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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作者 / 预言
编辑 / KY主创们
做大学的选题，起源于一组数据，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18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再次刷新纪录，
多达800万余人
。而高校应届生本科平均起薪为4500元人民币，硕士研究生平均起薪6100人民币，且有逾5成应届生表示自己就业岗位与此前专业毫无关系。
近些年，和“大学生”这三个字联系最紧密的词，好像变成了“毕业起薪”。“大学生”三个字似乎越来越贬值。
这样的现状，意味着现在的学生，可能已经很难体会到大学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殿堂。
“大学生”在过去几十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化。本次访谈的过程中，我从1977年入学的第一代大学生开始交流，通过他们来思考当下的大学教育和个人成长，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变的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从几代人的访谈中，我看到，无论年代的变迁，人在大学这个阶段，都有一些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实现的成长，这些成长影响了我们后面的一生。
关键词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977年12月10日，那一天是国家首次恢复高考的日子。当天有570万人走进了考场，最终只录取了27.3万人，
录取比率低于5%
（2017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当年我国高考录取率已经高达75%）
。
第一位访谈对象，张爷爷就是这5%的大学生，时代赋予了这一代人身上特殊的“家国情怀”。
下面是张爷爷的口述：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大学提供了一个改变人生的起点。没有起点就没有后面的这一切”。
“1977年，我25岁，在家乡的一个小学担任老师。后来我是看报纸才知道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心里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那个时候，当老师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但还可以参加高考，就意味着我还有一次机会读大学，今后的路跟当时在家乡的我将会完全不一样。
当年很多人都是临时抱佛脚地开始复习。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一边种地一边看书，挣工分。有时候为了逃避家里的活，故意说自己手受伤了、脚受伤了然后回家看书。
我托我母亲想办法搞来一套复习资料，其实很多复习资料的内容我是看不懂的，数理化基本看不懂，我有时间就看看历史地理和语文相关的知识。
我文科分特别高，还是侥幸考入了大学，同学中年龄小的有17、18岁，大的有34、35岁，大家都非常自觉，觉得有书读实在是很幸福。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交代我们要买书，新华书店第二天才开门，很多同学和我一起，晚上就去了北京市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就是因为很兴奋、想要尽快拿到书开始学习。
因为我不懂数理化，进了大学很多都跟不上，学起来很吃力。自己觉得很丢脸。班上有一些取消高考前考过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平均程度比我好一些。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赶上。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不会去想成绩好了能得到什么，只是一种自我要求。
我们学生其实在大学都非常苦。食堂里的饭实在没油水，每天都是大白菜就馒头。但那时的快乐很简单，比如偶尔老师请学生到餐厅好好吃顿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真是美味。还有，因为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我们经常骑着单车去城门儿边玩，就觉得特别快乐。
我毕业后在国家分配的单位里工作，是在一家上海的小学，虽然之前也是做老师，但在大城市落了脚，待遇也截然不同，我在静安区的房也是单位给分的。那个时候，单位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身为第一届大学生当然更加自豪。当然我们进去工作了，也比普通工人更加努力。
那时候大学生不但意味着更好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荣誉。而且我孩子有时跟我说工作无聊、人生没意思，我们那代大学生不会——我们觉得自己对国家有责任，充满使命感。
虽然后来发现，这有时候限制了自己个人的发展，但好处是意义感很强，很容易觉得幸福。
大学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开始，它提供的是改变人生的起点，对我来说，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后面的一切。 ”
关键词 ：在梧桐树下趴着聊天、唱歌
恢复高考几年后，学生们入学的年龄就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尤其是80年代的上海，时代洋溢着向外开放的气息。我们访谈了80年代初在上海读书的，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大学生们的生活。
以下是张老师的口述：
“在大学四年的集体中，我们寄托了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理想和自由。”
“当时新闻系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我们周边有很多文笔很好、思想活跃的同学开始自发办校园杂志。
那个年代，老师一直教育我们一个人、一个记者要如何避免世故和势利。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学生身份，但在采访一个董事长、总裁之类的人物，老师总告诉我们不要怯场。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整个大学夏天的夜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学生就趴在草坪上聊天、唱歌。我们当时的爱好也比较小资，班上有同学很爱写诗，跳交谊舞、练书法，真是把文人该做的一切都尝试了一遍。
