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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从来不是帝国
帝国这个词，日本人翻译自西方的empire，是典型的和制汉语，第一次被中国人正式使用，是1895年李鸿章在
马关条约
的交涉和谈判时，《马关条约》签约的双方，分别是“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
在此之前，中国统治者从未自称帝国，而这一次承认，也只是为了与“大日本帝国”的称号对应。
因为中国人的世界里，只有朝廷，而无帝国。朝廷对应的是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国早已经包揽了最好的天下之中，四周剩下不直接统治的土地，都是蛮夷戎狄。中国与四周的蛮夷戎狄打交道，主要是为了不让他们惹麻烦，而不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
朝贡体系
的“厚往薄来”，四周藩属的贡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央王朝的赐予，就是与帝国体系最大的区别。
所以当大清自称“帝国”，就已经是一种自我降格了。从奄有天下四海的中央王朝，降格为与“大日本帝国”对应的一个主权国家。当然，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不得不从天下秩序中清醒过来，学会与列强更平等地相处，学会成为世界上众多主权国家中的一个。
大清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说糊里糊涂用了“帝国”这个称谓，但在后来的官方文书中，更多时候还是“大清国”，并没有像日本人一样，有着浓厚的帝国情结。
这个词终究在中文世界扎下根，但更多时候都是负面的，比如帝国主义。尤其在救亡图存最艰难的时候，各种帝国成了中华民族迫近的威胁与敌人。
但“帝国”一词何时成了正面的呢？
大概是2000年以后，随着国力渐涨，追英超日已成现实，追平超过美国也眼看着有了现实可行性，帝国这个词，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流行文化里，比如《
大秦帝国
》，也出现在中外的学术著作中，比如日本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美学者罗威廉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汉帝国、隋唐帝国，大明帝国，中国学者一样爱上了这个霸气的称谓。
中文的“帝国”被我们所接受，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错会：皇帝时代，叫帝国有何问题呢？
而西方文明中的“帝国”，不只是有“皇帝”就叫帝国。
西方性质的帝国往往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扩张性，一个是汲取性，扩张的动力来自足够多的经济利益，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最后建立一个“中心-外围”的帝国汲取剥削体系。罗马、奥斯曼、西班牙、大英帝国，以及美国，无一不如此。
而中国身在亚欧大陆的东端，自秦开始，早早将具有财政贡献能力的土地收入囊中，没有了为扩大财政收入的动力，犹如乾隆对准噶尔的态度：“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驱使”，中国对边疆地区的经略，主要是为了地缘安全。
汉武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足见其经略西域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与内部阻力，首先，这种经略没有对应的经济回报。没有经济回报的动作，必然不能持久。相应的，中国过于积极对外扩张的帝王，并不会在史书上得到多高的评价，雄才大略的另一面，也是怨声载道。
这也是郑和下西洋不能持久的原因，杀头的买卖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任何国家，都要接受成本-收益的约束。
中国早早扩张到了地理所允许的极限，财政贡献区用一套制度，而藩属区往往没有财政贡献，还会增加很大一笔财政支出，纳入体系主要是为了地缘安全。西方脑中那种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扩张，最终构建起“中心-外围”汲取剥削体系的帝国，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而西方在这方面，往往以己度人，他们只能以自己的帝国经验，想象中国与西藏、新疆、蒙古的关系。尤其在新疆棉事件中，他们掺入了太多关于殖民帝国的想象。说到底，他们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做的，无法理解中国人会是另一套做法，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没干过的事情。
二、从有形帝国，到无形帝国
英帝国对西班牙帝国，是一种迭代。从占地、殖民、获取贵金属的“重金主义”帝国，进化为构建“中心-外围”式的全球贸易分工体系的经济帝国主义。
“无形帝国”这个概念，是英国自由党提出来的，并在1868-1872年期间成为英国经略殖民地的主导政策，这个政策口号非常形象，让人一望便知，就是让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一种“松散、自由”的关系。
追溯这个政策的起源，可以追到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收益还不够覆盖成本，建议给殖民地自由贸易的权利。
美国独立战争长达8年，英国耗费2.5亿英镑，最多的时候出动了104艘军舰，17万海军和25万陆军。
不仅仅战争的巨大耗费让英国精英思考成本，战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成为财政负担了。
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大英帝国居民人均每年要承担25先令的税款，而北美居民仅需支付6便士，只有前者的1/50。
都知道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加税，而加税的动因是什么呢？是希望北美殖民地可以收支相抵，英国希望能每年征收200万英镑的糖税维持北美军队开支，但实际只能征收到30英镑。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冲击，让英国开始反思殖民地政策，而政府决策最直接的考虑，就是殖民地的成本与收益。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美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了10倍。英国不仅省掉了一大笔殖民地维持费用，还从与美国的贸易中，大获其利。
1840年，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产值占到全世界的50%，工业品在全世界找不到竞争对手，关键的问题变成了，市场在哪?
