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现实。“大国崛起”四个字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库叔始终相信一句话，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照见多远的未来，回顾一下中国崛起的历史，重温一下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
今天库叔想说一下郭嵩焘这个人，很多人并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更不用谈了解了。但作为中国首位实际驻外的公使，郭嵩焘生不在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赐谥，却随着“大国崛起”这一意念的潮流涌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怀念。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库叔今天推荐一篇名为《新式外交的先驱与旧式帝国的悲剧》的文章，一同体会先贤为了中国崛起所经历的不易和艰辛。
文 | 刘绪义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刘绪义所著《后门观史》，岳麓书社2017年7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官方的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撰《海国图志》的魏源，第一个操办洋务的人是曾国藩，第一个引进西学的人是严复，而郭嵩焘仅仅被作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一笔带过。
其实，这样一个“第一”，其意义远非其他“第一”可比。只可惜，这种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前被长期尘封，随着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时代到来，这个“第一”才真正彰显出其应有的分量。
郭嵩焘（1818—1891），号筠仙，别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洪秀全造反之后，他参与了平定这场内乱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他先后力劝左宗棠和曾国藩出山，不仅参赞军务，还成为募集军饷的关键人物。1856年入值咸丰皇帝的南书房，后至天津为僧格林沁帮办军务。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同年，因马嘉理事件，诏为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务国事务衙门行走，准备出使英国。1876年出任驻英国公使，三年后回国。1891年病逝。
郭嵩焘（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史稿·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一》说：“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郭先于陈两年赴任，所以郭是中国首位实际驻外的公使。
历史将“第一公使”名头赋予了似乎很幸运的郭嵩焘。实际上，这是一个屈辱的使命，又是一个艰难的使命。这个使命为什么会偏偏落在他头上呢？
回顾郭嵩焘前半生，这项使命似乎不应该属于他，但又不得不属于他。
不应该属于他，是因为在人们看来：
郭嵩焘此人在天津时和僧王僧格林沁处不来；
在广东做巡抚时不仅与总督毛鸿宾处不来；
而且与他的同乡、当时被他力劝出山的左宗棠交恶；
即使到了国外，也和副手刘锡鸿合不来。
除了在上海与李鸿章合作愉快之外，其余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因与人合不来落寞而走。
所以，当朝廷召郭嵩焘入京授予“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一经传开，他的湖南老乡就撰了一副传诵一时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一个不容于国内的士人，一个与国人尚不能和平相处的人，怎么可能与洋人处好关系（事鬼），怎么可能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对他的辱骂讥讪，于此可见一斑。
可见，出国前，郭嵩焘便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他与僧格林沁刚开始关系还可以，郭在南书房时，僧王曾两次拜访他，并奏请郭随他去天津赞助军务，可见僧王对他十分信任与赞佩，因此，远在南京的曾国藩听说郭僧合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分裂纯是观念的差异。郭是极力反战的，而僧是极力主战的。
僧格林沁（图片来源于网络）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晚清名将，善骑射。后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颇得道光、咸丰两帝宠信。
郭嵩焘认为，洋务一旦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坚持“战无了局”的看法，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而僧王一心主战，积极布置海防，对郭的建议“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是不置而讥笑。再加上1859年在大沽口一举击沉毫无准备的英舰四艘、击伤六艘，击杀英兵数百人的大捷，使得僧王更加骄而狂。而面对这次“大捷”，郭反而忧多于喜，他认为打了一次胜仗，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后患无穷。郭僧之间歧见严重，直到多年以后僧王才悔之晚矣。多年以后，这位蒙古亲王这样感叹：
其初击洋人，人皆歌颂，（郭）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在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一心想把作为代理巡抚的郭嵩焘当作幕友驱使，由是二人之间也发生芥蒂，督抚不和，直接影响到郭嵩焘的声誉，甚至他的好友曾国藩都埋怨他。要做官，就要能做事；不能做事，就不必做官。
