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江东”是如何变身“婉约江南”的？

中央之国的形成 [第17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何处是扬州（1）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 唐宋诗人笔下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让古今多少人对扬州产生了憧憬。 那么，何处是扬州呢？

按照禹贡的设定是“淮海惟扬州” 。 以此来说，淮河以南一直到海的区域应该都是扬州的范围。 要是严格按照这个设定来规划，扬州的范围将涉及到：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七省市。

以两汉时扬州的设定来说，除了江淮地区的东部被划给徐州，以及在禹贡设计九州概念时，还未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岭南地区，另行建制了“交州刺史部”之外，基本算是遵循了最初的蓝图。 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扬州刺史部的范围包含有： 安徽的淮河以南部分、江苏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全境。

东汉十三州郡图

每一个板块都有它的核心区，在农业就是生产力的自然经济背景下，这样的核心区通常会是板块内部的一处大平原。 扬州刺史部的核心区则是长江下游与南部丘陵之间，以“太湖”为核心的一片平原之地。

在三国时代，这片两面环江、一面临海，背靠山地，行政上对应现在苏南、浙北、上海的大平原被称之为“江东”。 遵循这一历史名词， 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江东平原”。

江东平原地理结构图

只是你很容易发现，三国之人口中的江东，为什么与1500多年后，乾隆眼中的江南重叠度那么高？ 这是因为所谓的“江东”其实就是“江南”。 之所以用不同的方位命名，概因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的主观认知差异。

长江虽然不像黄河那样享有“九曲十八弯”之名，但也绝非一条直线东流的河流。 地理上长江上、中、下游的划分节点，分别为重庆与湖北交界处的湖北宜昌市； 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江西湖口县。

其中湖口之名，得自于其鄱阳湖口的地理位置。 每一个节点，长江的流向都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鄱阳湖口以东，这种改变尤为明显。 受江南丘陵地带的山势影响，长江下游开始向东北方向流淌。 尤其芜湖以北至南京段，长江的流向几成南北向。

今天，湖口至南京的这段南北向长江，大部分位于安徽境内。 有鉴于此，这段长江现在还有一个名称—— 皖江 。 至于南京以东这段东流的长江，则拥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 扬子江 。

近代在中央之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扬子江畔因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整个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窗口，并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占据了核心位置。 正因为如此扬子江的音译“Yangtze River”，成为了长江英文名。

然而在两汉三国时代，正在发育初期的扬子江，更多还只是作为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存在于地缘政治舞台。 皖江才是整个长江下游的关键先生，及划分地缘板块的主参照物。 以之来做参照物的话， 所谓的“江东”的定义应该是“皖江之东”； 而后来的江南，则可以被认为是“扬子江之南”。

尽管“江东”与“江南”的地理指向一致，但二者的地缘气质却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一提到江南，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 一幅富有 诗意的画面 ，以及诸如： 天堂胜景、鱼米之乡、吴侬软语等带着富足和休闲意味的词藻。 不过提到江东，画风就为之一变了。 无论是春秋时争霸于江东的吴越两国，还是三国时鼎立于江东的孙吴政权，都自带 一股 任侠之气 。

若以宋词的流派来比拟，“皖江之东”时代就好比气象恢弘、视野广阔的“ 豪放派 ”； 进入“扬子江之南”阶段后，则似婉转含蓄、儿女情长的“ 婉约派 ”。

江东子弟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楚汉相争中落败的项羽。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事。 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随后在江东响应，并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向西。 八年之后，孑然一身的西楚霸王留下“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的遗言，自刎于乌江。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乌江并非指长江，而是长江西岸的一个渡口名（乌江浦），故址在今苏皖两省交界的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那么任侠之气的“江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向诗意“江南”转换的呢？ 这个过渡大抵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 隋炀帝不惜民力的开挖大运河之际，当时的江都（现在的扬州市）之南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渡口—— 扬子津 ，一般认为“扬子江”之名便直接源出于此。

不过这段江面当时还稍显太宽，其后在中唐之际，原本横亘于扬州市与镇江市之间的沙洲——瓜洲，开始与北岸连片成陆。 依托“瓜洲”开发的渡口，大大缩短了横渡扬子江的难度。 至于长江口则由两汉时期的扬州一线，进一步东移至今天的江阴市一带。 当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扬子江渡江之时，再来表述这片土地的地理方位时，江东就不及江南那么准确了。

东西向的扬子江开始成为南北水上交通的主通道，并不代表这片土地的气质就一定会发生改变。 这种气质改变，更多是因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地区得到了更深度的开发。

这当中有铁器大规模运用的技术原因（相比北方疏松透气的黄土，长江流域的土壤粘性太大）； 亦有中原长期战乱，北方人口和人才“衣冠南渡”的因素。 当一片有天险庇护的土地开始变得富足之时，人的思维也会发现一些微妙变化。 最起码对于用武力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江南之民不会有当年的江东之民那么高。

说起江东、江南之别，还有一个地理标签不得不提，那就是“江左”。 看过热播电视剧《琅琊榜》的观众，一定会对男主角“江左梅郎”的名号印象深刻。

依剧中情节，此处所指的“江”应是指长江，只是观剧之人未必知道，所谓“江左”到底指的是长江周边的那个地理单元。 与“东南西北”这样明确的客观标准相比，左、右标注法看起来有些不那么客观。

