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是今年最热门的词汇。
简而言之就是
僧多粥少，无数人竞争少数的资源，要求越来越高，投入越来越多，所获却越来越少。
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在抱怨卷得厉害。
但让我深深体会到当下内卷之惨烈的是：最近有老乡来问，在帝都有没有门路？
一问才得知，他的朋友TOP2博士毕业，回老家省府做了公务员，几年前被外派到地方当了副处正职，原本仕途看涨，不料在小县城原地踏步就是数年，再不找找路门升上去，往后就更希望渺茫了。
身为北漂不高端人口，在大帝都哪有门路，看门房的关系都没有，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再说，他朋友这个年纪就已经是副处正职，又可知在帝都绝大部分人奋斗的终点就是正处，可能还是虚职。
但这事还是让人感慨，
在经济欠发达省份，TOP2博士毕业走仕途已经如此艰难。
我们毕业那会，别说TOP2，就是211的博士回乡都还是珍稀人才，短短十来年，原本是博士们曲线走捷径的星光大道变成了羊肠小道，仅有学历是不够的，还要有硬关系，不仅仅得有省府的关系，最好要有帝都的关系。
关系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学历、年龄还是硬指标。博士们高起点尚且抱怨“卷”，那么小本选调生在村里没日没夜做扶贫工作，想的还无非是能有机会调到县里。无奈县城岗位就那么点，除去人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预定好的岗位，剩下的绝大多数村官们在回城漫漫路途上也是卷得不行。
除了走仕途，大部分博士还是想留高校。前些年，TOP5的博士要在国内大城市好一点的高校谋个教职还是有戏的，如果跟的导师是校领导，大概率还能谋个好差事。现在不行了，土鳖博士批量生产，海龟博士批量洄游。海龟也从当年的只要回来就给教职，到现在要求藤校、发顶级期刊，等等。当然，给海龟的待遇还是比土鳖博士们高，土鳖博士们自然更内卷了。
一线大城市名校难留，也可以考虑三四线城市的高校，尤其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经管还是需要人的，有安家费、有分房，待遇上是不错的，只要通过考核。但就是往后课题什么的机会就少了，想要在学术地位上更上几层楼，那是别想了，毕竟越往上走越卷得厉害。
至于资本界，好一点的基金、投行到底有多难进就不用说了。
不对，是想来实习都要递条子，还有些人就干脆
明码标价卖实习机会
，别指望留下，给敲个实习章供刷个简历就不错了。资本界的卷还在于可投的项目越来越少，国贸、亮马桥的投资经理比创业者还多，前几年起为了抢项目，PE往VC走，VC往天使走，过去投C轮的去抢天使的机会。
更多的毕业生还是要去企业的，一线、新一线城市房价那么高，不进大厂就买房无望，可大厂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非211/985海投简历基本看都不看。前些年就有某没落的互联网小厂直接把校招的门槛定为海龟+TOP5。好不容易进了大厂，也最好在35岁之前靠着996、007晋升为主管，否则到时候年老体衰，保险、微商是归宿。
卷，是真卷。
但以为现在才卷，那也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
相比起现在，1978年之前要更卷。
那时候，农家子弟要想跳出农门，只有几条路：参军、上大学、招工。每一条路都是独木桥。以上大学为例，1977年恢复高考前，想上大学，是要农村、工矿企业里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学制一般都是两年，毕业分配到各地。
从1970年到1977年，整整7年，全国各级高等院校共计才招收了94万名工农兵学员。而1978年，全中国有9.6亿人，算一下这得多卷。
那时候全国城镇化率只有17.9%，82.1%人口是农民，按世行的标准，贫困化率高达9成以上，全国青壮年文盲率18.5%，每万人拥有大学生只有8.9人。
好消息是：当时能上大学自然是天之骄子，奔赴上了人生的快车道；坏消息是能上大学的几乎万里挑一。剩下的农家子弟绝大部分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工人子弟等着接父亲的班。
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倒是迎来了人生机遇，那就是去打工。今天打工人是自嘲，
可那时，打工确是无数农村小伙小妹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
1981年9月，香港开达集团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开了内地第一家独资经营的玩具厂凯达玩具厂，并投资4000万港元修建一幢标准厂房。几个月后，凯达玩具厂接收了第一批13名员工，之后求职者蜂拥而至，当年厂子员工就超过两千人的规模。
当时以深圳为起点的珠三角地区率先开放，最早承接了港台企业的合资、独资工厂，大陆以“三来一补”的模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给工厂打工成为农村初中毕业生们最直接的出路。打工辛不辛苦？当然辛苦，过广州火车站一度比过雷区还难，到了工厂找到活，还得躲查暂住证的，那代打工人都有一段自己的血泪史。
