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见［英］基思·休斯敦著，尹玉岩、邵慧敏译《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23页。
[2]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3] Willian A. Johnson, “The Ancient Book”, Roger S. Bagnal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6. ［德］赫尔穆特·施耐德著，张巍译《古希腊罗马技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149页。
[4] 关于卷轴制度，可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卷”条，中华书局，1957年，第12-13页；［日］岛田翰《书册装潢考》，收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6页；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收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272页；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收《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543-544页。
[5] 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载阮元辑《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9-340页。
[6] 如曹朴（曹伯韩）《国学常识》即主此分期，文光书店，1943年，第72-74页。此书自问世迄今已发行30多个版本，影响巨大。又赵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文献学教材采取这一分期方案者甚多，兹不更举。
[7] 中国书籍史研究所关心的议题，可参Cynthia J. Brokaw（包筠雅），“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3-54.
[8] 参巫鸿《手卷：移动的画面》，收巫鸿《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49页。
[9]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章怀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961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二，巴蜀书社，1991年，第29页。
[10] ［唐］张彦远纂辑，刘石校理《法书要录校理》卷二《宋中书侍郎虞龢论书表》，中华书局，2021年，第48页。
[11] 《书籍的历史》，第21-22页。
[12] 简牍书册的纵向长度在东汉逐渐制度化，形成法律文件三尺（汉尺一尺约23厘米）、儒家经典二尺四寸、皇帝诏书一尺一寸、普通书籍一尺这4个标准值；汉代布帛幅宽二尺二寸，出土帛书实物纵高（即布帛幅宽）则有48厘米、24厘米两种。关于以上数据的历代记载和近人讨论，详见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113页、第261-262页。纸卷的纵高，潘吉星根据敦煌写经样本测量得晋纸有235-240毫米、260-270毫米大小两种；六朝纸有240-245毫米、255-265毫米大小两种，隋唐纸有250-260毫米，265-275毫米大小两种。见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荣新江指出，敦煌写经普通书籍纵高以26厘米最常见，官府文书则达到30厘米。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
[13] 《目录学发微》，第28页。
[14] 书案作为阅读承具在简册时代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使用到纸卷时代，详见邢义田，《伏几案而书：再论中国古代的书写姿势》（订补稿），收邢义田《今尘集》卷三，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151-156页。
[15] 参郭俊叶《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文物》2011年第10期；扬之水《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31-33页。郭文认为经架仅用于佛教的讲经场合；扬文则找到了一处与讲经无关的材料，即杨炯的《卧读书架赋》。不过，这篇赋提到的书架能够使人卧读，且书架基座是“两足”，这些信息和经架的形态无法对应，应该是另外一种东西。实际上，明代学者孙能传曾经指出，杨炯的卧读书架可能与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提到的曹操遗物“书车，做欹案，以卧视书”相类，见［明］孙能传《剡溪漫笔》卷五，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年。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此，这种卧读书架其实就是书案的一种变体，而且案正是两足的。至于经架，从现有图像、文献记载，以及被唐代僧人称为“经架”看，应该是宗教用品无疑。
[16] 图片来自扬之水《与正仓院的七次约会》，第34页。按《大方等陀罗尼经》：“若有比丘欲求此法，于其梦中上于高座，转于般若，见如是者，即是波林罗。”转于般若，即开讲《般若经》，造像反映的正是波林罗讲《般若经》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庞贝遗址也出土过阅读纸草文书使用的书架，见Susan Wood,“Literacy and Luxury in the early empire: A papyrus-roll winder from Pompeii”,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Vol. 46 (2001), pp. 23-40.
