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三章：
党争亡国，乐天与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
党争亡国，乐天与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2）
唐朝官场比甄嬛传还精彩
（八）杭州的美好生活
对于白居易来说，去杭州赴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样说有几点依据：
（1）这次外放，是白居易自己要求的，这和此前被贬江州是大大不同的；
（2）在杭州当刺史是白居易年轻时的夙愿。唐德宗贞元年间，年轻的白居易曾游历苏杭一带，当时苏州刺史韦应物、杭州刺史房孺复皆是当时的名士，白居易非常羡慕他们，心里期盼将来能像他们那样掌理苏杭这样风景秀丽的大州名郡。此次出刺杭州，白居易可谓求之不得；
（3）杭州远离长安，避开了纷纷扰扰的党争之局，眼不见心不烦，符合白居易的“中隐”思想；
（4）杭州是上州，其刺史是从三品的高官，这是迄今为止白居易当过的最高级别的职事官。过去白居易虽曾当过忠州刺史，但忠州是下州，其刺史不过正四品下，不能相提并论。后来白居易在《重阳节饮酒登高》诗中说：“刺史二千石，亦不为贱贫。天下三品官，多老于我身。”可见白居易对自己在还不算老的时候当上三品高官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的；
（5）白居易在去杭州的路上作了不少诗，从中不难看出他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例如《马上作》：“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路次兰溪作》：“是行颇可惬，所历良可纪。策马渡兰溪，腾游从此始。”所见尽是一幅如释重负、十分开心的样子。
李商隐：无题诗
至于李商隐在白居易墓志铭中说的“贬杭州刺史”，是就白居易的政治前途而言的惋惜之词。按照当时白居易在朝廷的声望和地位，入阁拜相是很有希望的事情，可是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放弃了登上最高权位的努力，从当时舆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值得遗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说白居易是被“贬”，也不无道理，尽管白居易本人完全没有遭贬的感受。
程十发壬午（2002年）作庐山草堂图镜心
由于白居易的名气和身份，此次东南之行少不了沿路地方大员的热情招待。特别是在路过江州时，因为他与江州的特殊缘分，更是受到了刺史李渤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此，白居易在江州逗留了好几天，除了应酬李渤的盛宴款待之外，白居易还重游了自己所建的庐山草堂，寻访当年一起论佛的禅僧和炼丹的道士。这样走走停停，完全不像是急于赴任的官差，倒像是游山玩水的闲人。潇洒的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年）七月从长安出发，取道襄阳顺江而下，至十月才到杭州，一路走了整整三个月。
也许杭州唯一让白居易不太满意的一点是：杭州是浙西观察使治下，而当时的浙西观察使是李德裕。不过这个问题不算很严重，浙西道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杭州是浙西道离润州最远的州，两人直接见面的机会大概不多。而且，白居易和李德裕都是圆滑务实的人，两人虽然不和，却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激烈矛盾，两人只是暗斗，没有公开化的明争。
杭州是东南大郡，风景名胜极多。武林山、灵隐寺、钱塘江、西子湖等处，无不留下白居易的足迹。甚至他的办公室也是位于钱塘江畔，号称望海楼，每日事务之余，遥看风涛有信、天水无痕，令人畅怀。对于这个情趣盎然的办公室，白居易十分满意。他在著名的《忆江南》系列组诗中写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白居易看来，望海楼的江潮完全可以和灵隐寺的月桂相匹敌。白居易怀念杭州，恐怕很大一部分是怀念这个美妙而不可复制的办公室吧。
杭州的美女也给白居易留下了美好回忆。白居易在杭州曾重编了《霓裳羽衣舞曲》，并亲自教练州府的歌伎演奏此曲。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说：“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这里的玲珑、谢好、陈宠、沈平就是杭州府的歌伎，按我理解相当于现在政府机关文工团的演员。玲珑名为商玲珑（也有说是高玲珑），她似乎和白居易关系最为密切，很有可能她就是州府官伎的首领。白居易在《醉歌》一诗中说：“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白居易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歌伎一起饮酒唱歌，显示了白居易性格中混世轻狂、豪放不羁的一面（尽管不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也表明白、商二人关系非同寻常。
另外还有让白居易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好朋友都在邻州为官。杭州北临湖州（今浙江湖州），东南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时候，湖州刺史先是钱徽、后是崔玄亮，越州刺史则是元稹（以浙东观察使兼任）。元稹是不用说的了，钱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同事，崔玄亮和白居易是同榜进士，都不是一般的交情。闲暇之余，白居易与邻州的众好友吟诗唱酬，过得非常潇洒。白居易和元稹还发明了将诗卷放进竹筒派人相互传递的玩法，后世号称“诗筒”，实为一桩雅事。
白居易在杭州的生活可谓惬意。但是，白居易不是来杭州旅游的，而是来干工作的。作为一州刺史，白居易守土有责，那么，他在杭州是如何施政的呢？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关心民瘼的白居易，在为人父母官的时候可曾为老百姓做了善事？