内心里坚持这一信念的郭嵩焘决意辞职，再加上此时在广东军务上与左宗棠的反目，终于使他离职回湘，一隐八年。郭左交恶，纯是出于公事，责任全在左。一方面，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和之后，胜而骄的左宗棠把郭嵩焘看成是曾国藩的“同志”，而有意为难他。此时的左宗棠节制闽粤赣三省的军务，南京克复后，太平军中多数广东人便有南窜广东之意，在协防广东问题上，广东兵力本来薄弱，又受制于总督，因而郭希望左宗棠能及时援粤，然而功高志骄的左宗棠反而置广东于不顾调兵北上，全不把郭看在眼里。同时上奏责广东会剿不力，朝廷迁怒。原来左氏私心要以自己亲信替换广东督抚，果然，左一面反复上奏广东剿匪不力，指名参劾郭嵩焘，一面在私信中诋毁、嘲讽郭氏，直到郭嵩焘解职。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郭嵩焘就没有左宗棠。不说当时郭氏的开导和力劝，单说郭在南书房时，在咸丰帝面前屡褒左氏，以及让左氏节制三省军务，亦是郭的建议。郭对左是尽心帮助，不想，反过来左氏却对他刻意倾轧，这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左宗棠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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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英雄是打不倒的。八年后，朝廷再次征诏他入京办理洋务。
对于洋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交），郭嵩焘颇为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穷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不仅李鸿章，就连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也都推重郭之“通达夷务”。
郭嵩焘怎么会通达夷务呢？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的洋务经历。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中，郭就以善于筹饷出名，因而曾受曾国藩之托赴上海等地筹划军饷，在这次江南之行中，郭有了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后来李鸿章诚恳邀请他赴上海，先后担任苏松粮道、厘金总局和帮办军务等职，再次让他加深了对洋务的见识和理解。后来出任广东巡抚，则成了他初试洋务的场所。
在广东，他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帮英国领事追回被骗的20余万两银子，这件事此前已被拖了三年，他到任后，仅十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
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荷兰使节瞧不起中国，约文中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则据理力争，最后荷兰不得不再补充汉文，并道歉。
三是处理太平军侯裕田。侯裕田在太平军中担任森王，专门在香港负责接济南京。郭嵩焘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之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终于把他解归广州巡抚衙门处决。
二是郭的洋务思想。这么多的经历，逐渐使郭嵩焘形成了务实超前的洋务思想。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前夕，在《办理夷务宜以理、情、势三者恃平处理折》中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理、情、势三原则。“理”在郭嵩焘看来就是处理对外关系应有的基本态度，“情”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势”又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方针。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如何处理好对外关系，是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的难题。由于盲目自大、唯我独尊思想作怪，面对从天而降的西方“夷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手足无措。一开始就产生了两种选择，是纳还是拒。说起来，刚开始还是想“纳”，但是这种“纳”，不是平等地接纳，而是作为天朝大国的四方朝贡式的接纳。人们既羡慕西方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工艺，又贬斥之为“奇技淫巧”。但是这些西方夷人不满足于这种施舍式的接纳，要求与天朝大国平起平坐地通商。这个时候，知道这种纳贡式的接纳已行不通了之时，索性由纳转为拒。结果却拒也拒不了，一支两千多人的舰队就把清政府上上下下吓得惶惶不安。由此，纳和拒的选择就转向了“战”与“和”。一方面囿于“夷夏之大防”，视西方各国为夷狄，主张武力制伏，拒夷狄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是在西方武力威胁下，不知所措，一味妥协，毫无原则地接受任何条件，只图苟安于一时。郭嵩焘曾用“怕、诈、蛮、蠢”四个字，概括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丑态：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
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使西纪程》（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建立在郭嵩焘多年的了解和理智分析基础之上的结论。他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英国人并非意图灭亡中国，甚至也没有领土要求，所好者仅仅是利。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完全不应该怕外国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可惜直到现在，我们的官方教科书上都仍然在说，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欲灭亡我中国的先声。
