病，却让我感到欣慰。这是真正近距离了解我的人的作品。每次拿起它，唤起的是层层叠叠的温暖的回忆。

女儿50岁时，我为她画了一幅肖像，希望她健康幸福。我爱她，我也心疼她。她是独女，也有脾气，我同意她说的看法：“做事多的人是可以发牢骚的”。

离休后，我更觉得家庭的重要。好的家庭就是好的后盾。我庆幸有一个温暖的家，相互体贴、彼此理解，充满亲情。这个家，80年来风风雨雨中让我觉得最可靠。

我是一个虔诚的女性赞美者。

秦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见到您和孙老师，《诗经》的这句诗就出现在头脑中了。我知道您与孙老师的“媒人”是《保尔·柯察金》，孙老师是中国第一个“冬妮娅”。从年轻貌美到耄耋之年的双目失明，您与孙老师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请说说这并非年轻健壮花前月下的爱吧，走过81岁人生的您心中的“爱”是什么呢？

高莽： 妻75岁时，我让她写了一幅条幅“珍惜光明”，告诫健康的人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保护眼睛。只有失去视力的人才更深刻地感受到失明后的巨大痛苦，因为她再也看不到多彩的世界。

妻80岁时，我为她画了一幅侧面肖像。那天恰好她50年前的老朋友来看望她，大家在画像上题词签名留念，使她感受到友情的温暖与可贵。

高莽先生为妻子作画

夫妻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互相尊重，相互爱慕，这绝不是单方面的要求。两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观点，但不能相互猜忌、相互仇视。《诗经》那两句话很深刻，我想到孔老夫子的“恕”。“恕”可能是中国人的道德根基。

秦岚： 您这一辈子，有后悔的事情么？

高莽： 有。后悔没有教我母亲识字。凭我母亲的聪明，教她，她一定能学好。她不识字，但是我保留了她用毛笔写的字。她非常喜欢书，对文字有顶礼膜拜的崇敬，看到有字的纸，一定捡起来叠好。去世前她对我说过：“我小时候不让女人读书识字，毁了多少人啊！我就是爱书。我死了，在我身上放一本书啊！”当时，还不懂事的外孙说，太太不识字，还是放本字典吧！我母亲微笑地接受了。母亲去世时，我满足了她的愿望，在老人胸口放上了一本字典。后来，我懂得了一个真理，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

后悔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母亲缠足，她去世后我竟然没有给她剪剪脚指甲。她活着时好强，不愿别人帮她做这事，脚指甲长进肉里就自己用剪刀抠，经常抠得血淋淋的。唉，我为什么没有给她剪指甲呢？（高莽先生含着眼泪说的这番话）

（采访高莽先生的几乎整个过程，高莽先生的妻子孙杰老师一直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听着，满面含笑。话题进行到这里，我很想和孙老师聊几句，就问了如下三个问题。）

秦岚： 孙老师，失明之后您觉得寂寞吗？

高莽妻： 我1996年因青光眼双目失明，至今已经11年了。

五彩缤纷的世界在我的眼前一下子消失了，我看不见了蓝天、看不见了阳光、看不见了美丽的鲜花、看不见了漂亮的衣服，也看不见我的丈夫、我的女儿和所有家人。我以前喜欢看书、看戏、看电影，喜欢做家务、打扫房间、逛商场、购物品，也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聊天、娱乐。从失明那一天起，我不能独立外出，不能做自己以前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当时我心中的痛苦就不用说了。

从那时起高莽每天为我上几次眼药。我每天梳完头，他替我从衣服上摘下掉落的头发，为我挤牙膏，为我剪手指甲和脚指甲。他为我读信、读报、讲电视剧里的人物活动。他还经常给我照相，说将来科技发展了，你的眼睛如果能复明，那时看看自己失明的样子，该多有趣。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但毕竟让我怀抱着希望。我的生日或纪念日他总要给我画像。他还让我用毛笔写条幅。有时高莽有朋友来访，他们要留个合影，女儿不在家，就让我这个瞎子当摄影师，居然拍成了可用的照片。他还尽可能地让我参与他的工作，使得我一直感觉自己还有用。这从精神上给了我最大的鼓励，给了我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使得我的心越来越宽了，能越来越勇敢地、乐观地对待失明所带来的痛苦与不幸。

高莽夫妻金婚（叶君奋摄）

我在生活上尽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穿衣、叠被、洗漱、洗小件的衣服，帮女儿淘米、摘菜、刷暖壶、擦窗台……我每天“看”电视、听新闻、给家人们报告天气预报……我觉得这样做不仅能减轻一些家人们的琐事，而且我的某种自立也能从精神上给他们带来些安慰。

是高莽、是我的家、是我的亲人们给了我新的眼睛，一双心灵的眼睛。

秦岚： 请您评价评价您的老伴儿高莽吧。

高莽妻： 年轻时我就觉得高莽太爱开玩笑。几十年了，这个毛病他一直没改。有时弄得我哭笑不得，不过，这也许是他乐观的人生态度。

我觉得高莽比较有才。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著作，谁能想到这是一个未读几年书的人的成果呢？

高莽喜欢把一些无用的东西变成艺术品。五十年代他下放劳动时，冬天干活把镐刨断了。他就用那节镐把头儿刻了一个鲁迅头像。在五七干校时，他捡了一块石头，为我刻了一个侧面浮雕像，我非常珍惜它，一直把它摆在我的床头上。他用鸡蛋皮贴成风景画，做成盒子，寄给远在内蒙兵团的女儿。他用破布头和杂色线粘成布艺画，别有味道。总之，他不仅手巧心灵，也非常勤奋。

他性格上有软弱的一面。文革时一批又一批的军宣队或造反派来向他调查出国人员的情况，让他写材料，他真实地写出来了，造反派说“不真实”。当时逼得他没有办法，他想“死”。我劝他，说过去随代表团做翻译是工作，写材料不能按他们的要求瞎编。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觉得你为人不错，你且不可自杀。高莽认为我救了他一条命，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对他说了几句话。

