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是祝勇对《东丹王出行图》及辽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包含对画作细节的解析以及辽代历史背景的探讨。同时，文章也涉及了汉唐及其他朝代的历史对比，以及游牧民族与马的关系等主题。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东丹王出行图》介绍
介绍《东丹王出行图》中的东丹王耶律倍，以及画中人物和马的特色，包括契丹人的服饰特点、画中马的特点等。
关键观点2: 辽代历史背景
探讨辽朝的历史地位和被忽视的情况，以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包括与其他朝代如汉唐的对比，及辽代的疆域、文化等。
关键观点3: 马在辽代的重要性
阐述马在辽代以及整个游牧民族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马的重要性、名马如汗血宝马的描述、以及马对契丹人性格的影响等。
关键观点4: 艺术作品对历史的记录
通过《射骑图》等艺术作品来探讨艺术史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包括艺术作品中体现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等。
关键观点5: 对文献和艺术的争议
对《射骑图》的作者存在的争议进行讨论，包括与金代画家赵霖的作品的比较，以及画中所体现的帝国沉稳与自信等。
正文
本文作者：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子课题“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负责人。出版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等数十部著作。任《辛亥》《苏东坡》《历史的拐点》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撰稿，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总导演的《天山脚下》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祝勇专栏《故宫寻美》之《从草原到中原》
从草原到中原
祝勇
一
《东丹王出行图》中的东丹王耶律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射骑图》，民国时期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期随文物南迁，走遍大半个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至中国台湾。图中绘有一人、一马。人是契丹人，服饰有着“髡发左衽”的特点。所谓“髡发”，就是剃光头顶，四周蓄着一圈头发，额前较短，两鬓较长，后面还梳成两根细辫子，辫梢绕成一个小圆圈。所谓“左衽”，就是前襟向左掩。古代中国人的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华夏民族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敲鼓的韩熙载就是“右衽”，如果是圆领袍，也是扣襻在右。而北方少数民族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此画中人物就是“左衽”，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说假如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我们早都披着头发、衣服左衽了（意思是被异族统治了）。北宋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看到的就是汉人“被发左衽”的景象，他在诗中叹道：“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在从前的幽州，此时的辽南京城（今北京），已有一半人穿着契丹服饰了。如今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四川彝族），依然保留着这种左衽的习俗。
《射骑图》里的马被认为是精良剽悍的乌珠穆沁马（即今之蒙古马），主要产在今内蒙古的乌珠穆沁草原上，身躯低矮，长胴短脚，却能征善战，疾走如飞，相传三国时曹操就曾骑过此马，唐代突厥人所乘的突厥马也主要是乌珠穆沁马。画中的契丹人，腰间挂着一只缝有虎皮、饰以黑色毛皮的箭筒，马身上也装饰着华丽的马具，尤其那五朵红缨格外夺目。这一切都表明这并非寻常的人马组合——他是一个契丹贵族，他心爱的宝马陪伴着他。他持弓带箭，等待着纵马飞奔的时刻。
这幅图卷的文物图档编号为K2A001291N000000003PAB，被装裱成册页，画上无名无款，台北故宫博物院把它归在李赞华名下。
谢稚柳先生在《评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名画三百种〉》中写道：“五代李赞华《射骑图》册页，极好，五代似可信。”
李赞华是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宋徽宗喜爱李赞华，曾收藏有李赞华的作品十五卷，这十五卷画作，全部记录在《宣和画谱》的“李赞华”条下：
双骑图一，猎骑图一，雪骑图一，番骑图六，人骑图二，千角鹿图一，吉首并驱骑图一，射骑图一，女真猎骑图一。
《宣和画谱》没有照片，我们无法确定，《宣和画谱》记下的这幅《射骑图》，是否就是藏在台北故宫的这件《射骑图》。
《宣和画谱》描述李赞华，“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从这一点看，《射骑图》还是吻合的。
假若你不研究艺术史，你或许不会想到，这位画家李赞华，其实是“髡发左衽”的契丹人。
《东丹王出行图》中的东丹王耶律倍他的父亲，就是契丹王朝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
二