郭嵩焘认为，要和洋人打交道，就先要了解洋人在想什么。他说：“欲制御远夷，必务疏通其情；要通晓夷情，必熟悉其语言文字。”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即便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反恐战争，都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努力培养通晓伊斯兰语言和文化的人才。
而当时的中国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一方面，“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他质问：“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连自己国内的上下之情尚且不能通透，更遑论外情？另一方面，士大夫清议恣肆，背后骂洋人，当面又怕洋人。只顾及所谓天朝大国的所谓脸面，而不顾实际情况高谈阔论。这种情形颇似美国“911”事件之后国人的反应。
大沽之战，僧格林沁侥幸取得了一次大捷，结果呢，招致来更惨重的失败和屈辱。尽管郭嵩焘对僧氏不听己见而恨恨不已，但他仍然平允地认为：“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
因此，郭氏认为症结在内政，内政修明，人才得用，洋务并不难办理，只需做到“以礼相待，以理制胜”。他自言：“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刃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得路之可循也。”
所谓“理、势、情”三字，即便放在今天，仍然堪为外交活动的法宝。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自古以来无非两大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外交。但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外交这个概念，一讲起来就是主战与主和。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主战的那些爱国将领如岳飞、林则徐等人一直被视为爱国楷模，相反，一般来说，主和的人则被视为妥协投降。似乎主战就成了爱国的代名词，主和则视为投降卖国的代名词。
面对这样一种舆论，郭嵩焘并没有害怕。他以一个先知先觉者的清醒与理智，毕生苦心筹划、一心向国，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式外交的先河，并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外交思想，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踩出了一条大道。
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实际贡献不大”，显然是误解了外交的根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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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刚刚结束8年隐居的郭嵩焘接任福建按察使，不到两个月，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是英国使馆一名翻译官，他前往云缅边境，迎接从印度而来的英国探路队，途中被当地居民在冲突中杀害。英国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遣使赴英通好谢罪。
马嘉理事件（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嘉理案是由于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围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造成的。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非常明确的国际纠纷，国人多半不以为然。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郭在出使之前即先上一疏，直陈马嘉理案的症结所在是当地巡抚岑毓英举动乖方，提出请旨查办，“以服洋人之心”。对这种“以夏委夷”的举动，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舆论明显偏袒岑毓英，反认为郭嵩焘有“事事依附英人”之嫌。他的好友王闿运也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孤雁”。在他的家乡，愤怒的湖南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并最终迁怒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一把火烧了上林寺以泄愤。在一片怀疑和讥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等待出使中，面对乡人的毁谤和国内士大夫的无知横议，郭嵩焘身心俱疲，一下子病倒了。因此，他几次要求开缺其官职，都遭到了各方慰留。原因之一在于既没有人肯代他出使英国，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光绪二年七月，慈禧太后召见了郭嵩焘。
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太后召见时的诚意。慈禧似乎深知郭的处境，对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尔须天天上总署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面对太后“温谕勤勤，反复宣慰”，郭氏只好打消辞职之念，毅然出行。
