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18岁嫁过来,在小院中间种下一棵枣树,1976年大地震,我爷爷依着枣树搭起抗震棚。每年9月底,我爸带着我弟爬到树上去摘枣,摘高兴了,抱着树干一晃膀子,枣如冰雹般的劈里啪啦砸下来,我抱着头一通嗷嗷乱叫。大枣我吃了30年。奶奶去世的前一年,枣树没征兆地死了。第二年,奶奶就走了,上午刚做的体检说没大碍,下午人就不行了。我妈抬头望着枯死的枣树说:“这老太太就是绝呀,说‘走’就‘走’,连个念想也没给留。”
我们的大杂院前身是个老会馆,枣树有七八棵,东院吃完了去西院蹭,秋天摘的枣一直能吃到第二年秋天。当然,前院还有香椿、桑葚,后院还有榆钱、石榴,除了冬天吃大白菜,其他时候不怎么缺嘴。70后作家冯唐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巨大精神财富。我们少年时,我们饱受贫穷但是没有感受贫穷,长大之后心中没有对社会的仇恨,有对简单生活甚至简陋生活的担当。”这话真没错,我小时候是真穷,可真没感受过挨饿,因为有这些树在,有邻居们在。
当然还有别的——胡同的角落里长着马齿苋,随吃随采。20年前,陶然亭湖清淤,我下到湖里能挖出婴儿大腿那么粗的莲藕,要不是我妈拽着,我能在湖里挖一夜。那时候,紫竹院公园里抬头看都是谈恋爱的,低头看都是鱼。我跳下河,摘了草帽、脱了长筒袜,当网子捞鱼,隔三差五从公园往家“顺”鱼。
奶奶要活着,有110岁了,枣树要活着,也该90岁了。我爸说,那棵杨树更老,他小时候就已经遮天蔽日了,秋天里,杨树叶子盖满了整个前院和院外的甬道,金黄黄的一片,走在上面带着簌簌的声音。他和“发小”在树底下“拔老根儿”玩。我爸说,这老树能给几个院子送荫凉儿,真厚道。
从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园林工人们忙了一天才把老树锯得只剩光秃秃的树身。那繁茂的枝叶堆成了一座巨大的树枝山。这一整天我都迷迷糊糊的,零点一到顿时来了精神,跑去瞻仰那树,在前院门口撞见了邻居小五。小五神经衰弱,跟我一样昼伏夜出。我们这一对老大不小的孤男寡女,半蹲在洋瓷灯罩的路灯底下聊天,扑棱蛾子、土鳖在头顶上乱飞。“为什么要锯树呀?”我问,“赵老太太天天去街道找,说是树上有太多的虫子,直往人脖子里掉。再说了,这树太茂盛了,憋得我们全院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大伙一动议:砍了它吧。”
里院的赵老太太够90岁了,一双大片儿脚,年轻时拥有赵蕊蕊的身量,至今看她我都不得不仰视。可这树真能憋死人吗?我回了小五一句:“您这纯属于拉不出屎来赖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