1842年， 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提出关税改革法案，大幅降低了关税， 废除了自 1774 年以来的机器出口禁令；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取消农业进口保护性关税；
1849年，实行了将近200年的《航海法》被终止，航海法规定所有进出英国的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运输，殖民地的货物只能通过英国船只运输到英国，然后做转口贸易。
1860年，英国单方面取消贸易和关税上的所有限制，并同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
互惠条约
。
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大，对殖民地的直接统治的利弊越来越让人怀疑。与其殖民占地，不如自由贸易。
当时的曼彻斯特学派，就主张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要多考虑经济因素，代表人物理查.科布顿认为：
我们听到了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他们领土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商品。可见 , 保留殖民地对英国已毫无价值可言,更加严重的是,母国为保证帝国的安全,每年还得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财。
戈尔德温.史密斯说：“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时，他们忘记了橡树的根深叶茂，是在橡树被寄生虫缠绕它之前”。这句话里，殖民地被视为寄生虫了。
1867年，加拿大成立联邦，除外交、国防、修宪仍由英国掌握，实现大部分的自治。
1868年，英国从新西兰撤军，从毛利战争的泥潭中抽身，1907年，新西兰成为自治领。
1900，澳大利也成为自治领。
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也有摇摆，在坚持有形帝国的无上荣光与构建无形帝国之间有反复，甚至一边从北美撤退，一边在非洲大打出手，1899-1902年陷入了南非的布尔战争。
布尔战争耗费2.5亿英镑，再次给英国国内的“分离派”以口实，与其直接占地殖民，不如自由贸易，加速了英国探索对殖民地实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统治模式。
曾在与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重要角色的英国外交大臣、首相巴麦尊说过：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西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
这段话里，殖民地和贸易对象已经浑然一体了，将这世间所有好东西为我所用，并不需要去直接占领，自由贸易就行了。
帕默斯顿曾经说过，“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能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囯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征服。”
英国构建了“中心-外围”的全球分工体系，只负责高价值的工业生产部分，殖民地与外围国家，负责初级产品。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与扩大，英国工业能力登顶世界之巅，殖民地的垄断贸易也渐渐再无必要。
“经济帝国主义”，依靠自己在产业分工中的垄断地位，用更多经济手段控制外围附属国，是英帝国的重要发明。而美帝国，是无形帝国真正的继承人，并将之发扬光大。
三、帝国的命运总是相似的
西班牙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帝国租金的诅咒。
1500-1650年，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黄金多达180吨，白银多达1.6万吨，16-17世纪，南美西班牙殖民地输出了占世界产量60%的白银，高峰时期超过80%，成为名副其实的铸币帝国。
大量的贵金属涌入西班牙，西班牙率先发生价格革命，16世纪，西班牙价格涨了4倍，谷物涨了5倍，连带着法国涨了2.5倍，英国涨了3倍。
西班牙输出贵金属，为全世界提供货币，从全世界进口原料和工业品，帝国就该享受这样的供奉，但也摧毁了西班牙本土的制造业。
