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一年一度的“社科界十大热点关注”将在这几天陆续与读者朋友们见面。让我们一起回顾2019年国内外社科界热点话题，感受时代温度，传递思想力量。
2019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全球经济风险加剧。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就发布《2019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局势、国家治理状况、气候灾害和数字技术构成了2019年全球风险的主要方面。
4月初，特朗普以欧盟补贴空客公司为由威胁对110亿美元欧盟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直接导致欧盟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
5月6日，特朗普又推文称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25%。
6月4日，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
将2019年全球增长率降至2.6％，比先前的预测再降0.3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欧元区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国内需求有所减弱，增长率预计将从2018年的1.8％降至2019年的1.2％。日本经济乏善可陈，增长依然缓慢，对外贸易薄弱。由于外部需求低于预期，2019年的增长率预计为0.8％，低于之前的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弱于预期，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4％。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并重新平衡，预计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6.6％降至2019年的6.2％。
8月1日，特朗普再次表示将于9月1日启动第四轮对华制裁性关税，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全球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财富论坛等国际组织纷纷发表报告，再次对面临的风险作出预警。
9月30日，世界财富论坛公布《2019区域营商风险报告》。根据报告，
全球十大最受关注的营商风险
依次是：财政危机、网络攻击、失业或就业不足、能源价格冲击、国家治理失灵、严重的社会不稳定、数据欺诈或盗窃、国家间冲突、关键基础设施故障和资产泡沫。亚太地区的营商风险则主要来自环境、技术、地缘政治和经济等四个方面。
10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贸易争端的波折继续冲击金融市场，企业信心进一步减弱，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加剧。报告称，
由于债务负担上升和偿债能力减弱，一些经济体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部门的脆弱性已经上升。
与此同时，欧洲由于英国“脱欧”的拖累，经济再度陷入低迷。
10月29日，在经过三次推迟后，欧盟27国同意接受英国方面“弹性延期”“脱欧”至2020年1月31日的请求，但“脱欧”不确定性导致商业投资持续下滑，消费陷入低迷，经济增长乏力。12月2日，特朗普推文称将立即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输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当天，华盛顿方面说，对24亿美元的进口法国制品加征高达100%关税。有媒体称，因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拖累，美国制造业正遭受进一步冲击。
年底，中美贸易达成初步协议。
2020年，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优先任务仍然将是解决贸易争端，期待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早日回归正常。从长期趋势上看，世界经济总体上虽然延续复苏态势，但一些结构性问题仍很突出，全球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2019年3月，美国曝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招生舞弊案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轰动。涉案人员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好莱坞明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名校牵涉其中。长久以来，美国名校以其公正严格的录取流程而闻名。然而，
丑闻的曝光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教育公正的质疑，也引起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
3月15日，《华盛顿邮报》刊文质疑了美国社会的教育公平，
指出精英阶层一直在利用他们的财富，通过“传承录取”这一合法手段让他们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
。也有学者认为，
进入名牌大学的好处被过分夸大了
。《大西洋月刊》3月12日发表文章认为，上名牌大学的“工资溢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名牌大学不会提高学生的终生收入。
过去10年，美国学生贷款数额激增，达到1.5万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和信用卡债务，仅次于住房债务。
高等教育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和反思
，包括家庭债务、学生压力和高校教职工生存现状各个方面。
美国学者凯特琳·扎卢姆在其新作《负债：家庭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上大学》中指出，
巨大的学生债务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无论是经济上的债务，还是因负债引发的心理状态，都将对大学生的未来造成不良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大学经历的实用性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在著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系统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甚至指出，人们根本没必要浪费四年时间并耗费大量资金学一些永远也不会用到的课程。美国前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西尔维娅·伯韦尔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代际压力：大学校园的精神健康危机》指出，
安全、经济和技术是导致美国当代大学生焦虑的三大原因。
此外，随着教育市场化的发展，资本及其运行逻辑逐渐渗入英美高等教育体系，大学与企业、科研与市场、教育与管理的新关系给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冲击。
在知识经济逐渐主导的高等教育中，以往的师生关系逐渐被一种“服务”与“消费”的关系替代，科研人员与高校的关系也被迫向“劳动者”与“雇佣方”的模式转变。
今年5月，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大学的缓慢死亡》《我们是如何扼杀教职的》和《大学是颗“定时炸弹”》等系列文章，
指出目前英美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面临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
，科研人员对于工作、科研和教学的热情正在逐渐消亡。高校教授的“相对独立性”被打破，其身份也从传统的教师逐渐转化成“职业经理人”，生存在“领导”和“客户”的夹缝中。
事实上，在巨大教育压力之下，一代人养育孩子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父母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培养孩子，随处可见为子女升学问题陷入焦虑的父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9年1月发表的系列专题文章《关于童年的特别报道》指出，富裕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金钱，确保孩子获得良好的课业成绩并进入顶尖大学的大门。而工薪阶层缺乏必要的资金来进行这种强化教育。结果，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分化势必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