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现实。“大国崛起”四个字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库叔始终相信一句话，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照见多远的未来，回顾一下中国崛起的历史，重温一下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
今天库叔想说一下郭嵩焘这个人，很多人并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更不用谈了解了。但作为中国首位实际驻外的公使，郭嵩焘生不在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赐谥，却随着“大国崛起”这一意念的潮流涌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怀念。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库叔今天推荐一篇名为
《新
式外交的先驱与旧式帝国的悲剧》
的文章，一同体会先贤为了中国崛起所经历的不易和艰辛。
文 | 刘绪义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刘绪义所著《后门观史》，岳麓书社2017年7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官方的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撰《海国图志》的魏源，第一个操办洋务的人是曾国藩，第一个引进西学的人是严复，而郭嵩焘仅仅被作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一笔带过。
其实，这样一个“第一”，其意义远非其他“第一”可比。只可惜，这种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前被长期尘封，随着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时代到来，这个“第一”才真正彰显出其应有的分量。
郭嵩焘（1818—1891），号筠仙，别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洪秀全造反之后，他参与了平定这场内乱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他先后力劝左宗棠和曾国藩出山，不仅参赞军务，还成为募集军饷的关键人物。
1856年入值咸丰皇帝的南书房，后至天津为僧格林沁帮办军务。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同年，因马嘉理事件，诏为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务国事务衙门行走，准备出使英国。1876年出任驻英国公使，三年后回国。1891年病逝。
郭嵩焘（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史稿·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一》说：“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
郭先于陈两年赴任，所以郭是中国首位实际驻外的公使。
历史将“第一公使”名头赋予了似乎很幸运的郭嵩焘。实际上，这是一个屈辱的使命，又是一个艰难的使命。
这个使命为什么会偏偏落在他头上呢？
回顾郭嵩焘前半生，这项使命似乎不应该属于他，但又不得不属于他。
不应该属于他，是因为在人们看来：
郭嵩焘此人在天津时和僧王僧格林沁处不来；
在广东做巡抚时不仅与总督毛鸿宾处不来；
而且与他的同乡、当时被他力劝出山的左宗棠交恶；
即使到了国外，也和副手刘锡鸿合不来。
除了在上海与李鸿章合作愉快之外，其余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因与人合不来落寞而走。
所以，当朝廷召郭嵩焘入京授予“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一经传开，他的湖南老乡就撰了一副传诵一时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一个不容于国内的士人，一个与国人尚不能和平相处的人，怎么可能与洋人处好关系（事鬼），怎么可能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对他的辱骂讥讪，于此可见一斑。
可见，出国前，郭嵩焘便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他与僧格林沁刚开始关系还可以，郭在南书房时，僧王曾两次拜访他，并奏请郭随他去天津赞助军务，可见僧王对他十分信任与赞佩，因此，远在南京的曾国藩听说郭僧合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的分裂纯是观念的差异。郭是极力反战的，而僧是极力主战的。
僧格林沁（图片来源于网络）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晚清名将，善骑射。后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颇得道光、咸丰两帝宠信。
郭嵩焘认为，洋务一旦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坚持“战无了局”的看法，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而僧王一心主战，积极布置海防，对郭的建议“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是不置而讥笑。再加上1859年在大沽口一举击沉毫无准备的英舰四艘、击伤六艘，击杀英兵数百人的大捷，使得僧王更加骄而狂。而面对这次“大捷”，郭反而忧多于喜，他认为打了一次胜仗，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后患无穷。郭僧之间歧见严重，直到多年以后僧王才悔之晚矣。多年以后，这位蒙古亲王这样感叹：
其初击洋人，人皆歌颂，（郭）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在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一心想把作为代理巡抚的郭嵩焘当作幕友驱使，由是二人之间也发生芥蒂，督抚不和，直接影响到郭嵩焘的声誉，甚至他的好友曾国藩都埋怨他。
要做官，就要能做事；不能做事，就不必做官。
内心里坚持这一信念的郭嵩焘决意辞职，再加上此时在广东军务上与左宗棠的反目，终于使他离职回湘，一隐八年。郭左交恶，纯是出于公事，责任全在左。
一方面，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和之后，胜而骄的左宗棠把郭嵩焘看成是曾国藩的“同志”，而有意为难他。
此时的左宗棠节制闽粤赣三省的军务，南京克复后，太平军中多数广东人便有南窜广东之意，在协防广东问题上，广东兵力本来薄弱，又受制于总督，因而郭希望左宗棠能及时援粤，然而功高志骄的左宗棠反而置广东于不顾调兵北上，全不把郭看在眼里。同时上奏责广东会剿不力，朝廷迁怒。原来左氏私心要以自己亲信替换广东督抚，果然，左一面反复上奏广东剿匪不力，指名参劾郭嵩焘，一面在私信中诋毁、嘲讽郭氏，直到郭嵩焘解职。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郭嵩焘就没有左宗棠。
不说当时郭氏的开导和力劝，单说郭在南书房时，在咸丰帝面前屡褒左氏，以及让左氏节制三省军务，亦是郭的建议。郭对左是尽心帮助，不想，反过来左氏却对他刻意倾轧，这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左宗棠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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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英雄是打不倒的。八年后，朝廷再次征诏他入京办理洋务。
对于洋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交），郭嵩焘颇为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穷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不仅李鸿章，就连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也都推重郭之“通达夷务”。
郭嵩焘怎么会通达夷务呢？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的洋务经历。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中，郭就以善于筹饷出名，因而曾受曾国藩之托赴上海等地筹划军饷，在这次江南之行中，郭有了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后来李鸿章诚恳邀请他赴上海，先后担任苏松粮道、厘金总局和帮办军务等职，再次让他加深了对洋务的见识和理解。后来出任广东巡抚，则成了他初试洋务的场所。
在广东，他做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帮英国领事追回被骗的20余万两银子，这件事此前已被拖了三年，他到任后，仅十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
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荷兰使节瞧不起中国，约文中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则据理力争，最后荷兰不得不再补充汉文，并道歉。