高莽是个心里充满爱的人，很重感情。

秦岚： 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高莽妻： 我现在就是注意保护好自已的身体，这样能少给家里人添麻烦。好好享受天伦之乐，把我们的生活延续更多年，和高莽一起互相搀扶着，他当我的眼睛，我当他的耳朵（高莽耳背），快快乐乐地走过人生最后的路程。

秦岚： 冯至先生晚年写了一首《自传》诗：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我这一生都像在‘否定’里生活，/纵使否定里也有肯定。/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您一直盛赞这首诗。可否认为这首诗概括了大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痛苦的思考？

高莽： 冯至先生这首诗何止倾诉了大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痛苦的思考，他刻画了老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既有哲理的概括又有心灵的剖析。

冯至先生这首《自传》，只有经过风风雨雨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深奥涵义。也可能只有在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历尽疾风暴雨、经过摸爬滚打的知识分子，才深有感受。这是可悲的，但又何尝不无历史的教育意义？！

关于翻译 ‍

秦岚： 您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中俄友协和《世界文学》编辑部两大部分。翻译工作也是口译和笔译两部分。无论口译还是笔译，您都得到了公认。那么，您口译、笔译的心得是什么呢？您的译作为中国读者从俄罗斯取来了丰富的养分，您选择笔译作品的原则是什么？

高莽： 翻译是非常严肃的一门学科、一种学问，我认为翻译是一种永远难以达到理想境界的脑力劳动。

高莽先生译作

我对翻译工作从不爱不理解到热爱到痴迷走了几十年的艰苦路程。

小的时候看到给日本人当翻译的人就讨厌。解放后，戈宝权先生教育我“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给谁翻译。”我一下子就想通了。从此就欣然地开始了翻译工作。

翻译不仅要精通两种文字，而且要了解两种文化的底蕴。翻译工作受很大的限制，没有独自创作的随意性，它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翻译什么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迁。早期，我喜欢翻译热爱祖国、歌颂忘我劳动、献身为民的富有英雄色彩的作品。如此译了剧本《保尔·柯察金》、《粘土与瓷器》、小说《永不掉队》和一些歌词等。

经过“文革”的风雨，开始深层地思考，简单地阅读教人如何生活、告诉你如何做人，已经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了。那时翻译了更含蓄、让你动脑思考事理的作品，如阿赫马托娃的长诗《安魂曲》等。

到了七八十岁，想更多地理解人，人的生平、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苦难和创作经历，所以译了托尔斯泰的一些书信及老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的父亲）的回忆录等。

口译另有要求，讲究语感，译者要头脑灵敏，记忆力强，知识面要广。我作口译时，出过洋相，教训多多。记得有一次在南方某座城市，席间俄罗斯一位女诗人敬酒，慷慨激昂地吟诵了一首中国古诗。我怎么翻译，她自己也没记着究竟是谁的作品，弄得我十分尴尬，下不来台。

还有一次，两位自然科学家在交谈，说到专业时，我不懂他们讲的内容，只好声明我翻译不了，谢天谢地，他们用专业术语很快就相互理解了。

我认为最好的口译是使双方交谈时，感不到有译员的存在。

秦岚： 您译过不少诗作，出版过不止一本译诗集，您觉得诗是可译的吗？

高莽： 我从事文学翻译（俄译汉），但一直不敢触及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定型的看法，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对翻译的看法也不断嬗变，特别是译诗。

诗——能不能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看法。我想，不同的看法还会存在下去，没有一致的看法也许对翻译学有益处。

我是译过不少诗作，也出版过不止一本译诗集，但我认为诗不可译。译成汉文的诗，表达不尽原诗的文字特色、语言的乐感和简练中蕴藏的丰富内涵。译成汉文的诗不等于原作。

不过我同时承认：外国诗应当译成汉文。原因很多，如：并非所有读者都通晓外文等等。译成汉文的诗仅仅能称为“译文”。在译诗方面，我有时想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有时想传达原诗的韵律，有时想追求原作中的一种精神，有时就是想把原作的形式借鉴过来。

自己从事译诗过程中，有教训，又不善于总结。如果硬要我说出自己崇尚的标准，那么我今天的看法可以归纳一句话：“译成汉文的诗应当是诗”。

我拜读过前辈诗人译的诗。吟诵时觉得有滋有味，确实是诗。然而一经核对原文，又无法承认所译是原诗，因为与原作距离较大。

译诗——首先有个译者注入问题。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与感情注入译文中，译文中必然增加了译者的东西。

其次，译诗——还有个接受问题。有的译诗不一定完美，可是不少读者却感情投入地在吟诵。正像《圣经》的汉译本，其中不少不明不白的句子，但教徒们虔诚地在诵读。《圣经》语言在历史进程中已被教徒们接受，已深入他们的心。他们相信《圣经》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并认真地按自己的需要去领会它的精神。

现在译诗大体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译，一字不漏地把原诗译成汉文。关于直译，前辈们、同辈们已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没有必要赘述。译者尽量忠实地转达原文，尽量表现原作，尽量不掺入译者自己的观点。

第二类是意译。保持原诗的基本思想内容，根据汉文的特征对语句有删有增有变动。它的特点是把原作者和译者摆在同等的地位上。

第三类是根据原诗的思想进行再创作。

过去，我认为再创作不属于翻译范围。如今，阅历多了，反而觉得译诗中的再创作有其特殊作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短诗最为突出。根据匈牙利原文直译成汉文是这样：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为了我的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将我的爱情牺牲。

译文准确，形式也保留了原样，无可非议。几十年前，殷夫（白莽）也译过这首诗。他是从德文转译的。殷夫的译文如下：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裴多菲写这首诗时24岁，殷夫译这首诗时22岁。二人血气方刚，都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对自由充满向往。原诗激励了译者，译者得到启发，打乱了原来的句型，对“自由”、“爱情”和“生命”三个词进行了重新组合，并用我国旧体诗五言绝句表达了原诗的思想、韵律和献身决心。殷夫的译文字字经过锤炼，无愧为佳作。这种译法应当保留。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都有根据外国诗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的诗作，他们即把它称为“译作”，同时又认为是“创作”。这种译文，译者处于主导地位。

