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明显。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特朗普政府将疫情政治化，不断"甩锅"中国，试图掀起"新冷战"，导致中美关系继续恶化。考虑到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中占据重要地位，短期内中美关系转圜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和"修正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增强，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斗争外交、以斗促和，中美实现战略上的妥协难度较大。由此观之，中美战略竞争呈现常态化和持久性的趋势。不过从目前看，鉴于中美的巨大体量以及各具优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意味着双方的竞争可能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各自的大战略不犯错误至关重要。中国的大战略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战略）能否相对顺利地实现，而美国则是霸权战略能否延续。两国的大战略既与各自的国内发展相关，也存在大国博弈，将成为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因素，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大体呈现"低开低走"的态势。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加之美国大选的影响，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中国内政问题干涉加深。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台湾、新疆、香港等涉及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美国的干预加深，中美矛盾激化。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问题也可以成为两国交易的筹码，屡屡突破美台关系，通过《台湾旅行法》，对台军售频率远超近几届美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美国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涉疆法案），不断指责中国对新疆的治理，还对中国新疆政府机构和4名官员实施制裁。在香港问题上，美国不断支持港独分子，对于香港近期的社会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国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不仅单方面取消了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还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并联合盟国共同对华施压。
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久拖不决。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向中国施压，导致中美贸易协议谈判艰难，目前达成的框架协议的第一阶段落实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存在困难，第二、三阶段前景不明，两国教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受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目标旨在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争夺全球技术主导地位"，这导致其对华施压前所未有。近期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激烈，美国对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非常露骨。中国一方面尽力争取中美合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举措予以应对。
三是中美军事对抗风险增加。有关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甚多，其中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冲突最为令人担忧。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频率远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变本加厉，两国数次出现军事对峙和摩擦现象，军事冲突风险增加。美国还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推动美日澳印安全合作，试图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外，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未来不排除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中美战略力量博弈将更加激烈。美国在军事方面不断加码导致中美军事对抗风险增加，加强冲突预防和危机管控更加紧迫。
四是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增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明显，尤其以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代表指责中国在国际上实行"锐实力"，国务卿蓬佩奥频繁攻击中国，宣称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时代，两国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受此影响，两国民间相互好感度有所下降，削弱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国际国内政治动员工具，严重冲击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所幸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反对人为制造的"新冷战"，中方将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美国也有一些明智人士反对将中美关系推入"新冷战"。不过，未来美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否有所收敛，对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也十分重要。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近期不断以"人权问题"为由，加大炒作新疆、香港等问题，并采取经济制裁等方式介入中国内政，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五是中美在国际主导权领域的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退群毁约"行为不断，但霸权战略目标依旧。中国虽无意争夺国际主导权，但美国依然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这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明显。中美博弈还导致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协调减少，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可能性增加。
总体而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并呈现常态化和持久性。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和修正主义国家，采用"全政府"策略P，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增强，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中国也不得不采取斗争外交，短期内中美战略妥协的难度较大。虽然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政府的施政策略相关，但从目前看，中美战略竞争并非短时期内能够解决，未来中美关系虽不乏缓和的可能性，但两国战略竞争常态化与长期化已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主要存在国际地位竞争、国际主导权竞争、安全困境、政策互动等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是国际地位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双方存在"地位困境"而未必是"安全困境"。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是因为"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竞争的性质。中美竞争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地位焦虑，担心其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国际地位取决于社会承认，它涉及到承认的过程，与国家实力并不完全匹配。"随着国际体系回到两极或多极，开展管理地位竞争将更加困难。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客观上形成了国际主导权竞争，国际主导权可视为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在特定空间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发挥最大作用，对规则制定与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日益明显。