现在想起来真是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我每次到了开学季，都会试探性的问一问刚进校的同学：‘你们今后谁想做记者？’没有多少学生会举手。你也不能责怪他们，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大学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
现在的孩子也挺难的，毕竟曾经的我们还有大学这段可以做梦的时光。”
关键词：国家政策的改变
1995年，大学开始施行双向就业政策，96年，大学分配政策正式取消，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第一次进行扩招。整个90年代，“大学”充满了变化。在扩招前，大学教育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扩招之后，精英教育开始面向大众教育。
下面是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雨林姐的口述：
“我大学的几年中，关于毕业还分不分配，之后很可能会扩招这些信息不断在变动。所以我们的整个大学时期就特别迷茫，也很容易就焦虑。因为本来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毕业国家会分配，突然有消息说会双向选择就业去向，我们最初上大学的目的就失去了。
现在想想，一方面是害怕被用人单位挑选，
更恐惧的其实是我并没有想过自己想做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生道路就应该是被安排好的，现在忽然说我有了选择，这其实比没有选择更恐惧。
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做？哪个课程我应该学？为什么有些课很无聊，我也要学？那我真正想做的、想学的又是什么。
后来我因为各种机缘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现在我的女儿也读大一了，我就建议她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不过我发现，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大学、以及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
关键词：我为什么要上大学？
扩招以前，我国高考平均录取率是24.13% , 99年扩招后录取率一路上升，始终维持在56%以上，2017年达到了75%
。
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上了——这也就意味着，大学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含金量不断降低。
以下是08年入学的李同学的口述：
“不明白为什么上大学，但也不能不上大学。”
“我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为了去尽可能好的学校，我只能选择不喜欢的专业。可实际上毕业后，我的大学名字也没有给我找工作带来什么便利。
我觉得我们这代大学生的生活很
浪费，虚度人生
。——也许那些北大清华名校里的学生会不一样吧。我们这种二三流的大学，同学们基本不上课，老师们也不知道在上些什么课。反正就是打游戏、出去玩，考试混一混，挂科还可以补考，学校很少真的会让同学不毕业。
理想什么的，不存在的——不过也玩得很开心，起码过了几年开心的日子吧。毕竟从毕业以后开始可能就完全没有这样轻松愉快的日子了。
工作以后其实压力很大，很后悔没有在大学的四年里多学点实实在在的技能，多做点实习。以至于毕业后什么竞争力都没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学。
现在变得努力了很多吧，还是会很焦虑——过好日子没这么容易。但这几年收入变高了，发现自己依然不开心，吃吃吃买买买，还是会空虚。很多时候都希望大学能重来一次，好好利用那时的时光，再找个好对象好好在一起。”
关键词：争取我想要的
最后，我们访谈了一位2017年入学的同学，她是99年出生的，今年19岁。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是刚刚那位受访者‘雨林姐’的女儿。因为我妈妈当初在大学遇到的问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她果断把我送往美国读书。
我们学校在美国是一所著名的女校，非常注重培养女性领导力量。在我们学校，有一类女孩被称为‘Wendy
girl’，她们学习很用功，聪明、努力，并且很有野心，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每门课的学分中，Wendy
girl都会力争做到最好。她们都选择了商科、经管类的专业学习，因为她们认为这类专业，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成功’。
我不属于这类女孩，我喜欢社会学，喜欢用理论去分析当下的社会现象。比如有一次社会学作业，我就分析了我爸妈那一代人，为什么相比其他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是他们最终走入了大学。
分析过后，你会发现，其实最终去读大学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也是，如果不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有大学背景，他们也不会有经济实力把我往美国送。
我们学校学习要求很严格，经常需要在图书馆自习、通宵写论文也是常态。
以前还以为国外的大学就是party很多，大家打扮的美美的逛街，但现实生活是很辛苦的，
就算party也是放弃睡眠时间而不是学习的时间。
现在是大一暑期，我身边的同学都早开始准备申请暑期实习了。因为出身都在环境不错的家庭，所以对于“成功”就更加向往。他们去的地方都是投行、四大、比较能赚钱的地方。
我们这代孩子，无论是从申请学校还是开始申请实习，大家都特别积极，特别早。
现在，我也开始打算校外实习、培养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权志龙，追星当然也是爱好的一种啊。追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其实到了国外念大学，你还会发现追星是不分国别的，到哪里去都会有人也喜欢着我的爱豆。我在大学里面学韩语，也是因为我的偶像。”
看完这几个故事，我在思考的问题却比较沉重，是关于特权和精英主义的问题。
第一届恢复高考的访谈者可能是例外。他们那一代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家国深深绑定，这一方面让这代人，没有足够意识到“每个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的孩子有一部分受到了这一点的伤害，但其实想跟这些孩子说，的确两代人的生命历史不同，他们试图安排孩子的人生的确是一种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