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喜欢写信，因为写信是自由的，不用管逻辑是否正确，思维是否混乱，同时又能表达自己的内心。
在写信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记忆跑上来，我甚至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考虑这是不是属于我的经历。你会发现，只要继续写下去，就会有更多的意外出现。
当你不知道还能写什么，脑袋毫无头绪，感到丧气、厌烦、痛恨自己，但又舍不得暂时停笔，等待灵感出现，或许你可以尝试用写信的方式，描述一段你的个人经历——换句话说，一个角色的经历。
如果你有儿女，不妨写封信给他或她，或是给你的甥侄子女或朋友。先在第一行写下对方的名字，接着写第一句话，解释你将要诉说你的一段个人经历，将它交付给他们，因为这段人生经历对你意义非凡。
我在班上看到最好的作品，都是出自那些想将个人经历告诉儿女的学生，包括他们自己的儿时场景，或子女小时候的生活状况。例如孩子出生前后的那几年，全家仍住在位于山丘白色小教堂下、两夫妻婚后首次购买的房子；或待在和平工作团的几年间在非洲荒野奇妙的小村落服务的经历；或四十岁时在捕鲸船上工作的情况。
我其中一个班上的一名男学生出身于坚奉洁净派浸信会教徒家庭，他写了一封长达两百页的信，向子女描述他在南方的童年经历、他如何逃离那个环境、后来在阿拉斯加一艘捕鯨船工作数年并在这段期间找到上帝、也在海港邂逅了他们的母亲。
多年前一个班上的女学生写了一封近乎中篇小说长度的信给她的女儿，描述身为华裔美籍护士的她住在巴西圣保罗的经历，包括她记忆中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以及种种想法。她在班上念了其中一部分，很多段落都非常优美、动人、有趣，却又哀伤，不少人为之落泪。后来她将它用在一部小说的情节论述中。
不久前，一位杂志编辑请我写一篇关于旧金山巨人队终生粉丝的随笔。我的确是他们的粉丝，但截稿的压力和焦虑令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刚开始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我走进从小居住的咖啡色小屋的厨房，发现我母亲和哥哥正在收音机前弯着腰听巨人队比赛的播报实况，专注的程度好比在听首次宣布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新闻。
我开始期盼能告诉山姆我身为粉丝的经历，因为我不希望自己人生的这部分被遗忘，但每当我要动笔，唯一想得到的只有那幕情景。于是我开始找其他粉丝，请他们谈谈自己的回忆。我也跟着逐渐想起—切：在强光照射下观看烛台球场那大片鲜绿色外野场地上进行的一切，仿佛踏进童话故事的欧兹国（0Z），有如探险家发现格陵兰！我记得自己还担心外野那么大，恐怕得二十个球员才守得住，但其实只需要三个。
“亲爱的山姆，”我在纸上的第一行写着，“我想告诉你，我小时候有多迷旧金山巨人队。”我抛开编辑在背后狐疑地窥看我写信的幻想，一边写，一边想象有天山姆坐下来读时，会多高兴我写了这封信。我开始对他描述我记忆中垒道上那红得出奇的土、打击练习时球棒击中球的轰然巨响、作为有益身心的粉丝团一员以及全场起伏情绪的一部分感觉如何。我打电话给朋友，互相比对自己记忆中的感受，包括身为大战中的一员，体验胜与败、得意与屈辱以及就这一次没轮到你的感觉。
接着我写在纸上，告诉山姆这一切。我跟好几个人询问他们当年目睹几位球星表现的回忆，例如胡安·马克利（Juan Marichal）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抬腿投球，以及我们有生以来仅见最出色的击球手威利·麦考非（Willie McCovey），还有盖洛·派瑞（Gaylord Perry）和他滑溜的口水球，而他凶恶、叫嚣和大汗淋漓的模样，活像是直接从红土之乡佐治亚州来到球场般。接着我又想起第一次看到守在中外野的威利·梅斯（Willie Mays），就仿佛亲眼目睹耶稣站在那里。
当时我五岁。其中有个人在电话里提起提托费提斯(Tito Fuentes) ，记忆便全回来了。我记得当年有多迷恋他，甚至认为有天我们俩会结婚，我也很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喊他的名字：“提——托，提——托”，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音乐剧里的角色。
在告诉山姆这所有细节的同时，我渐渐领悟到，棒球运动更重要的意义是引领我们找回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我们是群居的动物，是一种具有高度群聚和社交倾向的物种，但存在于生活中的文化、年龄差距和各种恐惧，几乎将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的小框框里。但若我们热爱棒球，它便能引领我们回到自己在群体间的位置。它能修复我们。
于是我在给山姆的信里写下上述的一切，而回忆、细节、实景与感受也逐渐交织在一起。这封信就像拍立得照片显影般逐渐完成，而根据它写就的那篇随笔，清晰鲜明，充满气味、声音与希望，因为棒球正如人生，因希望而存续、脉动着，否则它和我整个人便不会存在——让山姆和他的子女在未来的某一天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