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意义的空间: 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

作者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正文

当我们谈论媒介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被传播学悬置起来的问题。媒介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传播研究者们天然对这一概念就有共识。然而,深究下去,媒介恰恰是个大问题,因为传播学是围绕媒介展开并以媒介为标志的学问。什么是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这个问题直接关联着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如果在传播学领域中,对媒介的理解缺乏共识,其后果是学者们对传播学是什么的理解也必然非常含混。如果关于“什么是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的理解含混不清,就会使整个学科失去方向感并进而失去学科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认同与方向感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关联:“我们称之为‘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的意义。”(泰勒,1989/2001:37)也就是说,在媒介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形不成共识,就可能导致传播学者们失去学科认同。

那么,传播学是否具有关于媒介的共识呢,媒介是否具有稳定的意义呢?答案不容乐观。就这一话题,举三个一直令笔者困惑的现象,其间就折射出传播学界对媒介的理解存在着诸多含混之处。

➤其一,喻国明通过对国外SSCI期刊的统计发现, 新媒体的研究成果 迅速崛起,新媒体研究的论文数量已经跃居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议题之首。这一事实客观存在,然而互联网传播研究似乎并没有变成显学。倒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在互联网研究方面快速崛起并渐渐具有统治性话语权。互联网无疑是媒介,但又不仅仅是媒介,所以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并不等于传播研究,它的外延和内涵都极其丰富,互联网显然并非天然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其二,是关于 华夏传播研究 的困惑。如果我们使用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框架去 解决中国古代“传”的问题,或者中国文化意义上“传”的问题,似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不匹配性非常明显。因为围绕大众传媒及其营造的现代性景观和围绕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建构出来的交流方式及文化在理论移植方面很难通约。如果不能对西方大众传播及大众媒介理论的局限性或者狭隘的媒介观展开反思和扬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开展起本土化的传播研究。

➤其三是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纠缠不清的关系 。传播学自称是大众传播学与人际传播学的总和,但大众传播学以研究大众传媒自我标识,人际传播研究却摒斥媒介,只谈面对面交流。所以这两个分支研究领域在媒介观上不能调和,然而媒介观又恰恰是传播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基本点。这种悖论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人际传播似乎和大众传播抱团取暖,共存在一个学科的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对最核心的概念却有着针锋相对的理解。人际传播当然必须依靠媒介,不管是言语、表情还是社交媒体,但如果不把这些当作媒介,那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就无法在同一个学科的框架中并存。

每一个学科应当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学科认同。所以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形成一种独特的学科气质,才能使这个学科中的研究者产生明确的方向感和合力。而这一切,就必须从回答“什么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开始。

其实从英文的原意来看,媒介就应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即作为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media和不可数名词的medium。前者我们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作为复数的媒介组织,比如《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又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类型的媒介,比如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它可以被人们感觉到,是一种显现的实体。然而如果是后者,则揭示出媒介作为一种中介物的抽象意义。就此而言,媒介其实是一个意义空间,甚至是一种关于社会的隐喻。这个隐喻,实际上是说我们借助媒介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观念空间,或者是媒介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空间和世界。

理解媒介,引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视角是很有必要的。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海德格尔谈到,我们对物的本质有三种流行的看法,第一种把它看作是显现的存在者,比如一块石头。第二种是把它当做是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形式,物的大小,质料与颜色等属性都是人的感知所赋予的。而第三种方式则是用有用性或功能性去言说物。

当我们在谈论到物的时候,人们通常说的是物的功能或者是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海德格尔认为这三种对物的理解都错误地理解了物的本源：

这三种理解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物我的主客体二元论,导致了人对物的远离,也导致了人主体性的内涵被抽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度现代性色彩的工具理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成其为艺术作品,既不是因为它本身由作为物的质料构成,也不是因为它本身呈现了某种器物,而是它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世界。比如我们在梵高的画中看到一双农鞋,它显然不是鞋的实体,它的意义远远超越鞋本身的意义:“走近这幅作品,我们就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常的存在。”(海德格尔,1950/1997:19)由此,海德格尔指出,物之所以为物是因为它给我们建立和敞开了一个世界,它将那个世界的各种关系和意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海德格尔在提醒我们,虽然媒介是由器物构成的,但它不仅仅是器物,或者说器物只是它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由它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媒介是一种隐喻,它为我们建造和呈现出一个可见的世界和空间,并构成我们观念中生活的意义。

我们当然并不需要唯海德格尔马首是瞻,但毫无疑问,用这个视角来思考以往的传播学,就会发现其媒介观存在的很多问题。

在传播学学科建制里,做传播研究的学者多很实在。他们更喜欢用实体性或功能性的视角而不是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媒介。在他们的眼中,媒介或是实体化的或是功能化的。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以往的主流传播学就是从事着实体媒介组织(也就是媒体)或一类媒介形态的研究。主流传播学之所以必须是功能主义的,必须是效果研究,这是因为它强调媒介作为一种实体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当然这种研究是必需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面对的媒介的质料的部分。但它是否能代表传播学的真正意义呢?这种本末倒置的传播研究必将带来三个后果:

➤首先, 实证主义传播学既极大的窄化了也极大地泛化了媒介的概念 。所谓的窄化是指这种传播学把很多重要的媒介(它们都是特定情境下关系和意义的重要载体,比如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摒弃于媒介范畴之外,只有大众传播媒介才算是媒介。所谓的泛化指的是这种传播学把媒介组织及其社会关系中发生的跟传播不相关 的事全纳入到媒体范畴或者传播学研究范畴当中。所以它不仅经常研究非传播的问题,而且还对真正的传播研究视而不见。

➤第二, 传播学被降格为一种应用性的类自然科学或者叫社会工程科学 。在这种媒介观的主导下,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很少关注人以及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也很少关注理论的建构,而通常只关注和描述传媒现象与实践,测量传播机器的商业效果和政治效能。实证主义传播学与一切的实证科学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它具有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正如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批判的那样:“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胡塞尔,1982/1997:58)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播机器效能的工作并非传播学专长,似乎也不需要传播学去完成,交给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只要它们认为这项工作有价值)结果可能会更加专业和有效。现在传播学界已经开始担心这种社会工程科学将来随着大数据和算法的发展而失去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

➤第三, 媒介自身的特性消失殆尽。 这种研究视角导致媒介矮化为一种社会的结构性元素,或者是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认为以前主流传播学做的一切研究都可以被称之为以下学科的研究,比如:媒介法学、媒介伦理学、媒介产业经济学、媒介组织行为学、媒介认知心理学、媒介社会心理学、媒介人类学和媒介公共管理学等。由此可以延展的问题是:传播学真的存在过吗?传播学真的在进行传播研究吗?如果有一天,当这些学科的学者突然发现媒介组织及其产业与文化的研究价值,比如产业经济学突然发现文化产业和传媒产业的特殊重要性,想跨界过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还要传播学干什么?以前的媒介只是被看作社会的次要或边缘性的机构,但随着它在媒介化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他学科的学者们难免不跨界过来,比如政治学者现在开始关注政治传播,公共管理学者开始关注媒介社会治理等等。如果他们都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传播学的独特学科气质在哪里?

历史上,传播学有过多次对自身学术身份和学术合法性的集体焦虑。个人认为,对媒介实体化及其研究成果的怀疑,是传播学学科身份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困境,传播学应当真正静下心来考虑什么是本学科的独特视角和气质。本文之所以主张回到关于媒介内涵的讨论,就是想从这个角度入手,找到再次出发的动力。

传播学目前已经真正意识到理解媒介的重要性。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海德格尔暗示的媒介观所具有的阐释力。比如说,学者们开始普遍地意识到今天的媒介之争就是端口之争,如果在端口之争中败下阵来,媒介实体与公众的观念空间就无法对接,其存在就如同不存在。因为它的意义空间无法被打开,它就不再成其为媒介。比如说当某种媒体已经永远排不到公众使用的前几种媒介端口时,那么这个媒介的实体虽然还在,但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种情形比一种媒介失去了盈利模式还要可怕。媒介并不因为它的质料和形式而成为媒介,媒介是在与公众的信息和意义勾联中才成其为媒介,后者才是证明存在为什么而存在的原因。如果它失去这种意义,它的存在必然就仅仅是一种显在之物;而当它具有这种意义,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

表面上看,特定媒介是一个机构,是一种技术,但这不是它的全部。实际上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是由某种形式和技术构建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在观念的传达上具有明显的侧重、强调和偏向,它向其使用者展开在特定空间中才可视和可理解的意义,而其使用者在这些空间中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又会不断带动意义空间的开拓与转型。对于这一意义空间所建构的人的观念的研究以及在对于这一意义生产的空间中各种力量角逐和博弈的研究,是传播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题。当然,多种媒介并存就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从电视对乡村个体时空观念的重塑到作为一个活动过程和空间的城市马拉松比赛再到一个重新建设的城市商业空间的意义再造,这些才是真正有趣的具有传播学气质的研究对象。

当然,媒介更是一种隐喻。在这种隐喻中,它体现了传播学的方法论与学科气质,即传播学是从相互建构着的关系的视角而非原子式个体或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这种视角具有整体性。社会关系的运行与呈现必须附着于作为载体的媒介,没有媒介就没有社会的关系;反过来说,也只有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结,才赋予媒介以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媒介意味着一种关于社会的隐喻:媒介即关系,一切人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从关系的建构中被揭示出来的。媒介看成是各种意义和关系汇聚的空间,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重组着生活世界的各种社会关系并由此反观我们存在的意义。很显然,媒介的变革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方式和角度的变革,某些社会关系被显现、突出和强调,而另一些则会被掩盖和弱化。因此,媒介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可感知的情境的变革和关系的变革,并意味着观念和行为的重塑,意味着价值的重估。从这种关系的视角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下观念和价值的变革,又可以辨别过去观念和价值背后特定的社会关系。将社会看作是媒介化社会,即将 社会看作是关系化社会,一切的交流现象因此可以在技术的框架和技术所组建的关系中被不断重新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