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一早，看到腾讯新闻上自动推送的两条新闻，一是人民日报评论，《一概以身份证号“盯防”的做法简单粗陋 让湖北人寒心》，二是北京市府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前往湖北接人进京，不得擅自前往其他地方接离鄂人员进京”。
这分开看好像都没问题，并在一起看就不无讽刺。因为
一边说不要歧视湖北人，另一边其实又将湖北看作避之唯恐不及的疫区，强化了疫情的地域性，而对湖北人的歧视正是由此而来
。当然，这种呼吁本身，其实就证明了地域歧视的存在。
在微博上说到此事，引起一堆人争吵，有些人揶揄这是“双标大国”的日常，还有些显然是对此受够了的湖北人：
“你看吧这次是我们湖北人倒霉，下次倒霉的也不知道是谁。
首都歧视人也不是一两天了。
”
“咱湖北人与狗不得入内。
”
但也有人反对：
“不去湖北接人，与不要湖北人是一个意思吗？
”
“回避不代表歧视，偷换概念！
”
“防控面前你给人讲歧视，病毒会跟你讲歧视吗？
”
“非要让人们张开怀抱拥抱病毒吗？
别道德绑架了，你为什么不先收留几个身份证是湖北的人在你自己家里？
”
“要你来防控怎么防控？
你有好的解决办法你上啊，你又做了什么贡献了在这说风凉话。
”
的确，北京市府的界定，乍一看说的只是“湖北”而非“湖北人”，相当于是“有湖北接触史”的人，而这些人不一定是湖北人。病毒当然不认户籍，但基于“湖北接触史”来甄别筛选，却无形中强化了一种恐惧：最好不要和“湖北”沾边，否则搞不好有大麻烦。也因此，有东北人甚至因为是武汉的手机号，都被嘉兴的两家酒店拒绝入住。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判断嫌疑的依据就是有“湖北接触史”，那么“湖北”这个符号本身就被污名化了。虽然并非所有身在湖北的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湖北省外也不是没有感染病例，但沾上“湖北”二字就仿佛受了诅咒。
北京的举措，实际上进一步强化、助长了人群的这种印象
，而当
病毒与地域之间的这种关联一旦在人们脑海中树立，那么毫无疑问，有“湖北接触史”的最大嫌疑人当然是湖北人
。
前面那个质问“你为什么不先收留几个身份证是湖北的人在你自己家里”的北京女孩，在回答一个深圳人说“我就有同事是湖北人，他们新年一直没回老家，根本没事”时，倒是一语道破关键：“他说没去过湖北你就信了？”
在此，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地域关联之下，
一个湖北省籍之外的人面临的是无罪推定（你没感染的嫌疑，除非你确诊新冠）；
但
湖北人面临的却是有罪推定——你有感染的嫌疑，除非你能证明自己不是
。
简言之，前者无须自证清白，但后者却需要一再自证清白
。
一个湖北人如何证明自己没有“湖北接触史”？几乎不可能。因为
证其有易，证其无难
。一个外省人去过湖北，这容易查证；但一个湖北人说自己在最近两个多月内没有回过湖北，这却非常难。此时赌咒发誓也无济于事，因为本来就没有的事，你又如何能有证据？
这样要求人自证清白，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其实是屡屡可见的事。这与国内生活中的另一个现象内在关联，那就是处处不时可见的、对人的不信任感。前两年参观冲绳博物馆，发现标明如有单轨车票，可享受打折，但我一摸口袋，却是空的，只要歉然说凭证在我家人那边，我就买全票吧。售票员却说没事，还是给了打折票。像这样的小事很多，以至有时都感觉那边好像真是全凭你自觉，你说是，对方也就信了；反倒是在国内，如果你没有凭证能证明自己，那几乎很难通融。
在一个缺乏信用体系的国度，人际之间的信任感难以建立也属寻常。此时仅仅泛泛地呼吁“湖北人民和大家一样都是受害者”，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只要“湖北”这个标签与“病毒”挂钩，那湖北人就很难逃脱被污名化的命运，进而被处处要求自证清白。
所谓“歧视”，不是别的，正是差别对待
。2月22日，沃尔沃汽车公司公布消息：向所有员工及家属、供应商与经销商伙伴及其员工免费赠送“疫安心”新冠保障300万份，每份保额为10万元。然而，开头的“投保须知”栏中公然标明：“除身份证42开头人员，其他人员均可领取。”虽然在引发不满后，这句话改为“仅适用符合产品投保条件的客户”，但事实上，湖北省消费者仍然“不符合产品投保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