我认为任何一种译法都应该有生存之地，因为它们都有可取的地方。但有个前提，即译者是真正努力在翻译。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市场经济刺激下，我国译界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出现了投机者，他们不惜侵吞前人的劳动果实，东扒一句，西抄一句，或将几位前人的译文拼凑在一起，换上几个字，便自封为新译本或重译。这是译苑的莠草、蛀虫。他们无资格进入神圣的译苑。

不同的译法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译法能形成译苑的百花齐放。不通晓外文的读者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比较可以辨别优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原作，而译者也可以根据他人的译法汲取经验，把译诗的共同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译诗——是个复杂的、涉及很多领域的、难谈的学术问题，起码我谈不清楚。

秦岚： “年轻时胆子大，什么都敢译。如今，对翻译有了更多的领悟，便缩手缩脚了。”这可以理解为对文字的敬畏吗？您是如何锤炼俄语的？

高莽： 我在学校的成绩一般，智力开化较晚。我长大以后，回想过去总结出：升到二年级才明白一年级的课程，升到三年级才稍懂二年级的课程——总比别人慢一步。

但是，长期生活在外国孩子堆里，同学多是俄罗斯孩子，所以从少年时代起就讲俄语，用俄语听课，用俄语吵架，使用它是一种习惯。语言要经过长期的锤炼。作口译年代，天天朗读俄文报纸、背诵单词。如今，不接触俄罗斯人，或偶尔和俄罗斯人见一面，多少年不讲俄语了，必然越来越生疏。有时外语就在嘴边上，可是怎么也讲不出来。很怀念年轻时代，那时候每天早上我都放声朗读俄语，我的女儿说她小时候很习惯早晨听爸爸读俄语。

如果说青年时代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都敢翻译，到了老年却什么都不敢翻译了，既感到对原文理解不透，又感到用汉文表达不尽思想内涵。这时我才明白戈宝权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到了老年越来越不敢翻译了。”他不是谦虚，而是对神圣的翻译事业的无限尊敬。文字翻译如此，口头翻译也是这样。

多年的翻译工作使我认识到，不是口头讲的话都可以入书的，要经过艺术提炼。而这种提炼要不断提高各方面的修养。

关于写作

秦岚： 您是写人记事的高手。您的数本随笔集都围绕俄罗斯文化、文学、作家的人和事。拜读您的著作，我觉得比起文本研究，您更重视对作家人生的研究。在您的笔下，写活了一群俄罗斯人。您作为当事人、译介者、研究者，您的回忆，给历史记载提供了许多有力量的细节。从您平实的文字的后面可以看到有深情、有相知、有肃然的敬意。您为什么要写这些人，是什么打动了您？您的一生和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缘分最深，请讲一讲俄罗斯民族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高莽： 我希望把人物写好，但写作不能光靠愿望。如果说我笔下的人物尚且可读，那主要因为真人真事感人。

高莽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在几本关于俄罗斯文学艺术家的书中写到的人物，几乎都因为他们多难的生命、艰苦的创作，深深打动过我的心。

试看：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遭到恶人的挑拨，他不能容忍妻子蒙受侮辱，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得不与法国军官丹特士进行决斗，他那悲惨的死亡，怎能不让人悲叹？

俄罗斯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从中国回国后，受尽凌辱，被流放到孤岛上，使他长期不能正常工作……

勃洛克由于他最眷恋的外祖父的庄园沙赫马托沃连同那里的大批藏书被革命烈火焚毁，导致他神经失常……

古米廖夫被卷入一场所谓的“反革命案件”被处决……

茨维塔耶娃满怀爱国激情回国，却遭到冷遇，而且在她回国之后苏联当局又逮捕了她的女儿与丈夫，使她走投无路，最后在战争的后方寻了短见……

备受读者喜爱的诗人叶赛宁，三十岁时竟在列宁格勒一家宾馆悬梁自缢……

马雅可夫斯基由于爱情失意，喉咙生病，创作事业遭到拉普的抨击，而自杀……

帕斯捷尔纳克写完他的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日瓦戈医生》，竟受到当局猛烈地批判，导致他健壮的身体被摧毁而加速了死亡……

斯大林夫人阿利卢耶娃因为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晚餐上不堪丈夫的侮辱走上了自绝的道路……

1938年改革戏剧家梅耶荷德的剧院以“异己的戏剧”为罪名，遭到逮捕，又被处决……

伟大的歌唱家夏里亚宾因在国外时遭到国内媒体的诬陷，致死不能回国……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杰出的汉学家彼得罗夫，因为不同意改换《论艾青》的论文选题，不肯背叛学术良心，而一生未能得到博士头衔……

多少人，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哪一件不让人心颤？！

我写的是俄罗斯人，是在探讨人的命运，外国艺术家的生与死，也是在对历史发问，又何尝没有想到自己的祖国？

写作中的高莽先生

关于绘画

秦岚： 您的本职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但您同时从事绘画。您画过中外作家大量肖像、速写，也画过马恩的系列油画。您的画作丰富，请您给我们理一个线索好不好？“努力揭示他们高贵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的壮丽”是您的画作的共同目标吗？

高莽： 建国以前，我在哈尔滨随俄罗斯画家学过油画，展出过，报纸上也评论过。

建国以后画过漫画，为报刊杂志画过大量的插图，还画过连环画。

“文革”后期，我开始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最后用七年时间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战斗生活》组画，共57幅小型油画。这组油画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种报刊与电台都作过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的画比较集中在为中国作家、俄罗斯作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文艺界人士造像上。我喜爱文艺，我认为文艺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崇尚文学艺术家，我认为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动力。我总想通过他们的外形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我为中国作家画像，鲁迅、茅盾、巴金、艾青、丁玲、曹靖华、萧乾、萧军等许许多多的人。画像上留下了被画者本人的题词。现在有十几幅画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他们的遗墨无疑反射出他们某一时刻的思想，使画作成了珍贵的文物。

