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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德意志作为一个地理名词而为当时的欧洲各国所接受，而不是做为一个国家。39个侯国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依附于哈布斯堡的羽翼之下。在简陋的柏林城下，一个侯国-普鲁士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腓特烈大帝

三位组织，军事天才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以及“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的努力下，普鲁士迅速上升，成为德意志北部最为强大的王国。此时北方的强国瑞典解体，贫弱的波兰瓦解，哈布斯堡王朝陷入王位继承的混乱中......法国，英国，俄国又远离普鲁士，在这种有利的外交和地理情况下，普鲁士早期的国王在策略上运用得当（尤其在1740年获取西里西亚），是普鲁士的军事经济能力大大增强。可是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的实际权利有限，版图，人口也有限。所有这一切在1756年-1763年的7年战争中暴露出来 ，生存的环境不那么有利了，而且腓特烈大帝的那些强大的邻国也决心惩罚他的狡诈的行为。只是普鲁士训练有素的军队帮助他侥幸的避免了失败，当然代价是巨大的，尽管有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的军事改革家的努力，普鲁士军队却在不断的僵化中衰落。

拿破仑的对扩张为处于严重财政危机的普鲁士提供了机会，现在它可以心安理德的享受美国人提供的反法同盟补贴。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霍亨索伦王朝没有象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环顾19世纪中期的普鲁士似乎是一个工业上的侏儒，年产5万吨生铁的产量远不及英，法，俄。获得莱茵兰地区不仅造成普鲁士地理上的分裂，也加剧了“自由”的西部诸省和“封建的”东部诸省的政治分裂。

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使普鲁士的内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个问题不仅使中部与南部的侯国产生裂痕，更直接与哈布斯堡王朝对立起来，尽管此时的普鲁士是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盟主。威廉三世，四世都担心与奥地利人发生冲突，并且极力避免，毕竟普鲁士只是德意志的一个邦国，奥地利却是欧洲的强国。于是在1850年，普，奥在厄尔穆斯达成协议：普鲁士解散军队，放弃其统一计划。在腓特烈四世看来宁可在外交上蒙受耻辱，也不愿打一场有风险的战争。此时的俄国明确的表示支持奥地利人。显然柏林的让步是正确的。在普鲁士小心翼翼的试图得到奥地利与欧洲列强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限制，圣彼得堡的如雷咆哮依然在柏林的上空回响。

19世纪50年代的普鲁士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地域不够广阔，实力不如邻国，国内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争论，德意志内部的矛盾分散了注意力。也许从个方面的实力来看这有些尴尬：普鲁士人拥有从教会学校到大学的教育体系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体系是相当有效的；普鲁士的军队及其总参部很早就进行战术和战略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铁路加步枪”的军事意义的研究（普鲁士人在新型作战方式上总不愿落人之后）。问题在于：只有克服国内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危机之后，在最高层以强有力的领导取代威廉四世的优柔寡断的领导后，上述潜力才有可能发挥出来。

欧洲的首相-梅特涅帮了普鲁士人，在他得意洋洋的扑灭欧洲革命大潮后，发现强大的奥匈帝国已是精疲力尽，经济与立法的原因又使他无法将奥地利带入到德意志关税同盟中，也就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他失望之及，开始接受普鲁士的领导。亚历山大一世疏远了梅特涅。哈布斯堡家族成为一个时代的错误。束缚普鲁士的镣铐打开了，而普鲁士的剑又在哪里？

19世纪由于产业革命而出现的技术发展对战争首次产生真正的影响，各国军事家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使用新型武器取得胜利。此时威廉一世上台了，普鲁士的“军事革命”开始了：普鲁士公民必须在正规军中服役3年，退役后还有4年预备役，最后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全面动员的普鲁士军队在7年中都有新兵参加，相对于其人口而言，普鲁士在第一线的军队比任何国家都多。这项制度是建立在人民至少有较高的初等教育水平。这种短期服役制度在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组成的国家中是不可能实行的。

老毛奇

对这支部队进行管理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在老毛奇（1800-1891年）的天才领导下，总参谋部成为“军队的智囊”。（在次之前，总参部是在战争爆发时随着司令部的建立而建立的。）现在毛奇在吸收了军事学院的最卓越的成就，并给参谋们讲授制定防范可能出现的未来战争的计划和战备措施的方法：作战计划必须在战前制定好，而且要不断修改；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必须加以仔细研究。当时普鲁士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对其铁路系统进行监督，保证部队和补给品能迅速运抵目的地。精密的计划不是意味着一成不变：毛奇授权给他的将军，如果与后方失去联系，可以根据某些基本程序主动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