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今天，当我们谈起宏观经济问题，不管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不管是4万亿还是45万亿，多半会想到一个英国人——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甚至有人说：所有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争论，都可以简化为凯恩斯主义或是反凯恩斯主义。有趣的是，当我们回顾历史，远在凯恩斯诞生之前，中国古代已经有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和经济实践，这些凯恩斯的“中国前辈”当中有大政治家、大文豪，甚至还有一位上海滩的“大哥”！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大政治家管仲最早提倡刺激消费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大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根据管仲思想汇编的《管子》，堪称中国最早的经济管理著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名言就是最早由管仲提出来的。而《管子》里面最有争议的一篇叫做《侈糜》，书中这样写道：
齐桓公问管仲：“天下形势在变化，怎么样顺应形势而治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提倡奢侈消费（侈靡）。”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者第一次提倡奢侈消费。管仲自己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当宰相的时候，出门豪车骏马，回家鼓乐开道，享受标准直逼国君。
但是作为政治家，管仲提倡奢侈并非是出于个人爱好，——后世很多领导不是一边提倡大家艰苦朴素，一边在深宫里吃喝玩乐嘛。而是基于对人性和经济的深刻认识。管仲认为：吃喝玩乐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只有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国家才就可以驱使人民。假使只是让老百姓披兽皮，吃野菜，怎么能够管理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有钱人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甚至在鸡蛋上先雕花再煮了吃，在柴火上先雕刻再劈了烧火。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的流通不要停滞。让富人奢侈消费，从而带动穷人就业。这样，平民不需要仰仗救济就能生活，百业振奋而人人有饭吃。这不是单靠百姓努力可以做到的，需要执政者的调控（见《管子。侈糜篇》）。
（管仲雕像）
这些治国理念，在古人看来简直是惊世骇俗，却是现代人非常熟悉的套路：不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政策吗？甚至凯恩斯本人也出过这样的神招: “让政府用一些旧瓶子装满钞票，再把这些旧瓶子埋到废矿井，并用垃圾把矿井填满。然后矿井开采权出租给私人企业，让他们把那些钞票再挖出来，最后失业问题就解决了。（《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鸡蛋先雕花再吃了，跟埋钞票挖钞票，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当总需求不足时，要刺激需求带动增长。
在管仲治理下，齐国搞“微观放权+宏观调控”两手抓，一方面招商引资，减轻工商税负，一方面实施盐铁专营，保障财政收入，最终凭借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号令诸侯，共同尊重周天子、抵御蛮族入侵（尊王攘夷），特别是齐国都城临淄更是盛极一时，老百姓家家都忙着吹竽弹琴、斗鸡遛狗、下棋踢球，大街上车连车，人挤人，”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堪称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富足的城市（《战国策·齐策》）。孔夫子虽然不太赞成管仲本人的高调消费，却还是称赞 ：如果没有管仲振兴齐国，匡扶王室，我们都要变成野蛮人了（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甚至直到两千年后，还有学者在讨论：如果齐国统一了天下，后来的中国将会怎样？
（齐国首都临淄复原图）
❖ 大文豪范仲淹在西湖边上实践凯恩斯主义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管仲建立的商业型帝国怼不过商鞅开创的军事型帝国。在大秦帝国的体制下，只有耕战二字，人人都是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在执政者看来，平民的高消费就是浪费，“工商之民”更是国家的蛀虫（《韩非子。五蠹》）。于是管仲刺激需求的经济思想被打入冷宫，在秦汉时期，消费首先取决于等级，而不是财力，士农工商等级分明，如果你是商人，对不起，乘车、骑马、穿丝绸都没门，钱再多也不行。
直到一千多年之后，“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黄仁宇语）。在这个商业文明最辉煌的时代，又出了一位实践凯恩斯主义的官员：大文豪范仲淹。等等，有没有搞错，范老夫子不是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没错，范仲淹主张官员应该先忧后乐、朴素自律，但他并不以这个标准来强求大众，而是因势利导，通过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来赈灾扶贫。
（范仲淹除了有“先忧后乐”的情怀，还有经济调控的手腕）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60岁的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府（市长）。谁知一上任就赶上江南闹饥荒，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涌向大城市杭州混口饭吃。为保持社会稳定，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范大人除了正常的开仓赈灾之外，还发挥杭州作为消费中心的优势，搞起了特殊的赈灾。
首先，文体搭台，消费唱戏。由政府牵头组织、当地土豪出资赞助的西湖龙舟竞渡比赛等体育文化活动，市长和政府主要官员出席助兴。引得广大杭州市民“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当然，各参赛队费用和围观群众的吃喝开销都要自理哦。
其次，启动民间投资，增加就业。范大人利用当地群众喜欢做佛事的热情，召集各寺庙的主持们，告诉他们大灾之年工钱便宜，抓紧机会修缮寺庙。于是各寺庙纷纷上马新项目，大兴土木，重塑金身。
第三，增加财政支出，修缮公共设施。官府也抓住劳动力廉价的时机，雇佣工人休整粮仓和公务员宿舍，整个杭州成了一个大工地，每天投入的劳动力达上千人。