西班牙制造业空心到何种程度？因为本土各种要素的高价格，西班牙的制造业根本无法存活，17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把纺织工业的原料羊毛输往国外，让英国等国家生产，然后再转卖西班牙以及其殖民地。
西北欧国家供应了巴西和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以及西班牙半岛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
正如福斯特所言：“西班牙变成了一个双管的漏斗，它一面把殖民地的财富输送到英国，一面又把英国的商品输回到殖民地。”它从美洲获取天量的财富，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原材料、矿产等初级产品出口国。
所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西班牙一边从美洲获得大量的贵金属，一边却很穷，甚至入不敷出，出现了王室破产。
1557年，西班牙王室宣布破产，1575年停止还债，1596年再次停止还债，重新商讨利息更优惠的贷款。
一位佛兰德学者写信给他在西班牙的朋友：“你们征服的新世界，已经反过来征服了你们，削弱并耗尽你们那古老的活力。”因为在殖民地的管理和防御上的花费，西班牙殖民地已成为西班牙财政的巨大消耗，来自拉丁美洲的大量白银支付了王室殖民和军事开销的不到四分之一。
甚至在1900年，西班牙都只是一个农业国，才开始自己的工业化。
英国从1860年代开始实施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到1890年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换个更好听的说法，未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30年时间。
和西班牙一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英国成了货币资本的输出国。随着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登顶成为世界帝国，1860年，伦敦金融城也成为世界第一金融中心。
但伦敦金融城很有意思，它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何谓“资本无国界”。
财政部的爱德华·汉密尔顿：“
第一，我们每年向外国人提供大量的资本，总额可能达到20亿英镑，利息率4.5%的话可以获得9000万英镑，而且这可以算是以出口的形式支付的，没有任何相应的进口；其次，还有‘无形’的出口，将货运和我们巨大的航运利润考虑在内，估计为 9000 万英镑。因此当有形贸易逆差增加时，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由于海外投资和运输贸易的增加而引起的原因。”
省流：英国出口钱，逆差无所谓。
1911年，《经济学人》杂志评论：“伦敦金融城往往更关注墨西哥事态的发展，而不是米德兰地区发生的事情；他们更担心加拿大太平洋地区的罢工问题，而不是英国国内煤矿的罢工。”
伦敦金融城践行冷酷的资本法则，只投资短期能见效，高利润的项目，并不会区分国内还是国外，工厂生产还是海外殖民。
伦敦金融城将英国私人储蓄的一大半，输出到了海外。1870年开始，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超过了国内的资本生成。1890年代，英国资本的92%投向欧美以外的市场，其中一半投向亚洲、非洲以及大洋洲。
金融业带来的泼天富贵，也驯化了英国精英阶层的行为，银行家成为英国人最理想的职业，光鲜体面，每天在办公室和数字、文字打交道，不再需要下工厂与肮脏野蛮的工人阶级厮混在一起。
1900年代，有1/3的英国金融家与土地贵族联姻，这就是英国版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金融家与土地贵族联姻，是金融资本再封建化的象征。
而这个时候，以内燃机、电力、化学工业为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德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西门子、巴斯夫、标准石油、通用电气、福特、奔驰、AT&T等公司一时风头无两，它们全部来自美国和德国，英国基本缺席。
1870年时英国本土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大致相当，到了1914年，英国本土只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37%。
攻守之势的翻转，也就30-40年。
四、从硬殖民，到软殖民
殖民帝国是一种落后的历史形态，它被历史淘汰，纯粹是历史演化出更高效的投入产出方式。
就像美国的奴隶制庄园被淘汰一样。在19世纪初的美国，一个庄园奴隶的年生活费约 20 美元；而20世纪南方分成制雇农家庭年人均生活费仅10－12美元，即便刨除通货紧缩因素，这个价格落差也是惊人的。
