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破鞋”考

文 | 杨念群

故事发生在云南插队期间，医生陈清扬第一次跑到王二那里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于是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

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这段话反衬出，“搞破鞋”一定与女性天然美丽的胴体所遭遇的尴尬处境有关，因为漂亮女知青的身体往往遭到乡村民众眼光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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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女性，男性处境的隐喻则从阉牛里得出。当王二裸身在河边晒太阳，看着牛在岸边悠闲吃草，忽然联想起阉牛的过程。

阉牛时，一般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槌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

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描述，说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王二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

按他的逻辑，王二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

王二后来才醒悟，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于是王二批评陈清扬，老觉得自己清白无辜不是破鞋，本身就是个最大的罪孽。

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是每个人的本性，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陈是破鞋的正当理由就是从此考证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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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是，当王二和陈清扬变成了通奸罪的主角，进人革命时期的审理程序时，他们“搞破鞋”的经历迅速成为人事档案中最让人期待的亮点。

王二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一开始只是简单说到自己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领导说太简单，要重写，其实就是启发王二要尽量写成事无巨细的“破鞋考”。

后来王二写到，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还说，这样缺少细节。

后来又加上了如下细节，第四十次的非法性交是发生在山顶偷盖的草房，那天月亮很亮，王二站在地上，陈清扬用腿圈住他的腰……姿势像个考拉云云。

随着交代材料一摞摞地增加，细节已经到了对话这个层次。

两人谈到“敦”革命友谊的事，对话是这样说的：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领导就问到了以下细节：

1. 谁是“敦伦”；

2. 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

3. 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

领导特意要求不要绕圈“掉文”，应直奔主题，交代具体问题。

在革命同志的启发下，王二的“破鞋考”以后越写越有文采，考证到这个份儿上不免闹得人人爱读，个个兴奋。

政治光环庇护下的通奸“考证”转成细致动人的文字以后，拿捏到领导的手里，他们就自然拥有了窥视群众私密的特权。

后来有个人事处长得意地对王二说，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权看别人的交代材料。

我相信，中国政治斗争中非法审判的文字材料除了那些板起面孔的套话外，类似“破鞋考”之类的文字以后最有几率成为“新文化史”瞩目的花边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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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应星出版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一书，可以说重启了检视“破鞋考”历史的新境。

因为这本书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来源于一个村庄档案中的各种检举和交代材料，这些材料的不少内容颇类似于王二的“破鞋考”。

以往这些东西未被纳人主流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所谓生活作风有关，包括破坏军婚和五花八门的各类通奸。

其实，在革命年代，对生活作风问题的定义相当模糊，其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当时与某个政治事件和态度的关联度，常常不具备独立的司法审判意义。

特别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审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非严格按照就事论事的司法程序进行的。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触犯民众利益的行为与思想意图中可能存在的“反革命”思想或者非无产阶级思想，审理时往往混为一谈，这就是所谓“思想罪”的缘始。

当一个工作组下乡调查，除了“罪犯”的自我交代外，村庄的民众似乎天然有责任向他们检举当事人各种日常私密生活的细节，村民把这一行为叫作“整”。

既然上面决定要“整”一个人，全村人就都有义务去搜集材料证明此人的反动行径。

那些思想罪犯私人性生活的“通奸”罪证，更易引起村民的极大兴趣，足以促使他们摇身一变为侦缉队员，展开事无巨细的全程捜索，“通奸罪”的审判常常由此演变为全村过节式的狂欢。

《黄金时代》中对此情境有一段具体的场景描写，叫作“出斗争差”，说的是每当斗“破鞋”和“野汉子”时，陈清扬的表现非常熟练，

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

《黄金时代》王小波 著

据说“斗破鞋”还是种娱乐活动，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斗完破鞋接着有文艺表演。

军民共建边防时期，机务站还经常出动拖拉机，载着一车“反革命”、贼、走资派和“搞破鞋”的一起，拉到边境上斗争一番，以巩固政治边防。

“斗破鞋”变成了一场以娱乐面目出现的道德教育仪式，基本与法律无关。

在政治斗争中，整人上瘾后的村民几乎能无限放大自己的侦缉嗅觉。

革命前的乡村本就是熟人社会，一家一户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在相互目光辐射之内，村庄的流动性极低，本来的相互窥视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窥探他人隐私还需有些收敛，没有糟蹋了残存的那点羞耻之心。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

然而“捉奸”一旦拥有了净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会使偷窥突然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张胆。

应星所举的案例中，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听墙，还理直气壮地把听墙细节写成捉奸材料，甚至一份检举材料中连续出现二十八次“我揭发”这样的怪诞行文。

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窥视就极易从自发变成自觉，大家相互告发隐私成为习惯，偷窥甚至从无声变成有声，捉奸延伸成了“斗地主”仪式的一种道德翻版。

当年斗地主的民众被勉强动员起来，经过反复操练，才唤醒了政治正义感，民众的斗争行动也由被动走向自觉。

“斗破鞋”的表演因为往往和批斗走资派、反革命的仪式捆绑在一起进行，同样被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偷窥由此就转换成了公开的正义行动。

无论是私下接触干部，还是在人民公社频繁举行的诉苦会批斗会上，农民慢慢学会了把以往默默埋在心中的恩怨簿，通过笔头检举和呐喊声讨的方式，换算成一份充满细节谴责的清算单，乡村社会的新道德秩序也由此最终奠定。

我以为，对革命时期各种“破鞋考”材料的挖掘，其目的也是要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与嘈杂难辨的声音中寻求真相，尽管这真相的揭开已变得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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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生活在哪个朝代更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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