相对于国际地位主要指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而言，国际主导权更注重权威与影响。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这些都是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其国际主导权的重要挑战。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领导权的竞争上，中国的主要困境是面临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物质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8但无论如何，中美战略竞争都是不争的事实。相对而言，中美军事实力尚有较大差距，中国难以对美国本土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中美之间尚未形成严重的安全困境。而两国政策互动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有多大，从近期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南海等议题上的博弈来看，中美之间的国际主导权驱动更为明显，如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与美国将其视为核心战略竞争力不无关系"，导致双方博弈的议价空间较小。总体而言，国际主导权竞争对于解释当前及未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对此需进行深入分析。
令人担忧的是，中美战略竞争危及了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受此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已经出现明显松动。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中美寻求稳定关系的战略共识已备受冲击，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被放弃，日益转向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这也导致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趋势，中国学界的担忧之情非常明显。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并非危言耸听。达巍认为中美关系的矛盾与两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双方认知的落差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由是观之，今天中美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将是长期的。一旦如此，中美也需要接受两国关系将走向长期竞争乃至对抗的现实，同时还要做好危机管控，控制好竞争和对抗的性质与范围。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并非不可逆转，认为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生性的自我"刹车"机制，中美竞争将"注定缓和"而不会"注定一战"。仇华飞等则认为，"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消除，中美竞合关系将会日趋复杂，但结构性矛盾不应该成为阻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客观上讲，中美之间可以有良性、公平的竞争，但须防范冲突对抗、两败俱伤的危险局面。"中国要学会更好地利用空间，比如更好地经营周边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战略信誉回升将为中国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为此，中国有必要充分把握机遇，最大限度弥合周边安全矛盾分歧，为有效缓解崛起困境塑造更为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在21世纪的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也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大战略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
美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同样不乏担忧。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使之朝着更具竞争力、甚至对抗性的方向发展。美国扩大了两国的竞争范围，涉及科技、投资、"一带一路"、台湾、香港、新疆等议题，严重地影响了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不乏影响，在衰弱国家确信崛起国家的意图确实是敌对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预防性战争。阿扎卡利亚认为，美国对华新共识是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中国外交政策危及美国国际利益及其建立的国际秩序，积极对抗能更好地应对中国威胁。不过对中国的孤立战略以及"脱钩"也会造成美国的损失。"约瑟夫·奈认为，无论中国当前采取何种行动，美国都将保持某些长期权力优势，美国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的挑战，但更多取决于国内进步而非外部制裁。P综上所述，美国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担忧也有所增强，认为美国能否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国内而非外部，这与美国的大战略运筹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持久性，以及两国竞争领域的广泛性，双方的大战略运筹至关重要。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是指"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总之，大战略是国家的高级战略，事关国家的全局性和长远发展，是基于国家的总体长远目标，对国家一切可动员资源的运用。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持久性、和平性、广泛性、复杂性，意味着双方的竞争不是某个具体领域、具体地区的战略短时间能够解决的，只有大战略才能决定双方战略竞争的走向。因此，分析近期美国的大战略演进以及未来大战略博弈的态势、探讨中国的应对之道很有必要。
三、美国大战略的演进
由于冷战结束带来的环境变化，美国国内掀起了大战略论争。"出现了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和单极霸权战略等多种战略选择的争辩。对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利益与目标、威胁与挑战、手段与途径等问题，不同学派根据各自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提出了纷繁复杂的理论模式。不过实际上，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多种理论模式的耦合。"韩召颖等认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大战略争论对政策的影响有限，美国大战略不乏延续性的一面。吴征宇认为二战后美国基本采取"选择性干预"战略，以此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这不仅成就了美国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解释了二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之大战略的惊人延续性。"还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出现了战略惯性，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克服。不过总体来看，美国大战略的本质还是维护其霸权，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如何以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来维护美国霸权，因而美国的大战略就是霸权战略。
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大战略面临新一轮论争，其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实际上也是美国的霸权战略）面临危机。该大战略提供的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但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具体的政策路径则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摇摆。实际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其单边主义盛行就体现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奥巴马政府极力回归多边主义，但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毁约"行为则表明单边主义的再次回归。对于美国大战略而言，在国际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的背景下，辩论聚焦于两种战略选项∶美国应继续推行以深度介入世界事务为主要特征的霸权战略，还是应该开始实施以缩减国际承诺和前沿部署为主要内容的收缩战略。由此可见，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管理其超级大国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问题。换言之，未来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做一个"节俭的超级大国""，其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低成本的霸权维护，但这并不会改变美国的霸权战略。自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有关美国大战略是否需要重新大调整的讨论非常激烈。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有无大战略以及如何调整大战略的分析颇多。