自由雇佣相比于奴隶制的优势在哪？是劳动者更有人权吗？
和人权没有关系，只和成本产出有关，自由雇佣不仅仅解放奴隶，实际上也解放了奴隶主。
你不用负责奴隶的生老病死，只需要用自由签署的商业合同摘取劳动力最有生产力的生命阶段就行了。你不用负责劳动力产生的幼年阶段与劳动力衰减的老年阶段。平摊下来，实际上综合成本更低。
用鞭子监督奴隶劳作，监督成本太高。而给奴隶以一定的生产自主性，从奴隶到农奴、佃农，也就是封建制，将大大降低监督成本。而到了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整个社会层面解决了劳动力的再生与养老问题，冷酷计算的资本主义，可以做到成本更低。
“无形帝国”迭代“有形帝国”，一样是成本收益模式上的迭代，而不是帝国发善心。
美国主动放弃菲律宾殖民地，并不是发善心，而是成本收益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从硬殖民，改成了软殖民。
1898年，打赢美西战争，美国从西班牙夺去菲律宾殖民地，但菲律宾独立运动早西班牙统治期间就开始了，美国接手的菲律宾无异于烫手的山芋。美国花了3年时间，共派出了12.6万人，伤亡1.2万人，花费军费10亿美元，才算基本在菲律宾站稳。
但菲律宾作为一个农业国，除了贡献一些原材料农产品以外，对美国实在收益不大，随着1929年的大萧条来临，美国早早动了割肉止损之心。
1934年，美国出台《麦克杜菲法案》，计划10年过渡期，在1946年之前成立菲律宾自治政府，1946年，菲律宾正式独立。
但美国只是换了一种更高效率的统治方式，菲律宾从未脱离美国的掌握。
独立后，美国和菲律宾签订《贝尔贸易法案》，相当于《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一个工业国和菲律宾这样的农业国自由贸易，这就是单方面的压迫。
这种玻璃球换黄金，几百年不变的戏码，在菲律宾上演。菲律宾各行各业被美国控制。
1972年，美国在菲律宾设有 800 多家公司，资本在20亿美元以上，占菲律宾外国资本的 76.2%。而在菲律宾营业额最大的三十家大公司中，美国公司便占了17家。从采矿，到木材加工，无孔不入。
和战后扶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一样，美国也一样出台《菲律宾复兴法案》，但所有的美援的使用，都需要通过美国顾问的同意，美国派出几百个顾问，安插在菲律宾政府的各部分，监督美援的使用。
同时，签订长达99年的军事基地协定，美国获得继续使用菲律宾23处海陆空军事基地的权利。
军事援助配合军事合作，菲律宾政府和军队上万人到美国接受训练，菲律宾政府和军队从内到外被美国格式化，成为美在菲的利益代言人。
菲律宾军队对美军形成了高度依赖，政府军队主要位置为美军扶持的代理人占据，首任总统罗哈斯、第三任总统拉蒙·麦格赛赛、第六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和第八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都是美军推举上去的忠心代理人。
比如菲律宾第一任总统罗哈斯，曾在日本占领期间进入伪政府任职，为日本军队征集军粮，任用政治上有瑕疵的人，是一种标准的帝王权术，因为代理人自身有问题难以自立，才能忠心耿耿为美国利益服务。这种手法在南韩也一样，南韩政府军队保留了大量日本占领期间伪政府、伪军的旧员。
接受军事援助的代价，就是只能美军训练军队，接受美军的体系，采购美军的装备，采购它国装备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从 1950 年至1990年，菲律宾共花费21.7亿美元用于进口军火，其中 18.4 亿流向美国。
同时，向菲律宾开放移民配额，菲律宾裔人口在美国有420万，仅次于华裔的540万、印度裔的460万，为亚裔中的第三大群体，而菲律宾总人口才1.16亿。美国鼓励菲律宾的精英人口移民美国，将资产转移到美国。
菲律宾政客在美国上大学，建立资源与人脉圈，政治斗争失势到美国避难，已经成为常规操作。
对精英人口的掠取，精英人口反向成为帝国经略附属国的打手，是世界帝国笼络控制附属国的重要手段。美国一年100万的移民配额，是世界帝国塑造人人皆可向往的美国梦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菲律宾只是一个样本，实际上这一套手法，美国也纷纷用到了南美、欧洲、东亚，但这些所有的统治抓手，都有一个表面认可与同意的外壳。
美国在对其盟友的控制固然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但更多的是通过经济、金融、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手”进行间接控制，淡化了帝国色彩，统治手段更为现代和精致。
所以在美国的语境中，相较苏联的“帝国”，“霸权hegemony”反而是褒义词。二战后美国从不避讳自己建立的霸权秩序，甚至自豪地称为“自由主义的霸权秩序”或“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五、霸权的
