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当地时间6月12日9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被绑架致死案进行开庭陈词。
据媒体报道，检察官在开案陈词中披露了章莹颖案作案细节：
案发当日，被告克里斯滕森假扮成卧底警官，说服章莹颖上车，将其绑架并强暴。
随后，他在浴缸中刺伤了章莹颖，接着使用棒球棍打破其头部，掐其喉管约10分钟，令其窒息，再对其实施斩首，最后弃尸他处。目前，遗骸丢弃的地点尚不明确。
嫌犯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承认嫌犯杀人，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引出嫌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从而为嫌犯争取避免死刑的机会。最终会怎么认定，还要法庭审理后作出判决。
可能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么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人，为什么还有律师愿意为他辩护？
为这样的强奸杀人犯辩护的，都是什么样的律师？
这些律师不怕因为给坏人辩护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吗？
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一个人，不管罪大恶极还是过失犯罪，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涉嫌犯罪后，都享有自我辩护和委托辩护人代为辩护的权利。
也就是说，刑事辩护权具有平等性，不因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社会评价地位而发生变化。
因此，像章莹颖案嫌犯这样的人，不仅会受到法律严惩，尤其是违法犯罪行为被曝光后，也被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成为众矢之的。
但嫌犯仍然依法享有辩护权，这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剥夺的基本权利。
有些犯罪分子给的起足够的高价来请律师，但是仍然会有律师拒绝。像权健当初被查的时候，媒体就报道其成了“烫手山芋”，律师反而避之不及。
其实很容易想得通。
古人云，“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
虽然把为“坏人”做刑事辩护上升到节气和尊严有点夸张，但律师接受委托，除了收益，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社会风险。
怎么说呢？
强奸、杀人以及一些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在老百姓心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成了“坏人”、“罪人”。
为“坏人”辩护，甚至是无罪辩护，在人们朴素的道德观和价值理念里，就是与坏人同流合污的“帮凶”，不管案件是怎样的结局，辩护律师无疑会落下“骂名”，失了口碑。
这是每一个刑辩律师不得不权衡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风险，事关名声和前程。
虽然我们知道这有点儿类似于道德绑架，但这种风险，没人敢忽视。
如果哪个律师接了类似案子的委托，尤其是那些知名律师，虽然业内的人知道这只是在行使法律职责，但在聚光灯下，老百姓却不会买账，辩护律师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其社会评价可能会急剧下降。
试想，一个被打上“帮凶”、“坏人”标签的律师，会不会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耻辱”？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风险下，“坏人”行使辩护权的选择面与质量、效果将大打折扣，抛开每个辩护律师专业水平和素养不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市场性惩罚呢？
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嫌犯，就算最后还是聘请到辩护人，那辩护律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真的能把他们“捞”出来吗？
刑事辩护与民事代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辩护人和代理人的职业立场。
民事诉讼代理的权限包括“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中的一种或多种。
从性质上来看，民事诉讼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是利益统一体，特别授权条件下，代理人的意见就是当事人的意见。
简而言之，民事代理人的职责，就是灵活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利益。而刑事辩护则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
“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辩护人的立场首先被限定了，那就是从国家法律层面，根据案件事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机会，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程序性权利。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犯罪分子重金“砸”出来的辩护人，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律师接这个无罪辩护的活儿，不是置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于不顾，“昧着良心”赚钱吗？到头来，会不会连饭碗也丢了？
或者换一种说法，为犯罪分子做辩护时，辩护律师究竟选择秉持一颗公心，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辩护？还是收了钱，以辩护之名行代理之实？
或许，这只是一个理论中存在的问题。
因为在现实中，二者很多时候是混同的。
《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都对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责，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作了规定。
这意味着，辩护人为了被告人的利益，在法庭上可以大胆发表意见，不用害怕说错话被追究责任。
但这个权利不是无限制的，上述法律同时规定，“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辩护律师在行使辩护职责过程中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