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过至少三篇跟人口政策有关的文章。发表节点分别为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颁布，2016年年中《2015年统计年鉴》引发的舆论争议，以及日前在全面二孩一周年时全国妇联发布二孩调查报告。这三篇文章属于新闻时评。由于传统媒体的内容限制以及新闻时评的特点局限，这三篇文章更多着墨于阶段性的微观分析和政策评估，并未深入，也未与其他有效信息进行联系。但在当下节点，综合过去一年来的研究观察，我认为，我们可能正在面临一个比较危险的人口结构趋势，而这种趋势跟我们目前的主流判断并不完全一致。我在本文标题里提到的人口危机，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因为，目前中国的整体人口数量仍然未到拐点，但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当下提出也很有其必要性，因为人口政策有非常强的滞后性，若危机在十年后，现在就必须有所打算。人口政策，兹事体大，因为人口危机的本质并不只是人口减少这么简单，而是与经济政治乃至一国国运兴衰有关。作为媒体人，作文论述乃是责任所在。
官方统计表明，中国的人口数量仍然未到拐点。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6亿，人口增长率虽然不高，但大概也有不到5%。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预测，中国人口的拐点大概为2028年，也就是十年后，彼时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大约在14.5亿左右。（）那么人口结构呢？翟振武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老年人（）人口规模将突破3亿人。至于劳动力人口，翟振武的预测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15年内，也就是2030年之前，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总量不会变。按照翟振武教授的理论，目前中国人口政策算是恰当适中，既避免了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带来的老龄化危机，又通过类似全面二孩这样的政策为未来的稳定人口数量打下了基础。仔细观看翟教授的大部分访谈，他的核心观点大概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应当避免波动，但要逐步实现总量下滑和结构优化。作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委员会委员，翟振武教授的预测具有很高权威度。据了解，关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测算，翟振武教授及其领导的学术机构运用了大量数学模型和统计工具，其严肃性和学术性无可置疑。但翟振武教授最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中的一些假设和推论我表示存疑。第一，翟振武教授预测的前提目前存在较大的数据打架。其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将维持在1.8左右，其对未来的预测大部分建立在这个数据下。但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则显示，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目前国内总和生育率给出最高的统计数据也只有1.6，来自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员会官员，翟振武本人也认为目前为1.6。问题来了，这些数据里面，到底哪个数据为真。实际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连贯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加上2015年，这意味着，至少在五年内，国家统计局都是重新取样统计的，如果要说要误差，不至于误差这么多，而目前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员会并未给出具体的数据测算过程。在统计上，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国家统计局连续五年的数据。第二，就算取目前认为的最高总和生育率1.6，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率能够从1.6跃升到未来理想的1.8水平吗？从全国妇联最新的全面二孩调查报告来看，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该报告显示，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虽然全面二孩放开之后，2016年和2017年中国人口生育率会有一些反弹，但这种积压需要的释放其实总量一般。根据统计，全国具有二孩生育意愿且在单独两孩政策下不能生育二孩的15到40岁适龄妇女只有4500万人。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不利于生育的因素影响愈来愈大。目前来看，全面二孩基本是最后的“大招”，按照当前政策界的判断，未来生育政策不大会出现大调整，起码刺激生育尚未成为决策层共识。总之，生育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总和生育率能否回到翟教授理想的1.8水平，成疑。第三，就算2017年以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的水平，这个生育率真的是适合的吗？国际公认，生育率的更替水平是2.2，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在2.2时，一个地区的人口才能保持不降不升。按照1.8的生育率，50年内中国总人口将会下降3成。如果以14亿为基数，50年后中国的总人口会减少4.2亿，也就是不到10亿元。这可能就是翟教授理想中的总量下滑结构优化愿景。讨论到第三点的时候，实际跳出了总和生育率的数据统计的技术环节，进入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官方理论界实际上认为中国的人口规模仍然是要控制的，正如翟教授所言，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当前的人口数量并非我国的适度人口规模。那么，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以翟教授为代表的官方人口理论总体仍然是一种静态推演。由于国内相关调查数据的严重不一致，我无法完全就数据进行纯数据推演。但，综合媒体已经呈现的数据、相关社科界学者的一些判断和个人对未来中国的动态预测，我认为人口危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快。人口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人口的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度与经济发展的阶段逐步脱节，最后拖累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从当前中国现状来看，总劳动力数量总体处于下行曲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是2.22亿，占总数的16.1%，按照目前的趋势，五年以后，也就是2022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将达到2.6亿，彼时，中国的总人口也才13.8亿，老龄化比例为18.8%，而大约十年以后，我们将迎来真正的大拐点。2028年，总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而老龄人口将会达到3.2亿左右，老龄化比例为23%。老龄人口比例增加，意味着15到60周岁的适龄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实际上，这一年龄段劳动力数量一直在下降，2015年全年，适龄劳动力数量下降487万。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中国适龄劳动力总量将会越来越少。人口总量虽然还在上升，但人口危机其实已经显现。