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关于其政府是否存在有效的大战略备受质疑。尼尔·弗格森和米尔斯海默等人都质疑奥巴马政府缺乏大战略。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实形成了两个大战略，一是旨在削减美国海外军事承诺并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多边收缩"战略，二是旨在反制挑战的"反攻"战略，而后者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战略表述。"P对于美国的大战略制定而言，威胁评估至关重要，对于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路径，而美国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对于大战略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寻找敌人是美国大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面临国际权力转移和国内政治极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大战略迷思"压力下进行大战略实践，却导致美国大战略陷入困境。2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困境显著体现了战略目标、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之间实现平衡的困境，即美国在战略资源有所减少的情况下采取何种手段才能比较有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大战略出现了更大的变动。特朗普政府强调重返大国竞争时代，中俄等传统大国是美国的首要威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以及美国国际主义遭遇的瓶颈，使得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显得扑朔迷离。美国学术界对特朗普政府是否有大战略、施行的是何种类型的大战略、应该采取何种大战略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在相对权势有所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极力强调美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挑战的大幅增强，在战略路径上主张单方面强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放弃多边主义，撤回对国际机制的支持，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取胜。特朗普政府大战略调整的基调是谋求以较低的战略成本来实现美国的霸权战略目标。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执行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面临国内政治斗争、政府官僚系统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牵制，加之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及特朗普本人政策态度的多变。
当然，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大战略调整也不乏延续性，其中"印太优先"是明显标志。基于全球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重要战略威胁，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从"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调整逐渐以印太为重心，中国因素的影响增强。
总之，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霸权大战略调整主要是战略手段的调整，战略目标依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基于威胁评估的视角，美国将中国日益视为重要威胁，认为中国崛起危及其霸权地位，导致对华战略调整，对华施压明显增强。
四、中美大战略博弈的问题
从近期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而言，大战略博弈至关重要。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典型代表，不过与大战略作为国家全局性、长远性的定位相比，只能视其为大战略的阶段性、地区性战略。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需要基于大战略视角，从更广的时空视角进行运筹。
"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物。信强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一项兼具地区发展和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也是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一带一路"倡议还被视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同时也是中国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努力。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在于拓展战略空间，抗击美国战略，增强中国的欧亚地缘影响力，为此在应对举措方面采取了"印太战略"。美国国内虽然也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是总体上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制衡美国霸权、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对冲TPP、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诉求，将给中美之间带来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被视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显著体现，甚至被认为是两国的大战略博弈。不过两者之间是具有零和性质的遏制与反遏制，还是又竞争又合作，可谓见仁见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中美应该在不同方面互相调适，以便在和平的状态下建立双边关系的新均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遏制"中国的新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在战略上限制中国和防范中国，谋求以低成本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可以被解读为在战略不确定的环境中，美国发出一系列信号，以巩固和重塑其领导地位。不过"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战略平衡问题。美国面临在战略上"保持介入"和"进行收缩"的两难选择，存在过度扩张的风险。战略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其经济实力与战略构想、实施能力之间的落差暴露无遗，军事、外交、经济三大手段参差不齐。
"印太战略"也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涉华指向性。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视野就开始从"亚太"转向"印太"，"印太"概念已融入到其战略思维和具体的战略实践之中。对于"印太战略"，中国学界大多认为其存在遏制中国的一面，应该积极应对，但也不应将美日澳印视为铁板一块。中国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印太"概念的建构及其战略和安全意涵，另一方面，更要采取积极应对之策，参与并塑造"印太"格局本身。但也有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印太战略"有可能推动形成一个对抗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联盟体系。不过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印太"联盟战略存在内外困境，难以形成多边联盟。总体来看，尽管"印太战略"是包含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维诉求的综合性战略设计，但战略内涵却与地区地缘格局新态势相悖，战略不可避免地面临发展局限。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不过是中美之间阶段性博弈的体现，并不能完全主导中美战略竞争的结局。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大战略博弈才是持久之道，中美双方如何将各自的阶段性战略、地区战略、局部战略纳入其大战略框架非常重要。中美战略竞争呈现长期性、全面性、和平性，在这场可能是"百年马拉松"的竞赛当中，竞争与妥协会同时出现，斗争与合作并存，中美双方都难以通过直接军事冲突来战胜对方，"内圣外王"才是适宜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