三是处理太平军侯裕田。侯裕田在太平军中担任森王，专门在香港负责接济南京。郭嵩焘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之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终于把他解归广州巡抚衙门处决。
二是郭的洋务思想。
这么多的经历，逐渐使郭嵩焘形成了务实超前的洋务思想。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前夕，在《办理夷务宜以理、情、势三者恃平处理折》中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理、情、势三原则。“理”在郭嵩焘看来就是处理对外关系应有的基本态度，“情”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势”又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方针。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如何处理好对外关系，是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的难题。
由于盲目自大、唯我独尊思想作怪，面对从天而降的西方“夷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手足无措。一开始就产生了两种选择，是纳还是拒。说起来，刚开始还是想“纳”，但是这种“纳”，不是平等地接纳，而是作为天朝大国的四方朝贡式的接纳。人们既羡慕西方那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工艺，又贬斥之为“奇技淫巧”。但是这些西方夷人不满足于这种施舍式的接纳，要求与天朝大国平起平坐地通商。这个时候，知道这种纳贡式的接纳已行不通了之时，索性由纳转为拒。结果却拒也拒不了，一支两千多人的舰队就把清政府上上下下吓得惶惶不安。由此，纳和拒的选择就转向了“战”与“和”。一方面囿于“夷夏之大防”，视西方各国为夷狄，主张武力制伏，拒夷狄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是在西方武力威胁下，不知所措，一味妥协，毫无原则地接受任何条件，只图苟安于一时。
郭嵩焘曾用“怕、诈、蛮、蠢”四个字，概括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丑态：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
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写的日记《使西纪程》（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建立在郭嵩焘多年的了解和理智分析基础之上的结论。
他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英国人并非意图灭亡中国，甚至也没有领土要求，所好者仅仅是利。
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完全不应该怕外国人。
“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
可惜直到现在，我们的官方教科书上都仍然在说，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欲灭亡我中国的先声。
郭嵩焘认为，要和洋人打交道，就先要了解洋人在想什么。他说：“欲制御远夷，必务疏通其情；要通晓夷情，必熟悉其语言文字。”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即便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反恐战争，都在这方面下大力气，努力培养通晓伊斯兰语言和文化的人才。
而当时的中国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一方面，
“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
他质问：“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连自己国内的上下之情尚且不能通透，更遑论外情？另一方面，士大夫清议恣肆，背后骂洋人，当面又怕洋人。只顾及所谓天朝大国的所谓脸面，而不顾实际情况高谈阔论。这种情形颇似美国“911”事件之后国人的反应。
大沽之战，僧格林沁侥幸取得了一次大捷，结果呢，招致来更惨重的失败和屈辱。尽管郭嵩焘对僧氏不听己见而恨恨不已，但他仍然平允地认为：“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
因此，郭氏认为症结在内政，内政修明，人才得用，洋务并不难办理，只需做到“以礼相待，以理制胜”。他自言：“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刃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得路之可循也。”
所谓“理、势、情”三字，即便放在今天，仍然堪为外交活动的法宝。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自古以来无非两大途径，一是战争，一是外交。但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外交这个概念，一讲起来就是主战与主和。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主战的那些爱国将领如岳飞、林则徐等人一直被视为爱国楷模，相反，一般来说，主和的人则被视为妥协投降。
似乎主战就成了爱国的代名词，主和则视为投降卖国的代名词。
面对这样一种舆论，郭嵩焘并没有害怕。他以一个先知先觉者的清醒与理智，毕生苦心筹划、一心向国，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式外交的先河，并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外交思想，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踩出了一条大道。
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实际贡献不大”，显然是误解了外交的根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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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刚刚结束8年隐居的郭嵩焘接任福建按察使，不到两个月，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是英国使馆一名翻译官，他前往云缅边境，迎接从印度而来的英国探路队，途中被当地居民在冲突中杀害。英国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遣使赴英通好谢罪。
马嘉理事件（图片来源于网络）
马嘉理案是由于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围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英国探路队造成的。对于这样一个是非曲直非常明确的国际纠纷，国人多半不以为然。郭嵩焘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法公使。郭在出使之前即先上一疏，直陈马嘉理案的症结所在是当地巡抚岑毓英举动乖方，提出请旨查办，“以服洋人之心”。对这种“以夏委夷”的举动，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舆论明显偏袒岑毓英，反认为郭嵩焘有“事事依附英人”之嫌。他的好友王闿运也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孤雁”。在他的家乡，愤怒的湖南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并最终迁怒于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个和尚，一把火烧了上林寺以泄愤。
在一片怀疑和讥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等待出使中，面对乡人的毁谤和国内士大夫的无知横议，郭嵩焘身心俱疲，一下子病倒了。因此，他几次要求开缺其官职，都遭到了各方慰留。原因之一在于既没有人肯代他出使英国，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光绪二年七月，慈禧太后召见了郭嵩焘。
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太后召见时的诚意。
慈禧似乎深知郭的处境，对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尔须天天上总署衙门，此时烟台正办着事件，时常有事商量，你必得常到。”面对太后“温谕勤勤，反复宣慰”，郭氏只好打消辞职之念，毅然出行。
对这一次风波，有人以为郭嵩焘是畏惧这项差使，担心自己吃力不讨好，有辱名节。究其实，郭嵩焘对名节自有他的看法，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嫉恶太深，立言太快。
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他既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又坚信自己的识见，在国家危亡之际，也就不在意自己的名节了。他说：
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