1978年以来，前三十年的GDP增长平均达到10个点以上，这其中人口红利或者说劳动力红利起到最基础的作用，可以说，凭借人口红利占据世界制造业的中下游，从而成为世界工厂获取利润，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几年的GDP增速放缓到只有六七个点，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与人口红利消失有莫大关系。以上分析看上去都很抽象，但实际上，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普遍上涨，带来的挤出效应已经遍及整个实体经济。不只是工厂工人的成本大幅提高，第三产业的工资也在大幅增长。企业老板和普通民众在生产和生活中，日子确实比以前难过很多。但相比较劳动力数量下降这一老生常谈话题，我更想讲的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度。从生产力的源泉来看，倘若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劳动参与度能够提高，生产力也不会下降。但事实如何，2016年9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我国的单位劳动产出是多少？比较一下就知道。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美国则是98990美元。虽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很快，但是，以这个基数来看，我们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追赶路。我在新华社的一位朋友跟我说，按说BAT这样的大公司，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各类精英，还有很多海龟，但据他调查，这些公司的劳动生产率距离美国硅谷仍然有相当差距，原因有很多，但公司内部斗争激烈，要走的老人不留下建制性遗产，新人上手缺乏体系培训都是重要原因。BAT等顶级互联网公司尚且如此，何况中国其他传统产业。再看劳动参与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最近的公开演讲指出，按照他的调查，中国不止是劳动力短缺不可逆，劳动参与率实际上也在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力也在下降。适龄劳动力数量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有点快，劳动参与度下降，虽然不算剧烈，但也是利空因素，而劳动力生产率虽然在较快提升，但基数太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生产力如何提高？人口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人作为经济的基本因子和动力源泉。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经济放缓，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分析，并不奇怪。当问题分析到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危机跟人口学家可能并不太一样，甚至出现明显分歧。相当部分人口学家仍然认为人和资源是二元矛盾，人口数量下降有利于提高人均占有资源。但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恰恰相反，人和资源不仅不是矛盾，甚至人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资源。当我们说人口危机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已经超过人口理论的范畴了，而在人口控制论的框架下，以上讨论就不存在讨论空间，假如我们承认适龄劳动力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劳动参与度也在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未能弥补数量和参与度的损失的话，人口危机确实就在眼前了。而你对日常生产和生活的感受其实也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否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生产力损失？这是“未来十年，人口危机是否会引发经济危机”这个问题的根本考量所在。拷问的是生产关系，更直接地说，拷问的是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涵义其实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能获取我国的单位劳动产出是多少的数据，但它为什么这么低，以及为什么提升起来这么困难，这背后的原因就值得展开另一篇文章了（基本也都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有一点卡在一个关口上不去的意思。我们从这几年不断下降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就可见端倪。目前的形势是什么呢？能够创造价值，哪怕是低端低效的经济价值的人变少了，全社会劳动意愿和劳动参与热情降低了，而剩下那部分人，好像也没以前高明多少。这就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处境。2015年，中国人均GDP8000美元。未来10年，如果保持目前的GDP增速持续十年，中国人均GDP到2027年会达到15000美元。按照目前的定义，达到这个人均GDP基本意味着我们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要注意的是，2027年时，我们的老龄人口会达到3.2个亿，而适龄劳动力人口将会比现在少大概5000万左右。换句话说，在这十年里，要达到目前的GDP增速，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其一，我们要弥补这减少的几千万劳动力的总产值；其二，我们要比现在多养活1个亿的老龄人口。这一反一正，想请各位掂量一下。这个曾经让无数国家止步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那么好跨的。以2022年，也就是五年后来计算，五年后中国人均GDP按照目前的增速会达到11000美元，但五年后，我们的老龄人口为2.6亿。目前来看，这个五年可能是窗口期。中国社保基金基本处于寅吃卯粮状态，五年或者十年后，社保基金能否扛得住？适龄劳动力总体大幅下降，个体家庭的养老负担却显著增加，而房价五年内保持刚性仍然是大概率事件，青年一代能否扛得住？大城市的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医疗交通条件仍不均衡或不完善，城市化进程会不会放缓，流动人口或者从农村进城的劳动力生力军会不会后继乏力？不过最关键的恐怕还是，中国实际经济转型升级，也就是致力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努力在未来五年十年有什么样的效果。从目前来看，国内转型做得最好的仍然只在深圳、广州、杭州等新科技、互联网、新金融聚集的城市。城市的发展能够看出人口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联。目前发展葆有活力的城市几乎无一不是人口和劳动生产率的正循环。在一线城市中，深圳的人口数量增长最强劲，广州次之，而北京、上海的人口增长都在放缓，上海2015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16年前三季度，深圳的GDP增速在8.7%，广州也有8.1%，而北京上海都只有6.7%。在二三线城市中，重庆、郑州、合肥等中部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几乎都同时在保持人口快速增长，而在东北、西北等地区，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人口普遍负增长，人口外流非常严重，东北经济也下滑得非常厉害。经济危机能否发生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其表现方式不一定是典型的西方式经济危机，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没有金融系统的崩溃，或者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但如果普遍出现类似东北那种经济萧条，仍然可能引发某种中国式的危机。可能不只是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