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胡适曾反复阐述和传播过一个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此言究竟何意？
胡适的
公开
解释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晚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
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
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
。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
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
”①
上述观点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
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
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显然，胡适这段话，于现实政治是有所指的。
在文章的最后，胡适回归到了对自我的约束：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
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同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对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做了一番解释：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
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
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
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图：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不便明言的隐衷
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还有另一重不便明言的目的。即：
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建设性批评”的温和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将胡适的上述心思显露无遗。
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较易理解，调整“自由”与“容忍”的先后顺序，显然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可谓意味深长：
由《政治家的风度》这个第一版标题，可知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要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希望他们懂得“容忍”
。他思虑再三，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显然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关系。
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变得相当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很清楚批判运动的矛头指向的是自己和《自由中国》同仁，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他如此写道：
“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
1958年，因批评了蒋介石的连任问题，《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3月16日的文章，收尾落在“我们自己”
要懂得容忍
，而非“
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
要懂得容忍。这种处理，也是为了
显示《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
。
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
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
胡适在11月的公开讲话中，回应道：
“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
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
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
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如此避实就虚，自然并无多少说服力。
讲话末尾，胡适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话，与“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容忍”，都是说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
“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
胡适希望，杂志能够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图：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与蒋介石谈“容忍”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
雷震亦因组党，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
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
据胡适日记，谈话中，“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
”
胡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
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⑧
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胡适不厌其烦地谈论“容忍”，与他对蒋介石的个人观感有很大关系。
自30年代以来，胡、蒋之间有很多交流，蒋曾给胡留下了一些不错的印象。比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
“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
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
“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
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
比
如，胡1958年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
“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
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
“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
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
“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与他所期望的“容忍”，并不是同一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
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
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亦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涵义，蒋自己有过解释：
“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
（1962年2月25日）”。⑪
图：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注释
①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