高莽先生画作：鲁迅

高莽先生画作： 茅盾

我也为不少外国作家画过肖像，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巴尔扎克、 泰戈尔、易卜生、博尔赫斯、大江健三郎等人，画上不同的人的题词帮助揭示被画者的心灵状态。许多外国画像为外国纪念馆或文学馆所收藏。

高莽先生画作：贝多芬

高莽先生画作：屠格涅夫

前几年我出版了《俄罗斯美术随笔》，记述我对俄罗斯美术与画家们的看法。2006年底又出版了《我画俄罗斯》，其中收有我在俄罗斯画的不少作品和为俄苏人士画的肖像。

今年夏天，我的《历史之翼——品读外国文化名人》一书也将问世，其中介绍了几十位外国文化人，并附有我为他们画的肖像，我希望看过这些作品的人将自己的宝贵的意见告诉我，我将从中受益。

肖像——是绘画中比较难的一种类别，它需要对被画的人的经历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从事的是现实主义的绘画，因此追求的是形似与神似。在这方面总为达不到理想境界而苦恼。追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心悦的事？

秦岚： 让健在的被画者题字这种创意读者非常喜欢，喜欢每一张画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喜欢这种文人画的意味。您怎么就想到这个妙点子了呢？

高莽： 这不是我想到的“妙点子”，不敢贪天之功。在我之前，早有画家这么作了。再说，这是国画的一种传统：画作、题词、印章——都是画中必可缺少的要素。

我的画上题词确实都有一段故事。较早是为茅盾先生的一幅肖像。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我给先生当过翻译，随他出过国，参加过国际会议。他又是我们《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多次接触他。文革刚刚结束时，我和诗人邹荻帆一起去看望过他，当场为他画了几幅速写像。后来根据当时的速写又画了一幅水墨画肖像。我把画像寄给他，茅公在画作上题了一首诗，使我喜出望外。我为巴金先生画像也有一段历史。老人非常和蔼可亲朴实待人。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为他画过一幅漫画像，他默许了。我的胆子也大了。为他画了一幅水墨画像，请他签名留念。他先是不肯，说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怕破坏了画像，后来忽然决定题一句话，即：“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高莽先生画作：巴金

我画了一幅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像。巴老在画像上题了一段长词，对赫尔岑作了高度的评价。巴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深深热爱这位俄罗斯革命作家，他的题词具有重大的意义，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对十九世纪杰出的俄罗斯作家的评价。

从那时起，我画中国作家肖像时，就请被画者题词。

我为外国作家画的像，也有不少人题了词。如俄罗斯作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耶夫、诗人叶夫图申科、加姆扎托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人。有的人已经故去，但他们的遗笔、他们的故事留给了人间，留在了我国大地上。

今天重看这些题词，不仅可以听到被画者的心声，而且保留下珍贵的友情。

关于俄罗斯文学

秦岚： 1947年您翻译了《保尔·柯察金》，那是您年仅21岁。是什么力量推动您翻译这部作品的？当时这部作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需不需要这样的作品和人生态度了呢？

高莽： 俄罗斯文学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影响深远。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使它占领了世界文学高峰。

普希金时代出现了诗歌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则征服了世界读者。他们的作品鞭挞农奴制度、同情普通人民、拷问人生、触及灵魂。

苏联文学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组成部分。它曾包括一部分其他民族文学，如今其中有的民族宣布独立，今天的新的俄罗斯文学中就不包括它们了。

苏联时期的文学以塑造新人物为特点，歌颂无产阶级出身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爱党、爱领袖的英雄形象。保尔·柯察金是个典型的例子。保尔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在日常生活中和疆场上都是勇敢的战士，即使身患重病，仍然奋斗不息，甚至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在为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当时，正是保尔的精神感动了我，因为解放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物。

剧本《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舞台上演出后，全市青年似乎都在谈论保尔的英雄事迹。它与小说同时教育了一代青年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保尔这个人物产生了争论，甚至出现了反对之声。我很同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最早译者梅益同志的意见：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但绝不可以狭隘、偏激、甚至是为了哗众取宠，无视历史，超越时空来极力贬低与侮辱身处特殊年代的那一代人的信仰与追求，特别是他们为了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浴血奋战，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任何作品都有它的局限性，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但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与自身命运的抗争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主题永远不会改变。

通过对保尔·柯察金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优秀品质，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道德范畴，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因此，这个形象的艺术魅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他的精神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

秦岚： 您去普希金墓凭吊诗人，献上鲜花，陈述了中国人对诗人的爱。在您心中，普希金永恒的精神是什么？

高莽： 我少年时代就开始背诵普希金诗的原作。他讲述的故事，他诗中的韵律，都感动过我。他那黑人血统更让我长久着迷。他具有多方面的天才，不仅写作，而且作画。他的讽刺作品尤其令我倾慕。普希金作品涉及的题材极广，所以任何一个年龄的人，具有任何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共鸣。普希金生活中也有过失误，晚期作品也有沙文主义的影子。但他的一切都赤裸裸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普希金的永恒的精神就是他对爱的追求。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妻子、爱儿女、爱荣誉、爱生命。爱使他青春常驻，爱也摧毁了他不寻常的一生。

秦岚： 您有一种反省精神、自觉地自我批评的优秀品质。比如，对阿赫马托娃，当年您相信苏联官方定论，参与翻译1946年批判苏联《星》《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认为她是个“腐蚀青年读者的坏诗人”。但是，当您真正研读了她的作品后，立刻由自己内心给出了崇高的评价，并反省批评自己的盲从。俄罗斯诗人中，我比较喜欢阿赫玛托娃和叶夫图申科。很想听听谈他们？