对这一次风波，有人以为郭嵩焘是畏惧这项差使，担心自己吃力不讨好，有辱名节。究其实，郭嵩焘对名节自有他的看法，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他既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又坚信自己的识见，在国家危亡之际，也就不在意自己的名节了。他说：
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因此在他看来：“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
的确，“谢罪”并不光彩。但是，晚清的大多数官僚士子还没有意识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各国之间互派常驻使节，在近代已成国际惯例，也是各主权国家走向国际社会，促进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1858年的《天津条约》就规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可互派使节。1861年，西方国家陆续派遣使节常驻北京，而“清政府囿于以往的传统习惯，对此不愿多加考虑，甚至把出使外国一事视为畏途”。一是人选，二是经费，而最关键的还是观念问题。在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和华夷秩序的熏陶下，国人对于触动这根敏感神经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同时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悲剧。郭嵩焘勇于出使，标志着他内心的觉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他的思想人格力量远远超越了行为的实际影响。他的贡献就在于，正是他代表中国第一次真正走进了西方乃至世界。
1876年1月，郭嵩焘偕副使刘锡鸿、张德明、马克里等人经五十天海上的颠簸，终于抵达英国首都伦敦。甫一履行使命，即召集使馆全体人员，约法五章：“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流荡，五戒口角喧嚷。”这是郭嵩焘实践“以礼相待，以理取胜”的外交思想的第一步。以此五戒来比摩西十诫，目的就在于避免有辱国体之事发生。这一举动，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出国时警戒。
礼是平等的，在对自己人要求讲礼的同时，郭嵩焘也要求西方各国及其使者，要尊重、要平等对待，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讲信义、不欺诈。他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未有反覆变幻，行苟且之计，而能控驭夷狄使就约束者”。他曾多次批评不讲信义、出尔反尔、有约不遵、签约违约的现象：“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其事理。”
一方面是中国以天朝自居，一方面却是英国成为事实上的十九世纪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一方面是国人的傲慢，一方面却是强国的鄙视，郭嵩焘身处这种尴尬的时空，他又是如何亲行外交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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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国这一陌生的环境，郭嵩焘在居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始终是积极参与，广交朋友，留心洋情，关注国事。
积极参与。除了积极参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皇室之间的外交应酬活动之外，郭嵩焘还周旋于来自各国的公使之间，虽然他所代表的天朝在心理上仍然高高在上，但此时的郭嵩焘彻底地将世界各国视为对等国家，彻底舍弃了国人的傲慢，同时又要使列强不看轻中国，郭嵩焘犹如在走钢丝。他既要为国内发生的中英纠纷排解纷争，又要关注海外华人的处境和遭遇，频繁穿行于伦敦与巴黎之间。先后参与处理《烟台条约》、喀什噶尔问题、镇江趸船移泊案、武昌教案、乌石山教案等重大事件。在处理过程中，他坚持一贯的以和为主、以理为胜的原则。一方面分清是非曲直，据理而行；另一方面又在具体谈判交往时，据理力争、应对得体、刚柔相济、不卑不亢。他说：“为政当识体，此语切要。如待夷狄，刚则忿争以求胜，而急撄其怒；柔则一顺其情以取媚焉，而卒为所狎侮，同为不知体而已。”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他与英法外交界相处十分和谐，尤其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等人的善待，在他离英回国之际，当时的首相毕根士由告诉郭氏，相府上下三十余人，闻听郭氏即将回国，“惘惘如有所失”，并表示英国倾心愿与中国交好，“绝无他意”。事实上，此后中英之间的摩擦也较以往少了许多。
广交朋友。除了官方的外交活动之外，郭嵩焘还奔忙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社交场合，从女皇、总统到议员、学者，来往无忤。他还效仿西方礼俗，举行大型茶话，广交各界人士。初到伦敦，郭嵩焘即遇上了攻击事件。当一群头留辫子的中国男人一出现在伦敦街头，即“惊动”了英国人。英国著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Punch）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了一只留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对眼相视。使馆随员上街时，竟遇到了路人以杖击其头部，随员不敢计较，倒是有四个本地人路见不平，将攻击者布里扭送官府，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布里两个月劳役。郭嵩焘知道后即致书英国首相，要求免除布里之罪。此事迅速被公诸报端，引起了英国人的广泛尊敬，此后，英国人见到中国人，欢迎之意就处处可见了。郭嵩焘本人也被推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被称为“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关心国事。