（九）治理杭州
白居易在杭州玩得很开心，但那些都是工作之余的消遣，为官守土，还得有工作态度和工作思路。在刚到杭州时，白居易就给唐穆宗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对自己将来准备开展工作表了决心：“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白居易是认真的，他工作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卖力。“城上咚咚鼓，朝衙复晚衙”，“鳏恂心所念，简牍手自操”，就是白居易给自己忙碌身影的一张自拍照。
白居易究竟在忙些什么？说起来可多了，一州的行政、财税、司法、治安、文教、水利、农林、工商、民政救灾、访贫问苦，都在刺史职责范围内，都要白居易费心思。其中有些是不能耽搁的，比如征税。唐朝对地方运输租税（包括钱、米、布及土特产）到长安的制度非常严厉，稍有延迟，就要对地方长官问责。州府机关的运作也是一件大事，各种日常事务、后勤保障，难怪白居易要夜以继日的加班。
作为一州长官，事务剧多，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要抓主要矛盾，抓突出的问题。白居易在杭州抓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是治理西湖。西湖是杭州的民众生活生产的用水来源，因为钱塘江离东海太近，江水含盐量高，不适宜直接饮用和灌溉，所以只能依赖西湖中的淡水。
白居易
白居易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筑湖堤蓄水，到需要用水时就有水可用。白居易对修堤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到现场勘察方位，检查施工进度。现在一个市长能多次到施工现场去看一个工程都是很不简单的事，何况当时士大夫对这种事大多是不屑一顾的，而白居易竟然亲力亲为，可谓尽职尽责。湖堤修成后，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记载了自己修堤治水的体会，并制定了管水用水的制度。现录其文如下：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
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词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先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
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
从此文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西湖的情况十分熟悉，他甚至估算出了放水量和可灌溉农田的比例关系，同时深知传统管理制度的弊端，因而提出了建立便民的新制度，并注重防溃、防盗。
白居易修湖堤完全从民生角度考虑，坚决排斥了“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之类的荒谬说法。这在当时应该是一股不小的政治压力，而白居易能够顶住这类压力，并把事情办好、办成，可见其具备一定的政治魄力和行政手腕，不愧是曾在中央工作过的“首长”！
圣塘闸亭中的《钱塘湖石记》
《钱塘湖石记》还提到了“郭内六井”。这是杭州旧城内与西湖相连的六口深井。因为杭州临近东海，土地盐碱含量高，地下水咸苦难以饮用，而西湖位于古杭州城外，取水距离较远。唐德宗时期，名相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了六口与西湖相通的井，用于城内居民取水。但后来年久失修，水道淤塞，难以使用。白居易查明这一情况后，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力清理井中淤泥，恢复了六井的功用。这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又一大善政。直到北宋时期，苏轼出守杭州，作《六井记》云：“唐宰相李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山，至于今赖之。”
三年多后，白居易任期届满，接到了除授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唐朝的观念认为京官优于地方官，所以京官四品与地方官三品地位大体相当，属于平调）的诏书，不得不离开风光旖旎的杭州。由于其政声斐然，各界群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送别，盛况空前。白居易遂有《别州民》一诗，末句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可见他对自己治理西湖的功绩也是颇为自豪的。
白居易在杭州生活很清廉，“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蘖”，“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这种简单朴素又不失优雅闲适的生活方式，倒是很符合白居易的作风。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白居易邻郡的密友元稹。《旧唐书·元稹传》载，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期间：“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稹当初致位宰相，靠的是宦官的帮助，因此为了能够重回朝廷掌权，元稹在地方极力聚敛钱财用于贿赂宦官，以至于被认为“素无检操，人情不厌伏。”清廉的白居易与贪婪的元稹竟然是一时无比的好朋友，这确实是一对矛盾的组合。
然而杭州刺史的俸禄是极高的。据《唐会要》，上州刺史的俸禄是80贯，也就是8万钱，此外还有现在已无法详细考证的各种杂给、料钱、职田收入以及州府公廨的利钱（政府用富余的行政经费发放高利贷，所得利息用于补贴政府工作人员，在当时是合法的），在经济发达的杭州，这些收入当然是不小的数目。但对悟道的白居易来说，这些钱财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应付日常生活开支，白居易把钱都积蓄起来，到了离任的时候，白居易把这些钱拿出来作为政府公共基金，用于维修西湖水利、救赈灾荒等。据《唐语林》记载，这笔基金一直使用了50多年，直到黄巢起义时毁于兵燹。
