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特点是：产业链很长，并且相关行业相互关联交叉，组成了错综复杂的价值网络。在中国备受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关键节点受制，就会使得一大片相关产业迟迟得不到进展，只能苦练内功，徐徐突破。而且越是早期，缺失的环节越多，发展越艰难。等到关键节点慢慢被突破，由点连成线，再连成网，后续的发展就水到渠成，越来越迅捷。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多原先难以克服的疑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在媒体的各种宣传中，总是大肆渲染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所有制改革，让
很多人以为包产到户是
让中国人填报了肚子的原因。其实只要稍微动动脑，就能明白上述论断根本站不住脚。
包产到户，只不过相当于恢复了历史悠久的自耕农制度而已，这一制度早在商周之时已经出现，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被大面积推广，此后两千年一直是中国土地政策的主流（特别是各个朝代的初期）。”男耕女织“就是对自耕农生产状况的描写。
男耕女织
更进一步，所谓包产到户只是经营权归农户所有，土地仍然是归属于国家，而此前两千年的自耕农制度则是土地所有权完全归属农户，而且还允许自由流转。如果按照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私有产权至上“、“市场至上”的观点，所谓包产到户，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私有化方面，其实相对于过去两千年的惯例，居然还是退化版。
这么一个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度的“阉割版”，居然就是解决八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灵丹妙药”，谁要信谁就是智商有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官媒长期会保持这样的论调？此外，还有“造不如
买，买不如租”等反工业化的话语长期流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进行系统思考。
根据现在释放出来的越来越多资料显示，美国接受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帮助中国实现全面工业化，与自己进行全面竞争，而是基于如下判断：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会逐渐改旗易帜，全盘西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金字塔分工体系的底层劳动力来源。
那么，就要不断释放出信号让美国确认这一判断，特别是美国人信念动摇时更要放出新信号，让其重新相信。
这种“韬光养晦”式的战略忽悠，是拥有悠久历史、且擅长下围棋的中国人所擅长的演化博弈思维，擅长德州扑克的美国人是单轮博弈思维，因此被忽悠了近四十年。（参见《
南海军演、突袭叙利亚……围棋与德州扑克的较量！
》）
从2018年开始，由于中国体量已经太大，再加上特朗普非要强行摊牌，战略忽悠失去了作用，因此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让中国人吃饱肚子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化肥工业的普及。
合成氮肥，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其实与合成炸药的原理差不多，其中需要用到高质量的无缝钢管以及合金钢，这是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被人类攻克的技术。
由于技术的封锁，
建国后
中国这个后进生只能是拼命追赶，两次工业革命拉下的课一起补，直到六十年代才终于攻克无缝钢管技术，随后一口气生产了几百套合成氨设备，建设了上千个化肥厂。从1970年开始，平均每年化肥生产增长100万吨，75年提速到增长200万吨。
合成氨技术突破，也意味着化工工业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现代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技术迎来井喷，
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伴随着合成氨一起腾飞，塑料薄膜（大棚种植材料）、塑料水管（引水灌溉工具）开始大量普及。中国的粮食产量从60年最低谷1.3亿吨到80年超过3亿吨，彻底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上述突破主要是各种化工材料工业的突破，但是现代化工的基础原料是石油。
尽管古代中国是最早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石油这个名字就来自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但是近代中国却是一个贫油国，从1907年开始在陆地用钻机进行石油勘探，只发现了延长、老君庙等4个油田，隆昌、石油沟2个气田，但都没有探明储量，没有正式开采。全国只能产12万吨原油，只能满足当时全国十分之一的需求，因此中国大量依赖石油进口，完全依赖”洋油“。
石油被称为“工业血液”，缺少石油工业化就成为一句空谈。因此，
石油问题，成为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攻克的难题。
建国后，中国一方面依赖苏联的石油供给，另一方面，中国地质工作者在茫茫戈壁、荒滩找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实践中不断对地质理论进行突破，陆续开采了玉门、克拉玛依油田。
1965年，因为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的油气资源实现了基本自给。
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三五”计划时期，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不仅满足了国内高速增长的石油需求，还有很多富余，具有对日出口原油创汇的能力。这是中国农业由依靠农家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转向大量依赖化肥、农药、农机灌溉排涝的石油农业的能源与原料基础。到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
人们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食物紧缺的问题得到缓解，接下来就是穿衣问题。石油可以用来
生产化学纤维，从而减少棉花种植，让更多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现在人们都喜欢纯棉的材质，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件的确良的衬衣，不知道会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的确良就是化纤材料的一种。
中国的工业发展需要引进技术，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遭遇到经济危机，石油价格大涨，触发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东西积压卖不出去，也需要打开中国这样的市场。
双方一拍即合。
1973年1月，计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文件。里面写着：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在具体的方案中，计划引进26个技术项目，共需要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由于这次引进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
因此，四三方案也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次预演和试探。
总理还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
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重点，由面向苦练内功的重工业建设，转向面向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轻工业建设的开始。