高莽： 1946年我接受领导的布置，参加翻译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翻译本身是必要的。那时我们处处学习苏联。问题在于我自己对决议的认识和态度。那时我对阿赫马托娃一无所知，实际自己不过起个翻译机器的作用，但我接受了决议的思想。

三十年过去了，我自己经历了风风雨雨，再读到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后，我才有所觉悟。阿赫马托娃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她一生坎坷。身体健康不佳，几次婚姻不幸，创作屡次受到批判……。但她爱国、爱祖国人民，是普希金诗歌的追随者。在苏联大清洗年代，她有胆量写出气势磅礴的控诉法制遭到蹂躏的长诗，是何其勇敢啊！我读她的《安魂曲》，心灵受到震撼。她译的屈原的《离骚》和李清照等人的诗时，更让我惊赞，这绝非决议中称之为“尼姑”或“婊子”所能为的事业。我不能不改变当年对她错误的看法。这事教育我：盲从害人害己，作任何事要独立思考。我一直想向她表示歉意。直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机会。我来到她的墓前，在象征监狱的石墙上向她的浮雕像前献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它包含着我无尽的思绪。

叶夫图申科是另一辈诗人了。他的作品时代性很强，政治性很强。他自称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产儿”，意思就是赫鲁晓夫时代的诗人。他坦然地说过他的作品四分之一是污秽。60-70年代，他是苏联诗坛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不仅写诗，还写小说，电影剧本，自己还参加演出。苏联反华时，他也写过诗。1983年我和戈宝权先生一起访问苏联，叶夫图申科主动找到我们，讲了自谴的话，在赠给我的书上，题了一句：“心怀热望，想亲眼看到中国大地——世界智慧的宝库。”1987年他来到了我国。我国文艺界为他举行了朗诵会，他在我为他的肖像上题了一首诗：

经过多次战争，多次革命，让我们

消灭一切纠纷，如同消灭偶然事故，

让中俄两颗心灵啊，

在思想上在行动中汇合于一处！

叶夫图申科现在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在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

秦岚： 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拷问人的心灵、关心现实、介入社会应该说是俄国文学的核心传统，苏联解体前后，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俄罗斯文学思潮开始出现，就是被称为“别样的文学”，它们对俄罗斯文学这个传统有多大的秉承呢？您对当下俄罗斯文学是否还有关注？

高莽： 苏联时代，苏联文学处于比较封闭的环境中。党的控制相当严密，对任何一点离经叛道的之举都会遭到批判。似乎借鉴西方任何一点东西就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表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解冻”，西方思想涌入苏联，更有不少知识分子不满于国内的政策而流亡西方。苏联解体后，形势有了更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别样的文学”，这里有继承白银时代的因素，有恢复苏联革命初期文学的倾向，也有借鉴西方的结果。有的人在传统之中掺入西方的东西，使作品有了异样色彩；有的人则照搬西方的样板，多少带有抄袭的味道。

我认为俄罗斯文学不应背弃它崇高的传统：保持批判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拷问心灵、介入社会。这是俄罗斯文学的本色。但，今天的俄罗斯文学的走向只能取决于本国作家的创作，而不是由我们信口雌黄。

秦岚： 从苏联到俄罗斯，我们北方的邻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您可以选择，您选择生活在哪一个时代？为什么？

高莽： 俄罗斯经历了帝国时代，社会主义苏联时代，如今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无法选择生活在俄罗斯的哪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利、它的弊。我们作为一个外民族只能判断各个时期的情况。

我只能选择生活在我的祖国，不管是受凌辱的时代，疾风暴雨的时代，还是阳光明媚的时代！

秦岚： 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高莽： 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他们经历的历史不同,继承的文化不同、思想方法不同。

中国文化传统太久远了，从仓颉造字、孔孟之道、发明造纸印刷、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等，各种文化现象、人际关系，早已无所不有。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相对比我们短很多，但他们受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发展速度甚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美术、音乐达到世界的高峰，是和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高峰。他们以紧贴人民生活、关心人民疾苦，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俄罗斯知识分子比较坦诚、真率、不模棱两可，性格刚烈。

我国知识分子则多策多谋、前思后虑、优柔寡断，但能够忍辱负重。

关于《世界文学》

秦岚： 我是2004年来到《世界文学》的。整理《世界文学》历史档案材料的同时，也很注意看了以往的《世界文学》。80年代的《世界文学》，各个国别文学以专辑方式介绍优秀作家作品，同时辅评论、访谈。作品选择、话题选择、新设栏目看得出编辑的激情和用心。80年代后半您承担主编。您怎样看《世界文学》在80年代的影响和作用？

高莽： 你提的这个问题，实际是考核我的行政工作能力。

建国后，1953年创办《译文》（即后来的《世界文学》）杂志时，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先后担任主编的是茅盾和曹靖华。他们都是鲁迅先生的战友，是研究与介绍外国文学的宿将。那时有一批很有名望的作家翻译家担任编委。

“文革”期间，编辑部老班底在狂风暴雨中被摧毁得七零八落，负责人无一幸免受到审查、受尽批斗、辱骂和诬陷之苦。

“文革”后，《世界文学》复刊，编辑部重建队伍，补充新鲜血液。

80年代中期，上级让我出任主编时，我一再拒绝。我知道自己的水平，我根本没有领导他人的能力，我甚至跟上级说：“我的特长是具体业务工作，不能把我的刀背当刀刃用。”但我毕竟是个听话的干部，是个“驯服工具”，最后还是同意了，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战战兢兢地上任了。

我们刊物有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不能辜负前辈和读者的期望和信任。改革开放伊始，《世界文学》的内容必须和时代同步，必须反映出当今世界文学整体的面貌与世界文学发展的轨迹，编辑人员必须熟悉外国创作的新成果和各种新的文学流派的理论。