对于许多人来说，辽代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朝代，至少不像汉唐那样令人耳熟能详、血脉贲张。汉唐两代，都创造了东起大海、西至西域的广阔版图，雄踞在东亚大陆上，英雄辈出，苌弘碧血，筚路蓝缕，自强不息，让一代代的中国人都沐浴着他们的恩泽与荣光。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唐朝拥有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这安西四镇，坐拥西域（今天的新疆全部和中亚广大地域），成为跨民族、跨文化的超级帝国。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初第一名将李靖以三千精锐骑兵冒雪千里翻越阴山，突袭东突厥王廷，生擒东突厥颉利可汗，一战攻灭威胁中原王朝北疆安全百年之久的东突厥，大唐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崛起于亚欧大陆东侧，唐太宗李世民被大唐治下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共称为“天可汗”，李世民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与游牧世界的天可汗这两个显赫称号于一身的君主。
如此超级帝国的建立，离不开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那就是马。如此巨大的帝国空间中，没有马是连接不起来的。在那个年代，马不仅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宝马配英雄，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没有好马是不可想象的。而称得上天下无双的骏马，唯有来自中亚草原上的汗血宝马。这种马，头细颈高，胸窄背长，肌肉浑实，四肢修长，薄薄的皮肤下，血管凸起，清晰毕现。它们驰骋后从肩膀附近位置流出的汗水，附着在起伏的血管上，阳光滑过时，那丝滑柔顺的感觉，有如微风吹过时光。汉武帝就是出于对汗血宝马的倾慕，专门派出使者前往大宛（今费尔干地区），用金马换汗血宝马，还用和亲的方式从乌孙（今中国新疆伊犁河流域）换得“天马”。梦中的汗血宝马令汉武帝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写了一首《西极天马歌》，司马迁一字不漏地抄录在《史记》里：
将近八个世纪之后，这首《西极天马歌》，还在大唐诗人李白的词语里回响：
李白出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沿着天山山麓走向中原，如此超远距离的行程，离开马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李白对马充满了依恋，写下了无数关于马的诗句：“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侠客行》）；“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送友人》）；“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塞下曲六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
唐、五代画家不甘落后，凭借手中的丹青笔墨，为那个时代的骏马留下了太多的影像，其中著名的有唐代无款《游骑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为五代胡瓌所作的《卓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喦《八达春游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等。
相比于汉唐，辽代的“美誉度”要小得多。中国历代王朝中，辽几乎沦为没人待见、无关痛痒的“边缘王朝”。《辽史》虽被纳入中国的正史《二十四史》，却只占一卷，形单影只，有如断雁孤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与中原王朝唱主角的《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学史上，辽代文学几乎成了“断层”，让人误以为辽代压根儿就没有文学，中国艺术史对于辽代同样吝啬笔墨。这固然要归因于辽代文化的确落后于中原，却很难说没有掺杂“严夷夏之防”的文化偏见。倘若不是历史研究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辽代的历史长达二百十八年，如果加上金朝灭辽后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西域建立的西辽王朝，辽王朝“挺立”在欧亚大陆的时间总共达到了三百十一年，超过唐朝的二百八十九年、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和清朝的二百九十六年。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契丹王朝的存世时间仅次于两宋（三百十九年）。更值一提的是，契丹王朝（不包括西辽）强盛时期的疆域东起日本海，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西至西域的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一带，南到今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囊括了燕云十六州），疆域面积不仅远超历史上的大秦帝国，也远超同时期的北宋，成为驰骋中国大陆北方的游牧强国。
在西方，契丹的英文名字“Cathay”,曾被长期用来指代中国。今天的“国泰航空”，就是以“Cathay”这个名字命名的。
面对这样一个驰骋中国大陆北方、享国三个多世纪的强盛王朝，粗针大线的一册《辽史》，不知遗失了多少宝石珠玑。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个以辽阔命名的王朝，是名副其实的“马背上的王朝”，特别是由辽东山林挺进蒙古草原之后，游牧取代渔猎成为契丹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马的重要性更是无以复加。驰骋骏马，弯弓射雕，成就了契丹人勇武剽悍的性格。骑着骏马在草原上跃马扬鞭、弯弓饮羽，像后来辛弃疾《破阵子》所写的那样，“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对于契丹人来说，这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事情。契丹人无论男女老少，皆善骑射。《辽史》记载：“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这不是吹牛，有史实为证，比如辽道宗咸雍元年（公元1065年）七月十八日，皇太后跟随辽道宗“秋捺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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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捺钵”是契丹语的音译，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