这样一来，负责督察的官员看不下去了，上表弹劾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这哪里是忧国忧民的“范先忧”，分明是“范先乐”、“范城挖”嘛！范市长向皇帝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发散民间多余之财，来救济穷人，西湖边上各种吃喝玩乐、土木营造，当厨子的、做服务员的、送外卖的、工地搬砖的，每天有几万人以此为生，这是应对灾情最好的措施了。果然，这一年江浙其他地方饿死了许多人，惟独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
这件事情被沈括记在《梦溪笔谈》里，到了熙宁年间（1073年），朝廷也参照范仲淹的经验，规定国家仓库里的钱粮在荒年时必须拨出一部分用来兴修水利以便赈济灾民，也就是后来说的以工代赈。可以说，范仲淹的做法与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基本是一个路子，不过却比后者早了900多年！
（清代人为纪念范仲淹在杭州事迹所写的《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记》）
❖ 明朝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竟然是“陆家嘴大哥”
精致的东西多半脆弱，文明也是如此。南宋亡于蒙元的铁骑，虽然几十年后朱元璋又恢复了汉人政权。但执政者的气象已经大不相同，宋代重视工商外贸，而朱元璋则是重农抑商，实行海禁，“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历史学家称为洪武型体制，一直到了大明王朝的中晚期，社会才逐渐摆脱“洪武型体制”的束缚，出现了商业复兴，也是在此时，思想界传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
这个人叫陆楫，地道的上海土著，爷爷陆平是土豪，“长于理财,积致千金”，父亲陆深是文豪，当过最高学府校长（国子监祭酒），”为文章有名，工书，为词臣冠” （《明史·艺文志》）。陆楫自小体弱多病，一辈子只当过太学生，没做过官，全部精力都放在编书写书上面。他主编过一本大部头的丛书《古今说海》，自己的著作则汇集成一本《蒹葭堂稿》。他的思想言论不多，却是独具特色，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有一篇《论崇侈默俭》，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呢？
（陆楫的著作《蒹葭堂杂著摘抄》，其中收录了《论崇侈默俭》）
一是赞扬奢侈，反对全民节俭。陆楫认为，就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是好事，能免于贫困,但从整个社会情况来看,就不是这样了，有人花钱，就有人赚钱，“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如果家家节俭，东西就卖不掉，于是越穷越省，越省越穷。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节俭悖论”，就是节俭导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减速，最后又导致贫穷。一般认为，这个思想在西方最早出自18世纪英国思想家孟迪维尔所写的《蜜蜂的寓言》，然而在时间上，陆楫又比孟迪维尔早了一百多年。
二是在奢侈的地方人们容易谋生。陆楫说:我广泛观察天下形势，发现，哪个地方奢侈那里的百姓就容易谋生，反之亦然。原因何在呢?陆楫的答案是：“势使然也”，就是形势造成的。他举例说，江浙地区，风气最奢华的莫过于苏州杭州，由于社会崇尚奢华，爱消费，导致当地工商业比较发达，人们就业机会多，谋生容易。
三是富人的奢侈行为对国家无害,而使穷人受益。陆楫说：如果把钱财扔到沟里，这种奢侈应该禁止，因为谁也没有得到。如果是富商土豪们讲排场显阔气，只要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就对国家没什么害处，而他们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却在客观上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农民、厨师、商人和工匠增加谋生手段，并可从中分得一些利益。对此，国家为什么要禁止呢?
四是奢侈的风气促进商业繁荣和社会富裕。陆楫说：相对于全国，江浙地区的老百姓易于谋生，根本原因在于风俗奢侈。贸易兴盛，也是借了奢侈需求的拉动，而宁波、绍兴、金华、衢州这几个地方，号称是江浙地区风俗最节俭的地方，可是百姓不但未富，反而到了不能自给的地步，结果多数人还要外出谋生。有人不赞同，说你拿苏州杭州和宁波绍兴这些地方做比较，苏州杭州在大运河边上，处在南北交通要道，四方客商往来，想不繁荣也难。陆楫说：不对，就像我们上海县，地处海边偏远地区，但是也被称为“小苏杭”，外地商人在此谋生的，大概有几十万，不过是因为这里崇尚奢华，消费能力强。因此，他认为：要使天下的人都富裕起来，必须崇尚奢华，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有消费欲望人们才有致富的动力。地方官员，应该对风俗进行合理引导，反对过度节俭。这样，官吏就不劳苦，百姓也无烦忧，何乐而不为呢！
在理论意义上，虽然《管子·侈靡》篇中就有“莫善于侈靡”之说，但还是着眼于国家，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有余力才能奢侈。而陆楫则是着眼于城市发展，指出单个城市或地区不一定要靠农业，可以通过吸引消费就以扩大就业，吸引人流，从而达到富民的效果，这种论说在古代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陆楫只活了37岁，没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论，他的名字也不为后人熟知，但历史却用一种最特别的方式向他致敬。陆楫的父亲陆深在“小苏杭”上海县的东郊买了一大块地，修建了一个方圆数里的大花园，取名后乐园，取自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义。陆楫从小生长于此，他和范仲淹这两位“古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结缘，可以说是巧合。更重要的是，陆楫父子后来都葬在后乐园附近，黄浦江在这里拐了一个湾，从此，这个湾被称作陆家嘴。因此，陆深是“陆家嘴之父”，而他的儿子陆楫，当然是“陆家嘴大哥”啦。
（1935年民国《号外画报》的陆深家族墓专刊）
如果陆楫能多活500岁，看到自家的后花园变成中国最奢靡繁华的地方，也许在兴奋之余，他会吟诵这个英国后辈的一段话：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有力。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的。那些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
——凯恩斯《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
（本文参考杨联陞教授论文《侈靡论_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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