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要保护物种，但是你知道物种的定义有多乱吗？

原文以Taxonomy anarchy hampers conservation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5月31日的《自然》评论上

原文作者：Stephen T. Garnett & Les Christidis

在Nature Podcast中Stephen T Garnett和Les Christidis解释要如何整理分类系统。

Nature Podcast

假设物种固定不变，是所有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国家环境立法和许多个人与组织保护动植物的基础。但是，作为一个致力于给自然世界带来秩序的学科，生物分类学 （对复杂有机体的分类） 本身却极为混乱。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部分鸟类收藏。

George Steinmetz/NGC

生物分类学家一致认为一个物种应该代表一个独特的演化谱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谱系应该如何定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物种”至少存在30种定义，它们往往被随意创建或取消，具体取决于生物分类学家选择使用哪一种定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目前不存在针对生物分类决策的全球性监督机制——研究人员可以不顾后果地“拆分或合并”物种。

我们认为，科学界未能全面监管生物分类学的事实会威胁到人们为终止生物多样性损失所做出的全球努力的效果，危害科学的公信力，并且造成一定的社会代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承担对复杂有机体的分类监管责任，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理事会 （全球最高级别的科学监管组织） 中生物学的总机构。

缺乏约束

缺乏生物分类的普遍性标准带来了许多后果。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不同的纲之间存在不同的学术习惯。许多哺乳动物分类学家应用系统发育种概念 （PSC） ：如果两个种群有共同祖先却在生理上或基因上有区别，那么它们就是不同的物种。但是，许多鸟类分类学家倾向于使用更保守的生物种概念——真正的不同物种不应该在正常情况下产生可生育的杂交种。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推算结果，如果鸟类分类学家使用PSC的话，鸟类的物种数量将增加一倍多。

根据使用的物种概念不同，有的纲似乎比其他的所受威胁更大，因此便能够得到更多的物种保护经费。比如，在2012年，根据《美国濒危物种法案》拨给鸟类和哺乳类每个物种的经费相差无几。但是，如果将哺乳动物划分得比鸟类更细致得话，那么，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保护哺乳动物基因多样性。矛盾的是，更细致的分类也会使某些物种更易受到威胁。目前，非洲的狩猎者只要杀死九种羚羊，就能获得“螺旋角羚羊大满贯”。但是，生物分类法的最新变化给了猎人们射杀25种羚羊的理由，并让他们将目光转向更小的种群。

生物分类学中的变化可能使狩猎者要杀死25种，而非现在的9种羚羊，才能获得“螺旋角羚羊大满贯”。

Michal Fludra/NurPhoto/Getty

第二个问题是生物保护立法经常无法跟上动物和植物分类的变化速度。比如，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最近一次更新是在1989年，从那时起，生物分类的变化导致25个被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下的物种遭遇非法贸易。它也会影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各个国家对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将物种划分成更小的单位意味着更多的物种符合受威胁物种的标准，也就会增加一个国家受威胁物种的总数。若以PSC对“近危物种”中亚盘羊 ( Ovis ammon ) 进行重新分类，一个物种就会变成九个物种。一夜之间，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五种需要保护的山地绵羊，而不是一种。

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受法律保护的物种的拆分和合并会影响经费投资和土地使用，甚至会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科学产生怀疑。为了争夺珍贵的土地资源，开发商声称加州沿海蚋莺 ( Polioptila californica californica ) 并不需要立法保护。他们提出，DNA证据表明它并非一个有效分类单元。

在更广的层面上，单单一篇生物分类学论文就能够影响所有动植物保护方案、旅游业和就业机会。动植物保护工作者和其他对某些物种具有深厚感情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喜爱的物种被重新定义以至于不复存在或不清不白地被细分。比如，2000年，有人提议将佛罗里达山狮 （ Puma concolor cor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