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呼死那个主任
主任在我光秃秃的脑袋上面画了一个马蹄形的标记，手术时，他会沿着这个标记线像开罐头一样剥掉我的头皮，用头皮夹把我的头皮夹好，然后再用电钻和铣刀切开我的颅骨。很快，我那精密的脑组织就完全暴露出来，医生们就可以操着家伙直捣黄龙，把那枚新鲜的小瘤子采摘出来。
多么完美的切割，多么成功的手术！主任在手术之前也一定是沉浸在自己超屌的技术里无法自拔。他自信满满地对我说，不用担心，也不需要备血，骨头上的手术出血不多，你要相信医院，相信党。然而，在这位行走江湖数十年的主任用咬骨钳咬住我头骨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 —— 我的小瘤子真的是血气方刚。你想给它一点颜色看看，它就让你血债血偿。
简而言之就是，还没有等主任直捣黄龙，我在手术台上就大出血了。血出得太猛，把在场的医生都吓尿了。因为手术之前没有备血，他们只好把我才打开的脑袋又给缝上去了。
我就这样被白白开了一次脑壳儿，而那枚血供充足的小瘤子还安然无恙地趴在脑袋里，这意味着我还要再去挨一次刀子。
你们最好不要让我醒过来，我醒了就要去呼死那个主任！
18岁的我就得了癌症，瘤逼吧！
白头发是因为药物作用
18岁，我从本地最好的高中毕业，准备背起行囊闯天下，去澳洲留学。小小年纪的我一直都是遭人恨的类型 ：不仅天赋美貌加持，学习好，性格也很好。所以，命运在此处应有破折号 —— 玩死你！
2010年1月的一天，天气晴，原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天。我的腿上一直有一个大鼓包，因为以前学习太忙，没有在意。妈妈说，就要出国了，还是检查一下好。没有一点点防备，我被拽去了医院。医生在我的腿上掐指一摸，大觉不妙，让我赶快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结果影像资料显示，我的腿上居然有一个大瘤子！以前的我是个牛逼的学霸，现在的我是真 “瘤” 逼了！
很快，我被抬进了手术室，切掉了那枚原发性肿瘤，并接受化疗。
澳洲留学
2月15日，也就是情人节的第二天，我在病床上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们一家人围着病床唱了生日歌，然后一起许愿。所有人的愿望都只有一个 ：希望早日康复，每年都有人给我过生日。
生活又朝着明媚的方向发展了。在一阵阴霾过后，未来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命运的任意门把我投向南半球，我重新背上行囊，前往悉尼，开始了旁人无异的大学生活。若隐若现的记忆里，悉尼的三年是美好而刺痛的。美好不仅是因为异域刺激，更重要的是我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 我搬进了学生公寓，在澳洲有了自己的小窝，结交了一帮好朋友，满悉尼疯跑。不仅如此，我还交了一个不介意我癌症病史的男朋友，他承诺会爱我照顾我一辈子。
我相信一切都好起来了。如果有盗梦的机器，我愿意一直生活在悉尼的梦里，永不醒来。
没有医生敢收我
医生和家长没有告诉我真实的病情，我遇到的是人类斗瘤历史上一个可怕的对手 ——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癌症。
2013年，咳嗽不止的我被发现癌症复发转移到肺。2014年，医生正式宣告癌细胞转移到颅骨。
骨转移意味着我摊上大事了。
2014年夏末，我接受了第一次全麻开颅手术，就是你们在开头看到的那一次。因为主任医师的准备不足，那次手术失败了。
接收我这样的患者，医生都是慎之又慎的。开颅取肿瘤并不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然而这位老资格的主任却做失败了。他失败了不打紧，打紧的是，他失败了就他妈没有医生敢给我做了。一来，医生知道我的病不好对付，做得好我还可以苟活几日，做得不好一命呜呼，他们也会摊上大事；二来，医院内部层级关系复杂，如果其他医生做成了主任都办法做成的手术，主任的老脸往哪儿搁？
只要医生可以继续给我治，我就还有希望。然而，没有医生愿意了。
我和于谦老师的共同点 ：喜欢做头
我是吃货行了吧
手术失败后，我做了射波刀放疗。射线可以杀掉我脑袋上的瘤子，但同时也照坏了头皮，伤口不能愈合。加上吃靶向药控制身上其它地方的肿瘤，我的全身皮肤变得溃烂。这一年，我是顶着每天都流着白色脓液、泛着异味的烂脑袋过的，更别说路人的眼神了。
失去尊严和没日没夜的痛苦让我无法忍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的花季美少女！我要植皮把伤口补上！但是很多医生摆摆手：“你全身这么多转移病灶，再补一块皮也没有意义，不如就让它这样。 ”
在跑了无数家医院被拒之后，我绝望到开始仇视社会想去犯罪了。直到武汉三院给了我新的治疗方案。谢卫国医生 （特别感谢他） 以美观、舒适为前提条件，主刀完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开颅手术，成功清除了我脑袋里的肿瘤组织，并帮我从大腿上面取下一块皮肤植在头上，把烂掉的伤口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