老编辑们经验丰富，熟悉业务，可是与世隔绝十多年，对外国文学的已经感到疏远，对它的变化更是知之甚少。新编辑年富力强，精力饱满、思想活跃，在业务上有待熟练与提高。为此，我们决定邀请文艺界名家们到编辑部来讲课——给大家充电。应邀来讲课的人对我们的这项活动非常支持，完全是无偿地作贡献。专家们讲上半天，讲完之后，编辑部将我们编辑出版的各种文集赠与讲课人，作为感谢之情。同仁们也自愿将自己的译著作品送给讲课人。

秦岚： 是啊，当时您发起邀请著名的文学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新闻记者、评论家等来编辑室开讲座，编辑室的同事现在提起那段事情还赞扬那是您的一个“开创”。

高莽： 我记得到我们编辑部讲过课的有文学界的邓友梅、刘宾雁、高行健、李陀、朱春雨等人；外国文学界的同行们就更多了。他们或讲述自己创作经验或介绍国外见闻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心得。

除了文学界的人士之外，我们还邀请过其他领域艺术界人士讲课。首任主编茅盾先生创刊时就提醒我们：编文学刊物要同时注意和报道其他艺术门类。

音乐指挥家李德伦为我们介绍如何欣赏大型交响乐。

那时，李德伦已年近古稀，身体肥胖，行动缓慢，但他讲起话来神采飞扬，把世界名曲解释得淋漓尽致。两个半小时没有休息，也没人退场。李德伦本身就像是一曲交响乐，他讲话时自己陶醉在乐曲中，把听众也带入音乐世界。当他解释贝多芬的交响曲时，我们仿佛在经受命运的敲击。编辑部里的成员都喜欢音乐，音乐大师李德伦的讲课增加了我们对交响乐理解的深度。我们编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中的音乐因素，这在无形中扩大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材。

方成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他办事麻利，眼镜框里滴溜溜转动一双大而非常有神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一口京腔，其实他是广东人。他说话与他的漫画一样，妙趣横生。可是他自己的脸上却很少露出笑的表情。

他讲了漫画与文学的关系，讲了滑稽与幽默的区别，讲了讽刺艺术的深刻意义。

我记得他陈述自己的苦衷时说：“幽默讽刺这种手法看来轻松有趣，可是掌握这门艺术非常不易。”

他知道我们这些在场的听众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介绍的，便谈了自己与文学的关系。他说他也作过翻译，译过英国漫画家大卫·罗的一篇文章：“一生中我只译过这么一篇。……”他呵呵笑了。

方成说，他读的第一本幽默讽刺艺术理论著作也是外国文学作品，是他的老师朱光潜先生向他推荐的柏格森的《笑之研究》，译者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他说：“至今我还在读那本书。”他分析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左琴科的讽刺特色；谈到马克·吐温、萧伯纳等人的讽刺与俄罗斯讽刺如何不同；后来又谈到印度的克里山·钱达尔、土耳其的阿吉兹·涅辛、泰国的克立·巴莫的作品中讽刺的民族性。他还提到罗马尼亚的卡拉迦列的讽刺小说。

我好奇地问他：“你从哪儿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

他说：“除了从书店买的书以外，再就是你们的《世界文学》了。”

他说《世界文学》从事一项非常光荣的事业，担负着艰巨的重担。现在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不同民族之间的幽默也在相互渗透。他举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例子。他说：侯宝林的相声中就借鉴过外国笑话。“你们知道吗？”

我们相互看了看，愣了一阵，摇了摇头。于是他讲了事情的经过。50年代，他的漫画合作者钟灵同志从匈牙利访问回来，给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某疯人院里有个疯人让别人顺着电筒的光柱往上爬。他们又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共同的朋友侯宝林。过了一段时间，侯宝林把这个笑话作了稍许改动编进他的相声《醉酒》中。大家也许记得。其中最逗人的笑料是醉汉让另一个醉汉顺着电筒的光柱往上爬。当侯宝林以其特有的声调表演这笑话时，谁听了谁都会捧腹大笑。一个笑话经过中国大师的艺术加工，变成中国化了的笑话，成了相声中不朽之作。

我们还邀请过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波兰的、阿拉伯等国家访华的作家们进行座谈。

那些报告、讲座、座谈对我们编辑人员的专业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充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使我们在掌握世界文学总的形势上作到心中有数，使我们为刊物在选材上作到了更有见地更准确更内行。正因为如此，有些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已经做过介绍或评论。为此，我们得到不少读者的感谢。

秦岚： 《世界文学》应该如何处理经典与流行的关系？

高莽： 译介经典是《世界文学》的传统，当然要坚持。但是，世界变化无穷，文学日新月异，作为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刊物的编辑，必须时时刻刻关注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的文学现实，必须不断充实自己。这是知识领域的充电，也是思想方法、观念上的充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引导而不是迎和读者的阅读趣味。

高莽先生和《世界文学》编辑部成员合影，从左至右：韩艳萍、副主编秦岚、主编高兴、高莽先生、编辑部主任苏玲

秦岚： 我听过您在外文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看过您在《生机》中介绍新时期《世界文学》的文章《鲜花盛开的季节》，感受得到您对编辑部深厚的感情和老一辈翻译家的敬重。编辑部的同事们同样敬重您，珍爱您，编辑部全员对这次采访都非常重视，每个人都把自己收藏的材料拿来给我参考或者把亲见的您逸事讲给我。现在《世界文学》在第十届主编余中先的旗下探索多传媒、高速信息化的今天，如何保持《世界文学》传统，如何创新的道路。请您给《世界文学》同人们说几句话吧。