[17] 朱凤瀚主编《海昏侯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彩图18；《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图156。
[18] 图片来自https://twitter.com/WhatsMuseum/status/1526406163385896961
[19] 考古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南京江宁赵史岗东晋墓M1所出陶案，案面长102厘米，宽24厘米，高19厘米；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峤家族墓M10所出陶案，案面长148厘米，宽36厘米，高28.8厘米。虽然目前出土的中古书案只有明器，但从案面长度看，它们的大小应与实用物相仿佛。以上分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6期；南京市博物馆编《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251。
[20] ［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治家》，中华书局，1993年，第55页。
[21] [] 德国古典学家Theodor Birt梳理了埃及、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艺术品上出现的卷子图像，可参。Theodor Birt, Die Buchrolle in der Kunst, Leipzig, 1907. 另，有一件堪称反例的图像，首见于Christoph Brouwer and Jakob Masen, Antiquitatum et Annalium Trevirensium, Liége: Jo. Mathiæ Hovii, 1671, vol. 1, p. 105. 它描绘了在诺伊马根（Neumagen，今属德国）发现的一个浮雕（浮雕当时已被毁），上有成架的粗大卷子。这件绘画亦见于HL皮纳著，康慨译《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黄瑶译《藏书的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9页。但是，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图像再现的浮雕上没有任何铭文信息显示架上的是书卷，根据那些卷子大小，它们更可能是布匹。见A. Brinkmann,“Ein verschollenes Relief aus Neumagen”, Bonner Jahrbücher : Jahrbücher des Vereins von Altertumsfreunden im Rheinlande, Bd. 114/115(1906), pp.461-469.
[22] 《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第33页。
[23] 刘莎、李明《包装设计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29页；孙远波主编《人因工程基础与设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24]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344页。
[25]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描述他从一位年轻僧人手中得到的一个卷子高10英寸(“about 10 inches high”)，又从王道士处得到的第一捆经卷高9.5-10.5英寸(“from about 9.5 to 10.5 inches in height”)，这些数据和我们对唐纸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西域考古记》的一些中译本将这两处“卷高”翻译成了“直径”，希望读者留意。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p.802, p.809.
[26] ［英］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著，苏杰译《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 p.21.
[27]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28] Mariannem Harders-Steinhäuser, “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 einiger früher, ostasiatischer Tun-huang-Papiere”, Das Papier, BD.23 No.3 (1968), SS210-216.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使用了这个说法，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戴仁(Jean-Pierre Drège)对1000份敦煌卷子样本进行了测量，数据大体与 Harders-Steinhäuser 吻合。Jean-Pierre Drège, “Papiers de Dunhuang. 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67, Livr. 3/5 (1981), pp. 305-360.
[29]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etspedia/犹太文化/妥拉卷轴
[30] 图片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rah
[31] ［唐］王定保著，陶绍清校证《唐摭言校证》卷一二，中华书局，2021年，第527页。
[32]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修订版）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33] 参看大英图书馆“法华经手稿数字化”项目的研究 (https://blogs.bl.uk/collectioncare/south-asia/)。为了解决书轴过细对卷子的伤害，项目为这批敦煌卷子统一配置了直径5.5厘米（针对10米以下经卷）和3.5厘米（针对10米以上经卷）两种空心纸筒做书轴。
[34]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90页。
[35] 《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裴注引，第1273页。
[36] 《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第1275页。
[37] 《晋书》卷一九《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581页。
[38] ［唐］李观《贻睦州纠曹王仲连书》，《李元宾文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
[39]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207页。
[40] 统计排除了诸史中表、残卷以及后人增补卷。凡自注每4字以1字计。
[41] 7.248cm是书轴达到最大直径、即书轴直径等于卷子直径时的数值，它只表示区间的上限，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又此卷卷首亦略有残损，以字数计，残损不超过两纸。
[42] 见黄伟豪《〈文选〉姐妹篇及其分卷分合问题》，《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43] 图版拼合自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同朋社，1981年，第44、57、58页。
[44] 有两例比较特殊的情况，一是《三国志》的《三少帝纪》，因是废帝，所以合并处理。二是南北史帝纪合卷，这是因为二史是通史的缘故。《魏书》亦有合纪，即卷一一《废出三帝纪》，性质与《三国志·三少帝纪》同。
[45] William A. Johnson, Bookrolls and Scribes in Oxyrhynchu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p.148.
[46] William A. Johnson, “The Ancient Book”,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p.264.
[47] ［古希腊］波利比乌斯著，杨之涵译《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上册第100页。［古希腊］狄奥多罗斯著，席代岳译《希腊史纲》，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第686页。关于《通史》《希腊史纲》以及其他各类西方古典书籍的分卷和卷间勾连，见Carolyn Higbie, “Divide and Edit: A Brief History of Book Division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105 (2010), pp. 1-31.