先发展重工业再发展轻工业的建设顺序，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诟病，然而这正是中国道路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因为只有具备重工业基础，引进的轻工业生产技术才有消化吸收的可能。
“四三方案”包括2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主要覆盖化肥、钢铁、化纤、发电四类基础能源和材料门类，其中有四家化纤厂。在选址上的原则是，要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
辽宁省的辽阳市，纺织业很发达，有个辽阳纺织厂，前身是1923年日本在这里建立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而东北地区人口又多，因此化纤厂选址于此。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自然要由基建工程兵来施工。于是任正非跟随部队开赴东北，调去参建辽阳石油化纤厂。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之内，没有一间房屋，任正非和战友们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幸好是七八月份，还不算太冷。
后来修建了一批土坯房，但是漏风漏水，既不抗冻，也不防风，到了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8度。这让在南方长大的任正非吃了许多苦头。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任正非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可以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为了搞懂这些现代化设备，他没日没夜地看书学习。
在建造辽阳化纤厂时，需要一种检验设备的仪器，中国还没有。一个技术员曾在国外看见过，就给任正非讲了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任正非竟然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给推导出来，并且制作成功了。这个仪器的名字叫“空气压力天平”，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很方便。
虽是一个小发明，但是在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一点小动静就能带来极大的鼓舞，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文汇报》的标题是《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在东北的这段经历让任正非印象深刻，他不仅看到了国内外技术的差距，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的顽强斗志。
任正非始终正视中外技术差距的客观存在。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很远，永远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另一方面，任正非也并不认为有什么技术是中国人无法掌握的。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
中国
引进消化吸收
国外先进技术，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化不可能为可能。这种集中攻关的工作方式，给任正非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成为后来华为研发过程中的典型工作方式。
任正非青少年经受了物资短缺的苦难，工作后作为基建工程兵，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各项工业化建设。他父亲是建国前的经济系大学生，对于宏观经济早有理论基础。既有亲身经历，又有理论准备，因此他很早就认识到，工业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因此他是一个情怀深厚的工业党，将“实业报国、科教兴国”作为核心价值观也是顺理成章。
再加上他本人勤于学习和思考，任正非很早就开始思考，制度建设要服务于工业发展这个核心目标，个人事业的发展要服务于国家全局的目标。
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策略呢？
他的答案是：一方面要有”反脆弱“思维，也就是独立自主，发展各种关键产业，保持充分的选择权和能动性，尤其不能在关键技术和元器件上被卡脖子。最近华为放出消息，华为早就有关于手机操作系统的B计划，在安卓系统不能使用的情况下作为战略备选。而这种反脆弱思维，在2018年中兴事件之后才被中国许多企业家所认识。
另一方面，要有”反熵增“思维，始终保持对外开放，闭门造车是不行的，只有在开放和交流中才能不断突破，奋勇向前。
反脆弱与反熵增，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策略，也成为华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发展策略，对任正非的管理哲学也产生深刻影响。
由于孟晚舟2018年底被加拿大扣留，他在2019年1月破天荒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
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在很多人眼里，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逐渐变得跟美国一致，采用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甚至变成美国的文化。但是在任正非的实践中，改革开放是革除自身弊病，引进先进经验，通过不断尝试迭代，在发展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的真意。
从内在的发展逻辑上看，华为就是微缩版的中国，中国就是放大版的华为，这是一个奇妙的分形结构。任正非是华为的总设计师，因此与中国的总设计师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代大潮也很快将任正非推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而那时的任正非还略显青涩懵懂，因此在大潮中呛几口水也是正常。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那年他33岁。6000人的代表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而且他还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以下是当时的新闻稿，除了任正非，还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获得了最高表彰。
“1977年10月8日至11月5日基建工程兵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和先进典型，10月24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本次大会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曾被誉为“吊装大王”、在建设“辽化”中又创造新成绩的工程师张士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先进标兵、工程师程祖明；研制成功空气压力天平的青年技术员任正非；试制成功电子光子比色计等新型仪器的技术员李万山；创造胶体电瓶新工艺的某部修理二中队代表赵宽林等。”
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也定下了中国发展的主基调：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实体经济是永远是核心，大国脊梁始终是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中国始终是“工程师治国”，永远不会是“律师治国”。
在会上，任正非还有机会聆听了罗瑞卿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那时他还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
1982年，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父亲的出身，他一直不是党员，为了能参加这个党代会，还临时让他入了党。父亲把他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家里，全家引以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