不可能三角
大多数人只看到权力的荣耀，却不看到权力的成本与收益。人类社会的任何制度、组织，都离不开成本与收益的约束。
就像佃农淘汰奴隶，因为佃农生产力更高，成本还更低。自由雇佣淘汰封建农奴，一样。
但从人性上来说，明确的身份阶级鸿沟，奴隶主面对奴隶，高等人面对下等人，会有更高的情绪价值，但历史站在重实利而轻虚名的人这一边。
殖民帝国不划算，成本收益算不过账，是因为到了工业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已经不是土地和人口，也不是矿产资源，而是一个有生产力的社会。
美国经略菲律宾，其收益不过是一些便宜的初级产品而已，菲律宾作为美国产品的倾销市场，本身也没有多大的购买力，为此负债累累也难以持续，其大大低于从日韩欧洲这样的工业社会得到的收益。只有一个工业社会，才有消费能力，才能作为一个优质市场。只有工业社会，才有足够的产出，配合帝国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工体系，成为帝国的核心盟友。
到了工业社会，所有的霸权基础，都来自一个有生产力的社会。
工业霸权支撑军事霸权。军事霸权支撑货币霸权，但最终，货币霸权会葬送工业霸权。西班牙、英国、美国，最终都绕不过特里芬难题，即金融霸权不断出口货币，形成实质的贸易逆差，损害国内工业竞争环境，造成制造业不断外移。
当帝国获得金融霸权，最主要的获利形式成了资本利息，为方便金融资本在全世界流动，自然而然会推行对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
帝国税，分显性和隐性的。
精致现代的美帝国，最显性的帝国税，就是军贸订单了。我们可以看到，军贸订单与美国对该国的驻军、隐性控制程度基本成正比，排在最前列的，贡献最大的，就是日、韩、德、沙特、以色列、台湾，他们都是帝国体系的核心成员。
但我们也看到，通过军贸上交的帝国税，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过于轻松得到的超额利润维持的军工贸易体系，大大损害了美国军事工业打赢的能力。
他们的军工企业被仆从国的超额利润喂得盆满钵满，再难以贯彻打赢打胜的目标。打赢打胜需要量大管饱，而获得仆从国的盈利只需要炫技，以及狮子大开口的高价。这种过于容易得到的高价，推高了美国的军工成本，甚至让美国国防部的采购都叫苦不迭。
被众星捧月，霸权租金漫灌下发展起来的军工体系，大大损害了美国的长期战争能力。一个乌克兰战争能打空北约的弹药库，这在最大的制造国看来，帝国的虚弱过于不可思议。
而隐性的帝国租金才是主流，因为帝国霸权是现代的，精致的。
最隐性的，其实就是美元铸币税，美元铸币税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缴纳的。因为全世界交易、存储美元，所以有大量的美元在美国以外流通，相当于美国人只用一堆纸就白白消费了大量的商品。
而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的美元不可能以现金的形式存放，最后很多都变成了美国国债。
如果说美元霸权的代价，就是让美国变成一个巨大的逆差国，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逆差长期损害美国的制造业，巨量债务让美国变成一个杠杆上的国家。
铸币税的成本，就是逆差，就是债务。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上缴的贡赋，而是帝国不用还的债务池。
另一项隐性的租金，就是美国跨国企业、垄断企业在全世界“征收”的垄断利润。
跨国公司从之前的遍布各行各业，逐渐向互联网、芯片、大飞机等少数天然垄断行业靠拢。互联网巨头，也一直是宣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力。只要有网线在，他们就能从世界各国抽取源源不断的垄断利润。
后现代白左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把社会打散成一个个无差别的原子人，把人从各种传统共同体里抽离出来，民族、阶级、家庭特性消失，甚至模糊性别特性。
当然，宣扬地球村的主力还是华尔街，以及由华尔街掌控的媒体，金融资本全世界无障碍流动，猎取全世界最优质的资产获得超额利润，一个平滑无摩擦的自由主义理想世界，才是金融资本最理想的宿主。
金融、互联网需要一个平滑无摩擦的世界，而军事霸权需要为这个无摩擦的世界破除物理上上的障碍，“大炮轰它娘兮，自由贸易”。
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一个无摩擦的自由主义世界，最终将美国制造业给掏空了。底特律和华尔街、加州终究裹不到一处。
回顾我们前面的话：工业霸权支撑军事霸权，军事霸权支撑货币霸权，货币霸权损害工业霸权。
这是霸权的不可能三角。
金融互联网资本在全世界平滑无摩擦地攻城略地，也意味着制造业资本在本土流失。