但为啥农家子弟还是跋山涉水跑去沿海地区打工，无非就是打工有工资，一个月的工资比在家种地一年的收成还高，哪怕是到本世纪初，农家子弟读完初中，大多数也还是去打工，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
比起没学历的打工仔、打工妹，改革开放后的读书人要有更为光明的未来。
同样是1981年，外资工厂回来了，外资企业也回来了。那年7月，19家国外企业被陆续允许在黄浦江畔开设办事处。上海曾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一度云集了全球客商，有许多精通外语的中国籍员工。但到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代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时，由于外语教育断层多年，翻遍了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各局和国企，有大学学历、能略懂外语又能通过政审的人才，2年下来，也就只能找到区区115人。
进了外企办事处工作，但实际工资还是按在原单位的标准发放，此外还有服务部发放的25元的外事津贴。多出来的这25块津贴，已经相当于加了30%的工资，并且工资和津贴还逐步增加。
所以大学生们纷纷跑向外企。1985年5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小小的招聘广告，对外服务公司要代招专业人员（电子、化工、机械、金融等），条件是：招懂英、日语，大专文化程度，市区户口、40岁以下。
广告一出，1000多人跑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点报名。
外企热，外语也热了。1982年，央视引进了BBC的“跟我学”（follow me）电视节目，一度被奉为“英语学习的圣经”，就连刊登“跟我学”教材内容的《电视周报》，也因此增加了50万的订户。
1993年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外资机构在华雇佣关系从国家派遣用工变为企业用工，一时间，外企白领收入爆增，一些外企中层经理月薪可达4000多元，驻华首席代表甚至可以到七八千元，而当时上海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不到500块。
这更刺激了各种英语培训机构遍地开花，直到今天。
那个年代，农家子弟去给外资厂打工，大学生去外资企业上班，大家都觉得有美好的未来。
改革开放后，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帕累托改进”。
今天考公务员竞争无比激烈。但当年要干部年轻化，很多大学生一进来很快就被提拔，仕途步入快车道。90年代合同制干部转正，很多人学历不过是中专、师范，是的，那时候师范、中专也很难考，是农家子弟快速就业的解决办法，但工作了要更高的学历怎么办，函授、电大应运而生。
所以今天小年轻进了单位，看到很多退二线的老干部们真实学历不过中专、师范也不要惊讶，那时候干部队伍确实没现在卷。国家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社会管理日趋复杂，无数新单位被创设，到处需要人手，那几代干部享受到了机构扩张的黄金时代，纷纷占据了一席之地。
等到承平日久，该创设的部门基本都创设完了，新增编制少了，老同志又还没退休，
机会也就少了，旧人不退，新人就没有机会，在机关摸鱼划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选择。
企业则是另一番模样。在所有要素里，中国缺土地缺矿产甚至一度缺技术，但唯独不缺人，这也是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初始资本，当打工人才能成为农家子弟们的出路之一。
如果中国止步于出卖劳力，那么它会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最底层，一代“苦力”复制下一代“苦力”，生生不息，却代代贫穷。
但1977年恢复高考却埋下了后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伏笔，1977年各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到1988年高校在校生总规模206万人。当时的大学生普遍分配工作，他们进入国企、学校、政府部门，少有进入私营企业的。
1980年代陆陆续续有一些大学生从国企辞职到了私企。1989年不少大学生南下进入了当时的鞋厂、电器厂自谋生路，其中日后大名鼎鼎的裕元鞋厂就招募了50多名大学生，补充了急需的管理岗位。
1999年启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迅速上涨，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人数689万人，比1978年增长16.1倍。到2017年，全国有800万高等教育人才毕业，其中硕士50多万，博士5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