高莽： 正像你感受到的那样，我对《世界文学》很有感情，也感谢同仁们的眷顾。

你让我对《世界文学》同仁们说几句话，只好老生常谈，谈三点意见吧：

1、在《世界文学》工作的人需要对世界文学有宏观的了解、看法，对自己负责的国别文学应有微观的细致把握。

2、需要重视各个艺术门类的修养，有意识地学习和积累。

3、需要有团队精神，不能只强调自己语种重要，需要兼顾其他语种内容。编辑刊物人少好编，意见好统一，人多不好编，所以要有团队精神。

总之，我相信你们这一代编辑一定比我强，起码你们可以电子编发稿子。相信《世界文学》会发扬光荣。

2006年2月高莽先生获社科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桑榆霞彩

秦岚： 我平时身边总会带着相机、一小本书和化妆品，您平时随身带的东西都有什么？我猜想肯定有画笔和画纸，是不是呢？您眷恋的是什么呢？您认为您的笔下留下来的将是什么呢？

高莽： 你猜错了。不是。我现在外出，什么也不带了，因为总是丢三拉四。

如果在某一现场我发现可画的人物，我会当场找一张纸（或利用邀请函的背面，或信封），向身边的人借一支笔，便画一画。画得自己满意便留起来，有时还请被画者签个名留作纪念。

有时画的对象是我敬仰的人物，如在欢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会上，我画了莫言。有时画的人物我觉得对方形象入画。我眷恋的是画中的情。想留下的是画后面的人生故事。

秦岚： 您每个月大概读多少本书？有明确的专业范围吗？您曾经推荐过《辞源》《字典》，因为您看重其中的知识和汉语的正确使用方法，现在读书最关心的是什么？是知识？是人生？是感动？

高莽：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读书的数量。每月读的书，有的是朋友们的赠作，有的是自己买的。一般赠书我一定会看一遍，有的看得细些，有的看得粗些。

在当今科技发展飞速的年代，读书的速度也需要适当地加快。一目十行已经不能和时代合拍，需要一目半页或一页。我并不提倡马马虎虎，绝不主张读书不求甚解。我认为在一些空话废话套话上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比较注意外国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因为那是我的专业，看不到原著情况下，读一读我国同行写的文章也是有益的。还有我爱看回忆录。我也喜欢看美术书籍、绘画作品，了解对方的作画思想和技巧。我几乎每天都要翻阅《字典》和《辞源》，为了吸收知识，也为了学习和掌握语言和文字的基本功。

秦岚： 每天几点起床？翻译时段/写作时段？每天工作几小时？如何分配一天的时间？

高莽： 我平时大约晚上十点上床。心里有事就半天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我常常想，如果脑袋是部机器，需要用时便打开，不需要用时就关上，那该多好，可以美美享受睡眠的情趣。可惜办不到，人是感情动物，不是机器。

我一般6－7点钟起床。趁妻子漱洗时，我伏案工作一阵。天不亮，无杂音干扰。我觉得那时是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刻。早晨和上午是我写作或翻译的时间。我不希望这时有人打扰我。但那只是一厢情愿。有人这时打来电话，甚至从外地或国外打来电话，就不能不接。如有事，还得考虑如何去完成。

下午，看天气是否晴朗，如果阳光充足，室内亮堂，如果心情好，兴趣盎然，便画画。我没有画室，没有画案，一般是把五合板搭在床上，铺上毡子，摊开宣纸。近来感到越画越吃力，眼力也差了，手也不听话了，往往是画几张，才能选出一张可用的作品。

晚上，看一会儿电视。我爱看的是杂技、球赛或武打片，总之，不愿意看费心思动脑子的连续剧。但有时又在想，为什么要看杂技？是演员们的高难动作吸引我。为什么要看球赛？是竞争精神激励我。为什么要看武打片？是熟练的技巧诱惑我。虽然不想动脑子，但脑子并不能完全由意志支配。我可能仍然在休息时寻找创作的动力。

秦岚： 您日常的幸福是什么？

高莽： 写作、画画、读书都幸福。我还有一个“最幸福”是给我妻子上眼药。

秦岚： 我很想把冯至先生译的《歌德》的诗句送给您。 “你们幸福的眼睛，/ 你们目光所及，/ 不论是些什么，/ 都是这样美丽。” 因为，您以您真诚、悲悯和满怀热爱的笔——钢笔和画笔，记录、描绘了那么多崇高的灵魂和优美的人生，您笔下的他们将纯洁我们的灵魂。

谢谢高莽先生。我还想告诉您，我很喜欢您的“老虎洞”。因为“老虎洞”里书香和画卷的气息都浸在醇厚的人生滋味之中。

高莽语摘录：

* “我是人，不是猴，应当有自己的脑袋，不能尽让别人玩耍。”

（我少年时看到街头演猴戏时，猴子任人摆布，颇多感触，但那时说不清楚内心的隐痛。长大以后，经历了种种磨难，长出了一个脑袋，才理解了其中的道理。

* “保留石头的本质。”

（有一年，我来到青岛大海之滨。看到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如何把被浪水冲磨成圆滑的石子抛回海中。他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并对人生有所领悟。他说：“我不想再当卵石了……我要保留石头的本质，我想活得有棱有角，有滋有味，有苦又乐……”

* “做人要学枯立木。”

（我七十多岁时，曾经登上神农架保护区的山顶，见到了死去的杉树。我当时认识到枯杉生前向上茁长，给人间带来了秀色与豪气。它挺立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它仍然耸立在绿色的世界当中，展示着不屈的英姿。它没有倒下，更没有下跪。它是人的榜样。难怪科学家们把你誉为“枯立木”。

*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磕磕碰碰地走了80年，摔跤、迷路、遇险、爬山、涉水……不管路途如何崎岖，如何遥远，我没有停止前进与攀登。”

* “做人潜求无我境 从艺勇攀有己峰”

（做人尽量不要突出自己，最好能做到没有我的境界。从事艺术创作则应当最大限度地张扬自己，作品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

附录1 俄苏授予高莽的奖状与勋章

1983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高莽奖状，表彰他对介绍苏俄文学方面的贡献。

1991年苏联对外友协与文化联系协会联合会主席捷列什科娃授予高莽“文化艺术友谊”奖章及证书。

1997年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高莽为荣誉会员。

1997年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因高莽对中苏中俄文学艺术交流的贡献而授予他“友谊”勋章。