实际上，明眼人早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美国人越来越把战争资源放到了互联网上。主要是互联网有各类现成的颜革组织与水军团体，他们游说美国投入资源，也实实在在得到了资源。于是美国人在网上开辟了抗疫、抗俄抗中、巴以冲突的第二战线。
这种投入的回报非常可疑，chatgpt能让现实中的俄乌战线推进一米吗？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缺少了工业霸权的物理支撑，相当于杠杆没了最关键的支点。
从苏联解体，到工厂倒在铁锈区，铁路扭成麻花，俄乌巴以打光弹药，国内LGBTQ妖孽横行，也就30年而已。帝国的租金腐蚀了整个国家。
六、中国会不一样吗？
中国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14亿人，超过发达国家所有人口的世界。中国的体量，足以容纳全产业链做完当今世界所有行业。除了从外界购买资源，不需要构建一个中心-外围的分工体系。中国的选择一定是，全都要，我们内部足以构成一个分工体系与产产业生态。
“你不干，有的是人去干”，国内各地区的产业竞争，能把所有行业迅速卷到“过剩”。
“谁不让我干，谁就是我的敌人”，这句话不仅针对国内，一样针对世界。中国当前与西方世界最大的冲突，也就是一个发展权，中国人大卷特卷的行业，大大侵蚀了西方垄断产业的利润。
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当前“产能过剩”的议题，斗争的主题就一个，“中国有发展的权利，有进入任何行业的权利”，不管这个行业是否是西方国家耐以生存，维持高水平生活的家底。
“你不干，有的是人去干”、“谁不让我干，谁就是我的敌人”，这两个诉求，可以在中国跨越左中右，凝聚最大的社会共识，没有谁可以阻止、遏制。无论谁上台，中国还是美国，谁与这个共识对着干，谁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中国地区差异之大，我们必然能把高、中、低所有产业做完。所以“中心-外围”的帝国式分工模式并不会在中国出现，哪有一个14亿人的中心？因为14亿人的中心，需要140亿人的外围，这个地球容纳不下。
其实中国才是那个最可能走“孤立主义”的国家，
我们有卡脖子恐惧症，对任何从外部市场购买的资源、商品，都有一种不放心的态度。我们的规模允许我们做完所有行业，甚至发展光伏新能源，也是因为对外部能源供应的不安全感。
我们还有逆差恐惧症、债务恐惧症，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障碍，外国人挣不到人民币，人民币也流不到国外，人民币霸权也无从谈起。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成分极为单一，人民世代在中国居住的原生文明，绝无可能像帝国一样通过引入移民，掠取移民母国的精英人口，以建立类似宗主国-附属国的关系。
我们的意识形态，还赋予我们极高的国际道德标准，我们对外投射力量极为谨慎，并不想过多干预国际事务。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干预的动机。
而且，在中国“谁不让我干，谁就是我的敌人”的产业攀爬过程中，我们会必然会遭遇西方世界极高的贸易壁垒，而这种贸易壁垒，会逼迫中国主要产业完全超越西方，当谁也卡不了脖子那天来临，西方拿什么与中国贸易呢？
我们的对手盘在哪里？中国无求于西方，西方也拿不出能与我们交换的东西。
中国对抗西方封锁的方法，是逼自己造。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做事的方式，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基于这个原因，我现在不再为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外攻城略地摇旗呐喊。适当的贸易壁垒，对本国，对它国，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一个平滑无摩擦的自由主义理想世界，以及作为体系中央的帝国中枢，真的值得追求吗？
这世界除了国界，一国之内还有地域，超越国界的，还有阶级。阶级以外，还有不同的行业与领域，多种维度的利益并不相通，甚至相互冲突就是客观事实。
一个自由主义理想国，有利于特定的行业，特定的阶级，但具体到地域、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人，以及由人、地域、行业组成的国家，则不一定是好事。
当然有人会说，还是处男呢，怎么就开始担心纵欲过度了？
还是那句，最近我一直表达的观点：中国要的只是发展权，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个共识下，我们可以凝聚最大的力量，但完成这个阶段之后，我们要认真考虑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