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念军
时间非但没有阻断唐诗的世代传诵，反而让它的魅力历久弥新。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时的轰动情景，央视总台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的最新热播，《唐诗光明顶》《大唐诗人行》等新书的畅销与流行，都彰显出唐诗独当一面的号召力与市场影响。
唐诗作为一种文学记忆，何以历经1300年不衰？唐诗热，究竟是“热”什么？
近年来，以唐诗为主题的新著层出不穷。在《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看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唐诗满足了当下人们对于盛世的一切想象。
他说，唐诗热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高度的认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着十足的文化自信。他们急切地想把这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怎样表达呢？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比较广，表达方式也多样，但唐诗依然是很好的表达方式，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等诗句，一开口就有一种盛世的气象。
比如，海纳百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的就是万邦来朝的场面。唐代的长安是世界性大都市，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的就是长安的城市格局。在这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还有数不胜数的胡商，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有一定相似性。
比如，尚武雄强。如《大唐诗人行》书中所写，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夏天，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实。唐代的边塞诗，大开大阖，气象万千。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都特别有感染力。
再比如，充满少年感。李白的诗中，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少年的意象，他即便到了晚年仍然能写出“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气势磅礴，这里面不仅是个人的才华，也与时代气象有关。
“大唐盛世让我们浮想联翩，给我们想象力。追寻过去盛世的真实面貌，仍然是为了热爱并过好当下的生活。”薛易说。
事实上，唐朝并不都是盛世。
整个唐朝289年，跟盛世有关联的连一半时间都不到。
但唐朝为什么以“盛唐”流芳千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人们总是习惯把唐诗作为认知唐朝的窗口，在唐诗与唐朝之间简单画了等号。
诗人对于时代社会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通读者往往对诗人之名耳熟能详，而对其作品全貌认知欠缺。谈及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更是模糊。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模糊的概念化认知。
“从根本上讲，唐诗也是一种文献，而且比一般的文献更生动活泼。”薛易说，唐代的诗人大多进士及第，本身就是官员，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的求学、求仕、科考、从政等，都遵循一定的轨迹。写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存在的。正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对百姓的普通生活记载比较少。而个人写作的唐诗，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
比如，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就可以了解很多唐朝的社会细节。杜甫诗中写：“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反映了当时的酒价。
但必须强调的是，唐诗只是历史的一个断面，远不是唐朝的全貌。正如《大唐诗人行》所强调的，“活生生的唐诗，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要想让唐诗活起来，先得让诗人活起来。只有努力还原历史，探寻诗人的内心，把握他们的人生重要节点，了解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并且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这样的诗人才不会平面化、脸谱化，他们的诗才不会碎片化。
虽然“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世”不能简单画等号，但二者关系密切。薛易认为，国家繁荣昌盛才有可能“文治”，诗歌才有勃兴的可能。国家“文治”，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实施，诗歌才有用武之地。同时，诗歌也彰显了国家盛世的气象。“诗歌的盛世”让“国家的盛世”更有光彩。
诗歌毫无疑问是唐朝的主流文化。
薛易的新作《大唐诗人行》在第一章就开明宗义：
谁是唐诗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