可以说，他在英伦和巴黎所做的一切都始终是围绕着国事，在不辱没国体的前提下，他还要积极为国家争更多的利益，他所留心的洋情，都是与国家自强这一宗旨密不可分的。他是在用心观察和分析当时中国比西方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归纳出一条最根本点，那就是“一切莫急于学”。人才国势，关系本原，都在“学”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学有本末之分的见解。因此，他格外关注中国留学生。严复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严复的激赏，已超出了一般的私人关系，而是当作国家大事来对待。不仅多次带他随行参与外交活动，而且在策略上也预划长远。比如，严复留学的目的仅仅在于三年后“能驾驶自购铁甲船回国”，做一良将，而郭嵩焘则希望他能继续于学问，将来能做良相之用。严复虽然由于性格上的原因，未能成为郭所期望的“良相”，却也不负重望，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启蒙大师，这里面，与郭嵩焘的刻意栽培不无关系。
留心洋情。出使之前，郭嵩焘曾说：“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所谓洋情，就是指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状；就是要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目的、政策。总之，就是处理外交关系的现实基础。为此，郭嵩焘提出了“知时知幾”的观点。到伦敦之后，郭嵩焘将在赴英途中所见闻所想都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寄回总理衙门，由同文馆刊行，名曰《使西纪程》。
举凡西洋武器与装备、议院制度、财经制度、学校制度（包括学制）都在他的日记里有详尽的记载，甚至西方的经济学、哲学和文学，也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对英法的法治感触尤深，曾奏请总理衙门纂辑《通商则例》为各国通商律法，共同遵守，变被动为主动，又要求尽快在华人较多的地方设立中国领事馆，可惜这些建议大都反应迟缓或者未被重视。而今从他出版的那两百余万字的日记中，亦足以看出其一片良苦用心。
在驻外使臣的三年任上，鉴于对敌强我弱这一时局的基本形势的认识，郭嵩焘始终坚持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策略方针。一方面，他认识到“五十年来，每一用兵即国家多损一分元气，前事可为殷鉴”；另一方面又深为国家的边防着急。
在此期间，郭嵩焘的注意力格外关注起中国的近邻日本。
在出使英国期间，日本公使上野景范曾邀请郭嵩焘参加“扶桑号”战舰（“扶桑号”是日本在英国订造的两艘铁甲舰之一）的下水仪式。上野夫人主持下水仪式，并祝词曰：“此为我国造成之第一船。以此制敌，何敌不摧？”晚上船厂设宴，郭嵩焘起立致辞曰：“愿日国此船，非助我中国，一炮不鸣。”然而，历史恰恰就是如此地捉弄人，令郭嵩焘无法想到的是，就在郭嵩焘逝世后的第三年，甲午海战爆发，当年的“扶桑号”成了日本海军进攻清军的主力战舰之一。
郭嵩焘对日本的关注远不止这一例，在英期间，鉴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已有侵台和割占琉球等事件发生，郭嵩焘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等人进行了积极广泛的交流，其密切程度等同于一个驻日使节了。从中，郭嵩焘或吃惊于日本人的学习状况，或慨叹于日本人才之盛远胜中国。日本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以捍卫国家主权的努力，也使郭嵩焘很受启发。日本积极融入西方，小到外交礼仪，大到国家政策无不效法西方，并积极寻求走向世界的道路。目睹这样一个现实，郭嵩焘在日记中引用了《左传》的一句话：“邻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其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令郭嵩焘心中惴惴不安，并预见：“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盛，吾君大夫，其旰食乎!”从此他格外留心日本的举动，小到在巴黎博览会中，郭嵩焘也把日本的布置场景与中国的作了一番对比：“日本则以槿篱环之，中设小屋数区，隙地皆种花草，牡丹、矮柏各十余本，并移植古树数株，皆西洋所无，视中国为有清雅气。”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比较更能体现郭嵩焘的爱国之心和对国家发展滞后于邻国的焦虑。郭氏似乎隐约感觉到中国的真正敌人已经触手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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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浸润在西方文明之中，他的步伐显然已把他所代表的旧式帝国远远地抛下了。他的先驱者身份与他所代表的旧式帝国，显然也不相吻合，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西欧文明中，在郭嵩焘的努力下，他所代表的帝国总算能够与列强并列，这本身就是一件幸事。然而，在旧式帝国内部，这些都可能成为他的罪状。
一边是要积极地走向世界，一边仍然是固执地要世界服从于我这个中心。这一悲剧终于被他身边埋下的一颗炸弹引发了。
早在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初，郭嵩焘即已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然而，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的国人却少之又少。
郭氏所批评过的那种不和洋人打交道，阻止洋人进城，盲目排斥洋人、洋货这类“不明事理”之举仍然在国内占据主流：“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云南禁使入关，因而阻击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