[48] Roger Chartier, “Languages, Books, and Reading from the Printed Word to the Digital Text”, Critical Inquiry , Vol. 31, No. 1 (Autumn 2004), p. 151. 另可参Peter Stallybrass, “Books and Scrolls: Navigating the Bible”, Jennifer Andersen and Elizabeth Sauer (ed.), Books and Reader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ter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p.46-48.
[49] 模块化(modularity)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多种学科使用的分析概念，在中古时期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模块化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除了本文讨论的书籍内容单元的模块化、卷子装物理形态上的模块化外，这个时期的文本书写策略也呈现出很强的模块化特征，详拙文《隐蔽的网络：中古文献中的模块化书写》，《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上），凤凰出版社，2022年，第6-16页。
[50] 很有意思的是，《荷马史诗》的很多中译本被译者“强行”拟出了各卷卷题，这正能看出传统模块化卷子观的影响力。
[51] 这些书有一部分在《唐志》中被归入史部仪注类。
[52] 《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著录《四海类聚方》2600卷，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0页。
[53] 《旧唐志》子部类书类著录《三教珠英》1300卷、目13卷，又《旧唐书》卷七八《张昌宗传》：“乃诏昌宗撰《三教珠英》于内。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第1563、2707页。
[54] ［唐］杜宝《大业杂记》：“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浚及龙川赞治侯卫等三十馀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馀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敕遣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头有图。”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中华书局，2020年，第230页。据此，则《区宇图志》经过两次修撰、三次定稿，第一次由崔赜总责，成500卷；第二次虞世基总责，先成800卷，终成1200卷。而《隋书》卷七七《崔赜传》云：“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第1757页。《隋志》著录《隋区宇图志》129卷，又云“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第987、988页。［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区宇图》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图，虞茂氏（世）编集。”［日］冈村繁译注，俞慰刚译，《历代名画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说均与《大业杂记》不同。但杜宝亲自参加了《区宇图志》的编纂，言当有据。姚振宗认为，《区宇图志》“其体如今之通志合郡县风俗山川人物土产为一编”，所以《隋志》所说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共计380卷都是整体的《区宇图志》的一部分，其说可从。
[55] 《梁书》卷四九《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中华书局，1973年，第699页。
[56] 中古大书都是模块化结构，但模块化结构的书籍不一定就是大部头书。实际上，因为模块插拔自如，可多可少，模块化书籍是卷帙浮动最大的书种。
[57] 按［宋］曾慥《类说》卷六引《南部烟花记》：“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选文章，自楚词讫大业，共为一部五千卷，号《文章总集》。”但《南部烟花记》是晚出伪书，未足为凭。又《新唐志》著录《开元起居注》3682卷，然据《旧唐书·于休烈传》，3682卷实为唐史馆总藏书卷数，《开元起居注》仅为其中一种，《新唐志》著录有误，说见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载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 史馆论议》，中华书局，2012年，第92-94页；李南晖《唐修国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7页。故《文章总集》《开元起居注》均不计入图表3。
[58] 《策府》修撰缘起史无详载，但策府者帝王藏书之所，以题名观之，当是官修类书。张大素，张公瑾子，唐高宗龙朔中历东台舍人，兼修国史，传见《新唐书》卷八九。
[59] 《文选》卷一六《闲居赋序》，《宋尤袤刻本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80页。《梁书》卷五〇《刘杳传》，第716页。《南史》卷五〇《刘之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3页。《全唐诗》卷一七七李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中华书局，1960年，第1806页。按，本文所引诗文，如无特待讨论之异文、特须辩正之作者、特宜参考之笺注，概据常见总集，以便读者查检。
[60] 《全唐诗》卷五三八，6142页；卷六七九，第7782页；卷一六八，第1735页。
[61]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第2533页。
[62] 如夏侯湛为族人作传，特别强调“读《项羽传》及兵书。”见《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裴注引夏侯湛《夏侯荣叙》，第273页。
[6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9年，第268页。
[64]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6页。
[65] 《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15页。
[66]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又卷二三《杨俊传》裴注引《魏略》：“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馀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馀万字。”第88页；第664页。如果做一个比较，《文选》白文约258000字，《皇览》体量相当于30多部《文选》。
