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 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本文首发于1月14日 《每日经济新闻》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重点工作的首要任务。其中，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之一，亦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当前我国的消费恢复态势如何？此前出台的各项消费刺激政策能否起到提振信心作用？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放心大胆地消费？今年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更大的成效？未来还可以挖掘哪些新的消费增长点？
在他看来，促进消费的政策应兼顾短期与长期，将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这在此前出台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的加力扩围仍应坚持这样的原则和理念。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同时鼓励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积极参与“两新”政策，在支持品类方面也可进一步拓展。
增加收入则是促进消费的关键。盛松成对记者表示，“完善再分配机制对老百姓放心大胆消费是很重要的。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增加转移支付是短期内调节收入较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我建议特别国债资金的使用可以较多地向这方面倾斜。”
谈及未来提振消费的重点领域，盛松成认为，这将主要集中于服务业，例如家政服务、托育领域、养老领域、城市旅游等都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线城市仍将是消费主战场，可与乡村消费形成差异化、互补性发展格局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消费恢复态势？从需求结构看，哪些领域消费降级、哪些领域消费升级态势更为明显？
盛松成：
我国消费总体延续恢复态势，但面临一定制约。2024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与1-10月持平。10月、11月两月社零平均增速（3.9%）好于三季度，较三季度月均增速（2.7%）提高1.2个百分点。在促消费政策提振下不乏结构性亮点，如汽车、家电消费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1-11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1%，较1-10月回升0.1个百分点，结束了一年多来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总体下行的趋势。但居民消费信心仍待增强。为保证未来的刚性支出，如房贷、车贷、教育费用等固定开销，以及对未来职业稳定性的担忧，人们在消费支出时更加谨慎。
当下，汽车、服装鞋帽、餐饮等日常刚需消费均呈现降级趋势，旅游市场亦是如此。尽管旅游市场规模在扩大，可增长多源于出行频次上升，而非单次消费额增长，省内游和国内游的占比明显增加，这些都体现了消费降级态势。
与之相对，消费升级领域多元发展。伴随科技进步，人们对产品需求更迭，通讯器材、智能家居、健康保健等升级势头显著，持续催生新需求，推动供给优化。
从2024年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消费有所走弱，但一些地方乡村消费市场较为亮眼，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盛松成：
2024年3月以来，城市CPI同比增速总体低于农村（2024年全年，城市累计同比上涨0.2%，农村上涨0.3%），表明城市居民购买力偏弱。
一线城市消费数据走弱是由多因素造成的。从产业角度看，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下行冲击显著。这些行业从业者大量集中在一线城市，行业不景气引发裁员、降薪潮，收入减少直接抑制消费欲望。人口回流也是重要因素。随着二、三线城市发展机遇增多，部分人群返乡寻求新机会，一线城市消费群体规模缩小。此外，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在收入增长放缓时，居民为应对日常开销，不得不削减非必要消费支出，如在中心城区租房负担重，人们就会减少外出就餐、娱乐消费频次，导致消费数据下滑。
而乡村消费市场表现亮眼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收入增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效，农民手头宽裕，有资金用于购物。二是基建完善，道路、通信、物流通达，既方便农民网购商品，又助力乡村特产外销。三是政策助力，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优惠，激发消费欲望，并有电商扶持提升消费便利。
尽管当前一线城市消费出现不及乡村的阶段性现象，但长远看，一线城市仍为消费主战场。一方面，从产业发展着手，针对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变革期，应引导其向高端服务业、绿色科技等新兴领域转型，催生新就业岗位，稳定居民收入，吸引人才回流，重燃消费热情。
同时，顺应未来新型城镇化趋势，加强一线城市与周边城市协同，构建都市圈消费生态，拓展消费辐射范围，使周边城市居民便捷共享一线城市商业资源，扩大消费腹地。
此外，借消费税改革增加地方财力契机。一线城市可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的投入，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消费环境，吸引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消费，再造消费优势地位，与乡村消费形成差异化、互补性发展格局。
促消费政策应兼顾短期与长期，将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
目前已出台的各项消费刺激政策能否起到提振信心作用？您如何看待“以旧换新”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对此有何建议？
盛松成：
国家目前已经实施和部署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政策。
一方面，通过发放消费券、提供购新补贴等方式，直接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刺激了消费需求的释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为支持“两新”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中，1500亿元左右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还将进一步加力扩围。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措施是既有利当前、又惠及长远的，能改善预期、提振信心。例如，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的重点工作中，就包括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实际上关系到还没有退休的人员；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标准，从而减少居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既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还给老百姓提供了更大力度的保障。这些措施对现在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都会有促进作用。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应兼顾短期与长期，将稳增长与促改革相结合。这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政策部署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很注重鼓励消费者更换使用智能型、绿色型、低碳型消费品，如新能源汽车、高效节能电器等。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将逐步提升社会整体环保意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和浪费，为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民生基础。同时，以旧换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要求，会加大研发投入，加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进一步普及新技术和新产品。
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的加力扩围仍然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和理念。在此基础上，我建议可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推动这些地区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鼓励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积极参与“两新”政策，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在支持品类方面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此外，建议建立政策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和处理企业及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不断完善政策内容和实施机制。
完善再分配机制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未来提振消费的重点在于服务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让老百姓放心大胆消费？
盛松成：
增加收入确实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增速是趋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的工资涨幅从2021年的9400多元下降到了2023年的6669元。也就是说，虽然工资在上涨，但是涨幅在下降，2023年工资涨幅已经回落到了2017年的水平。
同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居民部门债务与GDP之比，2020年达到了62.3%，已经超过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当中所占的比例62.2%。截至2024年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高达63.2%。居民部门的债务主要是房贷。从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看，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在60%～65%左右，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而且提高得很快，这就影响了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如果看一下再分配的数据，就会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持续高于可支配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比较弱。因为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也就是说，我国再分配对住户部门的转移调节力度是不足的。由于对居民部门真正有意义的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再分配以后的收入，如果再分配以后，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反而更低了，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实际上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完善再分配机制对老百姓放心大胆消费是很重要的。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增加转移支付是短期内调节收入较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我建议特别国债资金的使用可以较多地向这方面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