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部署安排在系统内规范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意见》指出，开展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有利于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强化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说理，就是阐述理由，向被动接受结果的相对方列出依据、摆出道理，使其心理上更容易接受。经典电影《大话西游》里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对白，就是在探讨需要还是不需要理由的问题。“需要吗？不需要吗？”，对白虽然表现得像个难题，却事实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说清楚道理，总不是坏事，此次最高检以专门文件的方式推动检察文书说理，正如文件所言，“涉及公民、组织重要权利处置或者诉讼重要进程，可能引发质疑、异议”，司法文书的依据源自法律，有明文规定可援引，是否愿意在公示的文件中把条款和依据列清楚，不仅事关一个司法文书的说服力问题，对执法人员而言也是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程序约束，以及合法性提醒。依法办事，对法律从业者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底线要求，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检察权在整个国家司法权力的运行框架中，角色特殊、承上启下。检察权力的行使，在侦控审的整个流程中，对下监督侦查行为，对上则扮演着庭审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又关涉公民的人身权利，检察机关在这个过程中履行国家职权，不仅对侦查机关而言是个约束，对公民个体来说，则可以尽最大可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本次意见要求，“当在叙述式法律文书中或者送达、宣告决定时有重点地进行说理”，对检察机关而言这是一个新要求，文书说理或者当场说理，相较而言后者更需要严格程序约束，执法机关的行为，包括在场人员告知法理的具体程序，对检察行为来说就是守法提醒。普法义务主体首先应该是个模范的守法者，“谁执法谁普法”不是随便说说。
检察机关更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公诉方，控方在法庭上陈述公诉意见，更应当加强法理的阐述。庭审过程中控方详尽说理，不仅是说给辩方律师听，也不仅只是说给居中的裁判官听，庭审过程中的控方详尽说理，实质上也在督促检察机关履行国家职权、推动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详尽说理是为了用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案件证据、控诉逻辑来说服法官。客观而言，控方的详尽说理侧面也可以督促控辩双方认真对待庭审过程，从而避免庭审的虚化。控辩双方真辩论，居中裁量用心倾听，加强司法文书的说理对检察机关彻底告别所谓“兄弟单位期待”大有裨益，控方对裁量以及案件走势不再抱有不合理的期待，庭审就真的是庭审，于辩方而言也是两造诉权平等精神在庭审过程中的真正保障。
司法文书说理，“需要吗？”、“不需要吗？”，不应该有这样的疑问。2017年5月，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对法律文书说理提出要求，明确普法的主体责任。“谁执法谁普法”所明确的不仅是普法的主体责任，更是对执法者自身“普法者首先必须是守法者”的制度期待。对检察机关守法的提醒，包括在执法过程中要求增强说理，是在给公众一个法律说法，也是给执法行为一个起码的合法性理据。
“正义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句话一来强调程序合法和透明的重要性，二来强调加强司法文书的说理，就是要让正义以听得懂、听得明白的方式实现。法谚云“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从中可见正义的代价，而司法文书的加强说理，从制度代价而言，可以说微乎其微但却兹事体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