不过人类在定位时掺入自己的一些感知也是常事。 只要掌握它的命名规律，就可以解开很多地名之迹。 比如在了解“ 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 ”的认知之后，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地名会含有“阴”、“阳”二字了。

此前行文中多次出现的“左岸”一词，则源出于另一种在地理层面比较常见的辨识之法。 具体做法是： 顺着河流流淌的方向，面向下游而立，左手方向即为左岸，右手方向即为右岸。

著名的巴黎“塞纳河左岸”是此类划分法中的典型代表。 当你看到塞纳河在巴黎市区的蜿蜒曲折状，应该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以左、右而非“东南西北”来标注河岸的位置，意思表达要精确的多。 依据这一划分原则，要是“江左”之地定位于长江下游的话，那么它所指向的应该是皖江以西地区。

不过这个推断并不正确，因为顺水势而判定左、右岸的方法来自于西方。 中国人对左、右划分并非是顺着水势，而是有着固定的方位对应 。 在中国文化中，最为尊贵的朝向是“坐北朝南”。 反之，朝北的象征看起来就没那么美好了。 在古汉语中，“北”与背后的“背”相通，失败之后向后转身逃跑即为“败北”一词的本意。 这一认知的地理背景，在于中央之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区位。 由于身处北半球，朝南可以让房屋或者端坐之人，享受更多的阳光。 假定中央之国处于南半球，基于同样的理由，“坐南朝北”将会成为最好的选择。

当一个人背向北方、面朝南方，他的左、右手对应的自然是东和西。 也就是在说， 所谓“江左梅郎”中的“江左”，其实指的就是“江东”。 类似以左、右替代东、西用在地名之中的情况还有很多。 比如将山东称之为“山左”、江西称之为“江右”、陇西称为“陇右”等等。 要是按这种对应之法，与江左地区隔皖江相对的是江右地区。 这个江右还可以被称之为“江西”。

很显然，这样一个区位上属于安徽中部的“江西”，与大家所熟悉的江西之间并不是一个概念。 今天的“江西”，其名源出于唐代在此设立的“江南西道”行政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江东地区建制“江南东道”），也就是说是“江东”向“江南”概念转换之后出现的。

而在江东时代的人看来，“江西”这个词广义来说可以代指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狭义来讲，则可指向长江下游至淮河之间的区域。 需要注意的是扬子江段彼此大部还是江口湾状态， 这里所说的江淮之间“江西”地区，并不包括那部分依“禹贡九州”的设计，本应划入长江，却在汉朝被划给徐州的部分。

东汉.徐州 地理行政图

对于不熟悉这一变迁的人来说，两个“江西”的出现极易产生混乱。 好在处于江淮之间的这片土地，在包括三国时代在内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是以淮河而不是长江为参照物命名。

广义的讲，整个淮河以南至长江之间，包括扬子江北的区域，都可以被称之为“淮南”； 狭义的讲，淮南可以用来特指皖江之西的这片江淮之地。 在两汉时期，皖江之西被归入扬州刺史部并设置了两个郡，包括西侧的“庐江郡”及东侧的“九江郡”； 扬子江之北的这片淮南之地，之前已经解读过，建制的是归属于徐州的广陵郡。

在扬子江的助力“江东”向“江南”转变的隋唐之际，整个淮河以南地区基于江淮之间的共同地理背景，被整合为了名为“淮南道”的行政区。 其后在北宋之时，又进一步根据二者的地缘差异，分割为了 “淮南西道”、“淮南东道”两个部分。 时至今日，淮西成为了安徽的一部分； 淮东则成为了江苏的中部。

从成就割据政权的角度来说，淮南远不如拥有巨大防御优势的江东。 提到“淮南”，熟悉三国历史的人脑海中很快会浮现一个悲剧人物——淮南袁术。 作为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代表，袁术在淮南的称帝之举是其失败的根源。

不过这一结果与淮南板块本身的潜力和位置无关。 在汉室民心未失的情况下，不管是袁术还是其他人，也不管在何地称帝，都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相比之下，千年之后同样以淮南为根基之地的朱元璋，就审时度势的多。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使之得以开创大明王朝。

假如袁术没有同意孙策独立前往江东发展，而是自己进驻江东，他应该还不会那么早从三国政治舞台消失。 当然，对于一个自认为能成为天下之主的人来说，江东的位置的确偏了点，不似淮南那样直接与中原之地对接。

而对于苦心经营江东的孙吴政权来说，淮南之地的得失同样重要。 在扬子江还未发育成型的时代， 这一重要性更多显示在淮西板块。 无论是北方政权想觊觎江东，还是江东政权想入主中原，淮西都是必争之地。

三国时代，淮西之于魏吴博弈中所显现的地缘政治价值，与魏蜀之间的汉中地区相当。 蜀汉政权建立之后，诸葛亮曾经数次以汉中为目标或跳板北伐。 在三国演义中，这段历史被极尽渲染为“六出祁山”的故事。

与之相比，孙吴在淮西的五次北伐战争，在演义中的着墨就要少得多了。 那么，除了区位原因，淮西又有哪些地理特点，使之能成为南北博弈的焦点呢？ 其与淮东地区最终不同的行政归属，难道仅仅是由长江的走势所决定的吗？ 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节再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