1999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高莽名誉博士称号。

1999年获俄中友好协会向他颁发的“俄中友谊纪念章”。

1999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授予高莽普希金纪念章。

2004年俄罗斯联邦有关单位授予高莽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章与奖状。

2005年9月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主席米特罗法诺娃授予高莽“友谊贡献”荣誉奖。

2006年2月15日俄驻华大使拉佐夫代表俄罗斯美术研究院授予高莽“荣誉院士”称号。

2006年5月23日俄罗斯作家协会因高莽对传播俄罗斯文化有突出成就而授予他高尔基奖。

附录2 高莽著作集

01.《久违了，莫斯科!》 （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02.《诗人之恋》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03.《妈妈的手》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

04．《阿尔希波夫的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

04.《域里域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05.《画译中的纪念》    （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

06.《四海觅情》        （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

07.《帕斯捷尔纳克传》  （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08.《灵魂的归宿》      （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

09.《文人剪影》        （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10.《枯立木》          （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11．《圣山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2．《俄罗斯大师故居》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

13.《心灵的交颤》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4．《俄罗斯美术随笔》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我画俄罗斯》（绘画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白银时代》（文图集）（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

17、《高贵的苦难》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附录3 高莽译作（均译自俄文）

01.《保尔·柯察金》 （剧本）

（邦达连科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

（哈尔滨市兆麟书店，1948年版，后北京出版社再版）

02.《团队之子》  （剧本）（卡达耶夫著，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

03.《粘土与瓷器》（剧本）（葛里古里斯著，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版）

04.《家》（剧本）（波波夫著，东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传部，1950年版）

05.《龚查尔短篇小说集》（星火社，1951年版）

06.《星星之火》（剧本）（达吉阿尼著，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

07.《胜利者》（剧本）（齐尔科夫著，与亚夫等人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08.《太阳出来了》（诗剧）（乌尔贡著，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

09.《领袖的少年时代》（剧本）（纳胡里茨什维里，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

10.《丝绣花巾》（剧本）（卡哈尔著，北京戏剧出版社，1954年版）

11.《列宁的童年与学生时代》（乌里扬诺娃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2.《翅膀》（剧本）（考内楚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3.《臭虫》（剧本）（马雅可夫斯基著，收入《马雅可夫斯基文集》第四卷，1958年版）

14.《澡堂》（剧本）（马雅可夫斯基著，收入《马雅可夫斯基文集》第四卷，1958年版）

15.《亲骨肉》（剧本）（阿菲诺根诺夫著，与高一清合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

16.《唐克诗选》（与戈宝权合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7.《我们的土地 》（剧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18.《米耶达诗选》（与船甲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9.《马蒂诗选》 （与卢永等人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0. 《卡杰丽娜》 （长诗）（舍甫琴柯著，收入叙事长诗集《少女的声音》，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永不掉队》（小说集）（冈察尔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22.《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电视连续剧）（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23.《被盗走的幸福》（剧本）（弗兰科著，收入《岔路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4.《爱》（阿赫马托娃诗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5.《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自述，散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

26.《西班牙人》（剧本）（莱蒙托夫著，收入《莱蒙托夫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7．《莱蒙托夫书信》（收入《莱蒙托夫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8．《普希金抒情诗》（111首，收入《普希金全集》第一、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9.《锌皮娃娃兵》（纪实文学）（阿列克谢耶维奇著，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30.《莫斯科，我们是你的儿女》（随笔）（卢日科夫著，与孟广钧合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1．《松花江畔的紫丁香》（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诗歌卷，收入译诗18人155首，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2．《列夫·托尔斯泰会晤录》（帕斯捷尔纳克著，收入《世界文学》杂志2003年第4期）

33、《俄罗斯文学肖像》（乌兰汗译作集）和（译诗集）（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附录4 高莽的绘画作品

曾为  鲁迅（油画）、茅盾、巴金、艾青、丁玲、冰心、胡风、曹靖华、萧乾、冯至、萧军、叶圣陶、杨沫、严文井、方纪、等人画像（水墨画），及大幅《巴金和他的老师们》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为梅兰芳先生画巨幅《赞梅图》，曾在我国报刊上发表。

为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巴尔扎克、易卜生、井上靖、博尔赫斯所作的水墨画像……为外国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

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大江健三郎、等水墨画像，曾发表在我国不同的期刊上。

收集在各种书籍中的画有：

01.《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威列萨耶夫著，插图 3幅，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02.《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画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03.《外国名作家传》（张英伦等人编，共三本，肖像插图440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04.《马克思的学生时代》（王兴斌著，插图12幅，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05.《无畏的探索者》 （王兴斌著，插图15幅，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06.《高莽速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印制，1991年，非卖品）

07.《拉丁美洲文学丛书》（30卷丛书，肖像画30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3版）

08.《当代百家话读书》（曹积三阎桂笙主编，肖像画105幅，广东教育出版社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09.《西风吹书读哪页》（崔权醴编译，肖像插图55幅，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

10.《改写记忆》（祝勇著，肖像插图60幅，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11.《禁欲时期的爱情》（祝勇著，速写画40幅，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12．《走向成熟的祝福》（陈昊苏著，书中收入描绘普希金生平的水墨画13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土生等人主编，插图3幅，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

14．《宇宙浪子》（科幻仙侠小说），朱邦复著，插图32幅，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5．《杨绛作品精选》（散文集，为《我在启明上学》插图8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传略》（宋兆霖选编，肖像101幅，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6．《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黄成勇著，肖像插图23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附录5 高莽编选集

01.  《苏联当代诗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02.  《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03.  《苏联文学插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04.  《访苏心潮》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05.  《普希金抒情小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06.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07.  《俄罗斯的白桦林》   （中国作家写俄罗斯，随笔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08．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原载于《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方志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发布本文已经作者授权。

图片来源：部分来源于网络，部分由高莽先生的女儿提供。

(公众号责编: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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