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伟，原题：思考的消逝：《娱乐至死》书评。法律读库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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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人们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的文化；而赫胥黎在他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忧虑，即人们将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告诉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可能实现的也许是赫胥黎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我们“热爱的东西”，便是当时以电视机为代表的现代电子媒介。
《娱乐至死》一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正是电视机的天下。为何波兹曼会将电视机定位于会将我们毁灭掉的危险物品,他所说的这个“毁灭”，又作何理解？这本“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作者语）的书中，究竟讲了些什么？
最初阅读此书，容易将作者的写作意图定格在对电视文化低俗化、娱乐化的讨伐上，然而波兹曼在书中明确提出，他本人认为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恰恰就是娱乐节目（他称之为“垃圾”），电视节目娱乐化不是问题的根本，相反，娱乐化正是电视的职责所在。
也许有人会反驳：电视给我们带来娱乐消遣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新闻、各种信息以及我们增长知识的机会啊！这些有用的东西，怎么会是“垃圾”呢？
然而，电视机拥有的这些娱乐之外的“好处”，却恰恰是问题的关键：电视将娱乐和严肃的界限模糊化，并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将宗教、政治、新闻、科技、教育等等一切严肃领域全部娱乐化，甚至重新定义了它们的表现内容，而这些严肃领域毫无怨言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形成了“娱乐才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展现出来。
正如书中所写：“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电视机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
它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
波兹曼写作此书时受到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观点的影响，后者有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意指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合。打个比方，我们时常在微博、论坛、微信朋友圈等虚拟空间看到偏激、缺乏理性的言辞甚至谩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少有人以同样的态度发表那些“观点”。也就是说，不同环境下，同一个人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不同环境即不同的媒介，改变了我们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
波兹曼称美国文化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机时代蒸蒸日上。那么，电视语言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甚至是世界观的呢？
首先要从电视媒介和纸媒的特性分析。就电视节目制作及播出特点而言，其必须集观赏性与教育性为一身，“寓教于乐”；但电视无法表现思考的过程，因为“思考不是表演艺术”。此外最重要的一点，电视节目受时长所限，必定将各种思考后的结果呈现给我们，来代替我们的思考，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例如一档语言类辩论节目《一虎一席谈》，节目以社会争议热点为题，组织持不同观点的嘉宾进行正反辩论。嘉宾观点往往泾渭分明、辩论激烈，甚至有嘉宾情急下口不择言，整个辩论过程经有意剪辑，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是嘉宾双臂挥舞、冲突激烈、面红耳赤、口不择言甚至人身攻击等等精彩片段的组合，观众最后记住的都是嘉宾发言最夸张激烈的片段，并非辩论观点。正如波兹曼所言，“嘉宾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正是电视所擅长的。”
众声喧嚣中，喃喃低语、冷静客观的分析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唯一能引起注意的，也许就是惊声尖叫或者破口大骂的高频音量了，而引起关注，正是电视节目唯一的目的。于是我们看到，选秀节目中，参赛选手的悲惨身世引起观众共鸣；家庭伦理类节目中，雇用演员编造剧情——观众对一件事物的态度与看法，在不知不觉中被电视节目引导到它需要的方向上边，而自认为投入感情的观众，他们的情感却是电视节目计算与操作的结果。电视媒介已经改变了观众的理性思考。
电视节目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连贯性。当我们正在为新闻中播出的在灾难中不幸遇难的儿童心痛时，电视很可能会马上播放色彩缤纷的饮料广告，这种气氛情绪的快速转换，瞬间冲淡甚至淹没了我们刚才的同情之心。久而久之，会让观众越来越适应快速转换情绪及注意力，让我们觉得，一切灾难、悲剧、战争冲突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快速地切换它并且忘掉它，毕竟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不停发生的新闻等着我们去领略。
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对于电子媒介来说，智力是知道许多事情，而非理解它们。而印刷术的代表—书籍，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依此为人类对话作出贡献的一种努力。
波兹曼对美国的印刷机时代是充满认同感的，他认为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
进入19世纪，美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阅读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在18、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波兹曼称为“阐释年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恨、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在对电子媒介以及印刷术两者进行详细比较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引导人们进行深刻思考问题的方面，电子媒介显然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捣乱者”，它填平了人们思考的深度，让人们一切的思想停留在了追寻快乐的低级层面。“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