这好比天上只一日，人间已千年。可惜，类似郭嵩焘之类的孙猴子并不多。就在他恨不得中国一天之内就追上列强而奋力奔波之际，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却一门心思放在讨好国内那些守旧派上。
刘锡鸿，原名锡仁，号云生，广东番禺人。在西行出使的团队中，刘氏就是一个类似于猪八戒的人物。
刘锡鸿（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幕府推荐了刘锡鸿、陈兰彬两人。刘、陈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盛名。接见后，曾国藩对陈、刘二人作了评价：“刘生满腔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点，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郭嵩焘出使英法之时，组建团队，原来打算以许钤身为副使，后因延误一年有余，许氏改派出使日本，而郭嵩焘抚粤时即认识刘锡鸿，便改荐刘氏为副使。不料想，刘氏的“孤僻自大、不近人情”，反倒成了郭嵩焘此次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
据载，刘锡鸿出使时带的行李就有些怪，如烟具。他们一行几乎个个都抽烟，但工具各有不同，刘锡鸿取火仍用老式的火镰、棉绒，点火用土造毛边纸卷成的纸媒子；别人早吸上了洋烟他却仍是吸土烟。因此，他怕在英国买不到这些土特产便带了一大捆毛边纸，几大包云南烟丝，装在几只大竹篓子里，上船时由武弁一一背上来。
另外，据随行另一副使马格里的记载，刘氏吃饭时吃相也很难看，并在席间大声咳嗽吐痰，毫无顾忌，在香港也极招港督讨厌。
此人最讲究的就是夷夏秩序，与郭嵩焘在观念上形同冰炭，素无防备的郭嵩焘在英法两国的行动，都被此人一一记录下来，并歪曲上纲，多次弹劾。
他之所以这么做，多半出自私心。事实上，刘氏也是进士出身，因为出使英国的国书上并没有刘副使之名，初到伦敦，即有怨气，极有可能他认为这是郭嵩焘有意而为。他在所列郭氏十大罪款中即明言：“副使之派，出自廷旨，而郭嵩焘自谓是其所派，至于奏折中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便道出了刘副使的心曲。但郭嵩焘还在筹思荐刘做德国公使。直到有一天，李湘甫告诉他，说刘副使正在编造日记，每十天寄一次给时任兵部尚书兼大学士的沈桂芬和吏部尚书兼掌翰林院的毛昶熙。此二人又同时在总理衙门行走。郭氏这才感觉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刘副使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说刘副使此时尚在秘密反郭，那么到刘副使已改授使德正使之后，与郭氏平起平坐，更开始公开反郭，甚至闹成公开争吵的事常有发生。
刘氏此举正好与国内对郭嵩焘那本《使西纪程》的怨愤极大相呼应。郭氏的书中有改革大清国旗的建议，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总理衙门刊刻此书后，立刻在朝廷上下造成一片恐慌。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而身在国外的郭嵩焘得知这一消息已是几个月之后了，这内外夹击，致使郭嵩焘决意去职，以示与刘氏势不两立。于是，他一方面正式提出辞呈，一方面也力参刘氏在德国的种种劣迹，展开反击。
对于刘锡鸿为什么不惜撕破脸皮攻击诬陷郭嵩焘，有过种种猜测。归纳起来有三种：一种认为刘是朝中保守派安插在郭氏身边的“密探”；一种认为刘是有意想制约郭氏，是纯粹的内斗；一种认为刘此举是为了迎合权贵，并未有人指使。我以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前两种可能性极小，以慈禧对郭氏的信任来看，随同出使的人选，即便不是郭的荐举，也当征求他的意见，不大可能特意安插一个耳目。
从刘氏所参郭氏之“十大罪状”来看，都是曲为枉诬，与国内清议相呼应。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荒唐的。如揭郭氏披洋衣，看西洋乐谱，向巴西国王起立等罪款，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又言他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败坏闺教，不成体统。他还居心叵测想陷郭氏于死地。如揭郭氏时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与威妥玛格外亲昵，甚至指他与威妥玛“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言外之意，大有里通外国之嫌。
妙又妙在，这些“罪款”，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但却达到了让总理衙门对郭氏怀疑之目的。撇开这些不管，驻外使节之间公开的矛盾，势必有损国家形象，总理衙门既感难以调和，就不得不打算撤回郭氏。幸而这中间，有李鸿章全力为之辩护，最终总理衙门只好将郭、刘二人同时撤去，另简大员接任。
虽然郭嵩焘并没有因此诬构而受处分，但对这种结局自然十分不满。在郭嵩焘看来，朝廷是与刘氏合污同流，偏袒小人，由是悲观之极失望之极，更兼刘氏回国后继续做官，而郭氏自然羞于与之同列，便毫不顾惜地告老归乡，以示与之决绝。
光绪五年，郭嵩焘回到长沙，仍然受到湘人的流言与讥骂，其心境既因之灰心又担忧国运。1891年6月，七十三岁的玉池老人郭嵩焘病逝于长沙。
郭死后，他当年激赏不已的晚辈严复的一副挽联道尽了郭的悲剧人生：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一句“独醒之累”道出了一个时代先驱者的艰难与凄惶；一句“蛾眉谣诼”则点出了一幅旧式帝国的狂欢图。当年郭氏以经天纬地的奇才羊叔子相许这位后生知音，如今，严复特以爱国之屈原称赞于郭氏，既可证二人的同志同心，又给了那些辱骂郭氏者以沉重一击。
观其一生，郭嵩焘一挫于僧格林沁，二挫于毛鸿宾，三挫于左宗棠，四挫于刘锡鸿，即便如赞赏他帮助过他的李鸿章、信任他的慈禧太后、奕都无法成就这样一个有知有识、有胆有志的先驱者的志业。诚如汪荣祖先生所言，郭嵩焘属于他那个时代最勇于挽澜者，然而，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有能接受者。因此，作为一个力挽狂澜者，不仅未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而去，这不仅仅是郭氏一人在走向世界所遇到的挫折，更是中国走向世界所遇到的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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