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9年间任英国教育大臣的纽卡斯尔勋爵珀西(Lord Percy of Newcastle)曾有名言:“应该在小孩成长过程中让他们学会懂得不快乐。” 同样,我们的熊彼特专栏作者对如今风行全球企业的“快乐管理”论调也心存质疑。快乐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很难衡量,而员工为保持快乐付出的“情绪劳动”也会产生成本。
全球企业掀起的“快乐工作”风潮令人咂舌。谷歌之前在内部设有专职的“快乐好伙伴”,传播正念和关怀。网络鞋店Zappos对于自己营造快乐氛围的工作甚为得意,甚至单独成立了一家名为“传递快乐”(Delivering Happiness)的咨询公司。它设有首席快乐官(CHO)、全球快乐领航人、快乐骗子、快乐炼金术士,还有为富有哲学头脑的客户而设的“幸福猫头鹰”。
这一趋势不仅局限在私营部门,也打动了某些政府人士。美国、英国、法国及澳大利亚等国现在都定期发布国民福祉水平报告。不丹长期以来测量国民总幸福指数并以此打响了国家品牌,阿联酋同样对其新设立的“幸福部”引以为傲。
商人们早就知道这是有利可图的领域。领袖学大师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说过,一副乐观向上的样子最有助结交朋友及施展影响力。迪士尼乐园依然宣称自己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称,在2013年,员工“不快乐”令美国经济因生产力下降而损失5000亿美元。但追踪计算快乐程度的一大问题是:很难证实或反驳这类数据,因为你不完全清楚所测量的是什么。
对这一现象分析得最为尖锐的图书之一是1983年出版的《被管理的心》(The Managed Hear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该书中指出,许多雇主要求员工以微笑及其他形式的“正向情绪”提供“情绪劳动”。而各种学术研究表明,“情绪劳动”会带来显著的成本。
过火的“快乐教派”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欢迎订阅《经济学人·商论》,阅读2017年一月刊文章《快乐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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