[67] ［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祕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馀卷，而总以四部别之。”《广弘明集》卷三， T52, no. 2103, p. 109a4-5.《北堂书钞》卷五七引《晋太康起居注》：“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中国书店影印孔广陶校注本，1989年，第187页。据此可知此次校书具体发生在太康年间。此条又见《初学记》卷一二引《晋太康起居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298页；《唐六典》卷一〇引《晋起居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297页。惟《六帖》卷二一引此条云出《晋太原起居注》，《白氏六帖事类集》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又《太平御览》卷二三四引此条云出《晋太元起居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112页。晋无太原年号，前者“原”当作“康”，形近致讹；后者底本或作太原，据音臆改致误。
[68] 参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聂溦萌《从丙部到史部——汉唐之间目录学史部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9] 《目录学发微》，第135页。
[70] 《北堂书钞》卷五七，已见前注。按四郎中有二人姓名可考，其一为傅瓒，其二为左思。姚察《汉书训纂》云：“秘书校书郎中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见殿本《汉书》卷首颜师古《汉书注叙例》宋祁校语引。又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穆天子传目录》云傅瓒为校书郎，与荀勖同校定《穆天子传》。”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初学记》卷二一引王隐《晋书》：“左思专思《三都赋》，绝人伦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著《中经》。”第298页。
[71]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72] 荀勖作为校书总负责人，主要精力可能放在《汲冢书》的整理上，因此史家视《汲冢书》为荀勖平生成就之一。《初学记》卷一二引傅畅《晋诸公赞》：“荀勖领秘书监，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书，勖躬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列于秘书。”第295页。《御览》卷七四九引王隐《晋书》：“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钟、朗（按当为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第3322页。但是，据前引《穆天子传目录》所记傅瓒事，可知《汲冢书》的实际整理工作仍是有郎中深度参与的。王隐《晋书》特别提及荀勖的书法，可能定本誊抄由荀勖完成。
[73] 《北堂书钞》卷一〇一引《荀勖让乐事表》：“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馀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者也。”第385页。
[74] 《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馀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第494页。按太康校书也拟仿照刘向的程序，《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云“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第1154页。依刘向《别录》意味着校理誊写后还要做叙录，可见这次校书规划的工程量非常大，只不过叙录最后没有按预期完成。
[75] 如郎中左思就曾参与《中经新簿》的编纂，考见张固也《古典目录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76] 阮孝绪《七录序》，已见前注。对于这句话，有一种解读是《中经新簿》只分四部，四部之内不更分类，说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4页。这个理解恐非阮孝绪本意，阮氏强调《新簿》十有馀卷而只是四部书目，是因为在他时代，四部目录一般就分4卷，个别著录项丰富的就分40卷。前者如《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梁东宫四部目录》《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并见《隋书·经籍志》，第991页；后者如宋《四部书大目》，见《南史》卷二七《殷淳传》，第740页。图书目录按部分卷是自《七略》以来的传统，14卷的《新簿》从卷帙上看完全不像四部目录，所以阮孝绪才特为说明。另外，《中经新簿》按小类分卷，也说明它的小类才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分类。
[77] 《三国志》卷二三《杨俊传》裴注引《魏略》，第664页。
[78]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第1432页。按此传详列汲冢书整理后的目录，总计“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这些能整理出书目的75+7篇，是汲冢书剔除无法识读的烬简断札后的部分，而汲冢书总体装满“数十车”，体量当远大于75+7篇。
[79]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第906页。
[80] 《宋尤袤刻本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第12册第46页。唐修《晋书·李充传》略同。
[81] ［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二，《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9年，第498页。
[82] 《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127、130、168页。《藏书的艺术》，第32-33页。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 p.21.
[83] Bookrolls and Scribes in Oxyrhynchus, p.151.
[84] ［瑞士］克劳德·伽拉姆著，刘保云译《古希腊抒情诗，一种不存在的体裁？》，《西方古典学辑刊第三辑：苏格拉底的申辩》，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75页。
[85] 《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第134页。
[86] ［英］L. D. 雷诺兹、［英］N. G.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5页。
[87] Thomas Forrest Kelly, The Role of the Scroll: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o Scrolls in the Middle Ages.W. W. Norton & Company, 2019, 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