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政治知识被广泛认为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这种资源的低水平和不均匀分布引发了严重的规范问题（Althaus 2003，Gilens 2001）。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错误信息，当人们持有不正确的事实信念并自信地坚持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Kuklinski等，2000年，第792页）。Flynn等人观察到错误信息“扭曲了人们对政治、科学和医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看法”。这个问题最初由Kuklinski等人提出，至今似乎并没有减弱。
错误信息不同于谣言和阴谋论，这两者都已成为学术关注的主题（Shin等 2017年，Weeks& Garrett 2014年）。Berinsky将谣言定义为“缺乏特定证据标准的陈述”，但“通过广泛的社会传播”获得了可信度（Sunstein 2009）。正如Flynn等人(2017, p. 129)指出，谣言偶尔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正是这一特征将谣言与错误信息区分开来。
阴谋论则是通过提及“权势人物的阴谋”来解释政治或历史事件（Sunstein & Vermeule 2009，第205页；另见Muirhead& Rosenblum 2019）。相比之下，错误信息可能源自个人（Kuklinski等，2000年），也可能源自环境层面的因素，例如精英言论或媒体报道(Gershkoff& Kushner) 2005）。
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研究错误信息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心理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持续影响效应(CIE)（Johnson & Seifert 1994，Wilkes & Leather barrow 1988）。然而，CIE 研究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该领域的研究侧重于基本的认知机制，例如，使错误信息难以纠正的记忆过程；CIE实验的主题往往是非政治性的。本文将注意力限制在由Kuklinski等定义的错误信息上(2000)：不正确但自信的政治信仰。
三、政治错误信息的心理根源
对政党或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预先存在的依赖赋予了个人强烈的定向动机。定向动机会导致错误信息问题，因为它们会导致人们在获取和评估有关政治世界的信息时产生偏见。例如，先前就强烈反对移民的人可能会持有不正确的观念，从而强化他或她的政策偏好；例如，他或她可能会高估外国出生人口（Hopkins等，2018年）。然而，推理过程并不总是由定向动机主导，并且有大量文献表明公民可能会对新信息做出反应（Ahler& Sood 2018，Bullock 2011，Druckman等 2013）。因此，尽管在阐述错误信息背后的个体层面机制（例如，具有定向动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理论进展，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认识一个人的动机及其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仍待进一步探索。
总体而言，当人们处理有关政治的信息时，定向动机被认为是“默认”（Flynn等，2017年，第134页），并且是造成错误信息问题的关键因素。鉴于跨问题的错误信息普遍存在（Bode& Vraga 2015，第621页；Flynn 2016），大量文献致力于纠正这个问题。
当人们坚定地相信错误信息时，纠正它们的努力就会遇到阻力（
Kuklinski等，2000年）。Ecker等认为人们出于动机和认知原因坚持错误信息（2014年）。如果错误信息源于个人想要得出特定结论的愿望，那么它就具有动机基础。一些有害的错误信息形式是基于个人的长期政治承诺，还有一些认知机制在起作用，错误信息可能是心智模型的一部分。尽管对错误信息背后的机制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但现有研究尚未建立有效纠正的标准。在一些研究中会根据受访者如何回答随后的事实问题来评估纠正信息，而在其他研究中，关键结果是什么存在争议，如修正后相关态度是否产生了变化。
鉴于学者们研究纠正的方式多样化，研究人员已经展示了成功纠正的证据以及纠正失败和或/“适得其反”效应（Bullock 2007；Nyhan & Reifler 2010，2015)。也有证据表明中间结果成功纠正了事实，但态度影响仍无法排除（Nyhan等 2019 年，Swire等2017 年，Thorson 2016 年）。为了整合这些不同的结论，笔者回到了动机塑造推理过程的各个方面。正如个人的动机会导致错误信息的问题一样，政治信息本身也会影响各种纠正措施的成功。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两个因素上：信息涉及的问题类型和信息的来源。
（一）信息涉及的问题类型
纠正措施的有效性可能因信息涉及的政治问题而异。在与个人的党派/意识形态身份密切相关的问题或话题上，人们将有动机保留这些信息。因此，关于热点问题或知名政治人物的错误信息将很难纠正，因为这样做会对个人的世界观产生影响（Ecker 等 2014；另见 Trevors 等 2016）。相比之下，当不会威胁到个人的世界观或珍视的态度时，纠正会更成功。同样，在错误信息可以被解释为单一事件的情况下，也有成功纠正的证据（Ecker & Ang 2019）。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可以在坚持现有身份的同时纠正有关“一次性”事件的错误信息。错误信息在概念上远离个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题上，纠正也更为明显。
（二）纠正信息的来源
除了问题触发定向动机的程度不同外，纠正信息的来源，对于理解纠正成功的条件也很重要。如果相信错误信息的愿望很强烈，个人甚至可能会怀疑专家等高质量的消息来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随机分配了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纠正消息，这些消息归因于Facebook的“相关故事”功能使消息来源成为一种非政治算法（Bode&Vraga2015）。研究结果表明，党派的意图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不太可能质疑纠正信息，因为它是由算法过程生成的，不被视为公开的党派（Bode&Vraga2015，第623页）。使用类似的设计，即模拟社交媒体平台，作者表明人们在看到他人被纠正后会更新自己的态度。
五、衡量政治错误信息
Kuklinski等人发现的最有趣的模式之一是不正确和自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人们对福利政策的信念越不正确，他们就越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许多研究表明,调查对象对与经济状况、具体政策的内容和效果、少数群体的规模和其他“社会事实”有关的问题提供了错误的答案（Fochschild 2001)，但这些研究中很少有明确衡量知识信心的研究。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是被误导了还是仅仅是无知?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为了重申其党派身份而“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时，就会出现这种被称为“表达性回应”的现象（Schaffner & Luks 2018，第136页）。为了提供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的政党控制总统职位时，他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经济不景气，因此在民意调查中被问及失业率时故意低估失业率。表达性反应的普遍存在对错误信息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考虑理论问题。当受访者他们的“真实”信念与他们在调查中报告的反应之间存在差异时，人们认为会发生表达性反应（Berinsky 2018，第 212 页）。对观察到的模式的另一种解释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很难确定调查反应是反映了真正的信念还是党派拉拢的产物。学者们已经设计出极具创造性的方法来研究这一现象（Berinsky 2018、Schaffner & Luks 2018），但仍有继续创新的空间。
六、总结
过去的研究表明关于政治错误信息的原因、纠正和衡量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关于政治错误信息的成因，即定向动机在错误信息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先前的态度或政党保持一致的愿望会导致人们强烈地坚持错误的信念。但这种一致性动机在多大程度上与稳定的个人特征相关尚不清楚；同样悬而未决的是，特定的政治背景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的定向动机。
在纠正错误政治信息方面，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动机的框架，用于对纠正信息可能成功的条件进行理论化。但本文仍未能回答什么才算是成功的纠正这一问题：是信念、态度的改变，还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