白居易在杭州留下了白堤、六井，以及无数优美诗篇和传说故事，但他带走的，却只有两块石头、一只鹤。正如他后来隐居洛阳时回忆：“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
白居易离开了杭州，他有可能回到朝廷重新执掌中枢权力吗？面对日益白热化的党争，白居易将如何应对？
（十）第一次分司东都
在唐朝，从长安前往杭州，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由洛阳、汴州，入江淮运漕，经徐州、扬州、润州、常州、苏州，以达杭州。二是由商州、襄阳，入汉水、长江，再由润州转入运河，南下杭州。显然，第一条路线路途较近，是首选。但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时，恰逢汴州的宣武军发生兵变，乱兵驱逐节度使李愿，拥立大将李介为节度留后。唐穆宗及宰相李逢吉拒绝任命李介为节度使，派义成节度使（驻郑州）韩充兼任宣武节度使，调忠武节度使（驻许州）李光颜、兖海节度使（驻兖州）曹华、武宁节度使（驻徐州）王智兴、宋州刺史高承简等兵力征讨汴州。这样一来，汴州漕路就不能通行了，因此白居易往杭州赴任只能从襄阳走长江线，这才有了白居易重游江州的佳话。
不过白居易离开杭州时又不一样了。汴州之乱早已平定，时任宣武节度使兼汴州刺史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牛党领袖令狐楚，当年白居易从忠州调回长安，就深得令狐楚之助，两人交情非浅。于是白居易选择了从运河启航的路线，从苏州、常州、扬州，北上徐州，再从汴州、洛阳，折向长安。白居易这样走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回郑州、徐州老家看看。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东郭里，年幼时，其父亲白季庚曾任徐州彭城县令、徐州别驾，一家人在徐州生活了很长时间。在白居易年仅10岁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未经朝廷认可，自称节度使。为了威胁朝廷，并干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和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之间的战争，李纳企图出兵占领徐州埇口，切断江淮漕运航道。唐朝后期的粮食和财政供给大部分依赖江淮诸州，如果漕运被切断，长安必将瘫痪。而徐州刺史李淯是李正己的堂兄，也就是李纳的堂叔，本来李纳进兵徐州是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的。白季庚时任徐州的彭城县令，为了避免朝廷被李纳所要挟，白季庚利用李淯和李纳的矛盾，说服李淯归顺朝廷，拒绝淄青兵接管徐州，因此徐州被淄青的部队围困了40多天，李淯和白季庚坚决抵抗，直到郑州、汴州、宋州等地的救兵赶来，才解除了包围。白季庚的行动得到唐德宗的赞赏，为此超授朝散大夫、赐绯鱼袋、徐州别驾、充徐州观察使判官。同时为了维护好漕运粮道，白季庚受命领兵驻扎到徐州的符离县，白居易一家也随之搬到了符离。
白季庚搭着陈氏
从此，除一段时间短期迁往衢州之外，白居易一家就大体固定居住在符离，直到贞元10年（794年）白季庚去世。在符离的这将近10年里，白居易有了初恋情人。这其中的具体过程已不得详知，只能根据白居易后来十分隐晦的纪念诗中推测，这位女孩名叫湘灵，和白居易十分要好，甚至可能同居过，但她出身低微，白居易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姻，最后白居易一家搬离符离，与湘灵永远失去了联系。这大概也是白居易为什么要回到徐州来看看的重要原因。白居易回到符离，看到了过去住过的老宅，那里早已买给别人。而湘灵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些年来，徐州夹在淄青、淮西两大强藩之间，战争、动乱凭仍，湘灵也许早已在战乱中罹难，也许已经流落他乡，不管怎么说，白居易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一片失落和惆怅中，白居易走到了洛阳，此时的河南尹王起，是白居易在翰林院的同事，这次白居易来到洛阳，王起自然少不了呼朋引伴的热情款待，酒酣之余，大家谈及时政，又不免一番感慨。原来，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唐穆宗因荒淫过度导致身体虚弱，不幸英年早逝，即位的唐敬宗李湛却比他父亲还要荒淫，声色犬马是他生命的全部，朝野上下无不失望。面对这样的局面，白居易深为厌倦，经过考虑，他给宰相牛僧孺写了一封信，要求以现任官职分司东都。唐朝中后期，在东都洛阳设置了东都留守司，下辖一套略同于长安的中央级机构，其中的任官者称为“某某分司东都”。在东都的分司官中，除了尚书省和御史台有实际职能以外，其他机构均为闲职，来此任职的人，不是在长安失意被贬的，就是年事已高准备安度晚年的。白居易请求分司，目的是为了观察形势，再决定以后的进退。不过他这样做多少有些不妥，按理说，他接到除授太子左庶子的诏书，应该先到东宫去报到，再提出其他请求，这样才符合组织纪律。而白居易还没到新岗位报到就和朝廷讨价还价，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托大。好在牛僧孺对白居易是十分敬重的，他并不计较这些小节，很爽快地答应了白居易的要求。因此白居易很快就接到了新的诏书，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他可以在洛阳住下来了。
白居易刚到洛阳时，住的是河南府的驿站。这是政府的招待所，环境条件大概也还可以，但不能长久居住。白居易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在洛阳买一套房。买房是个大问题，看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尤其是白居易把在杭州的收入都在杭州做公共基金了，手头十分拮据。好在王起十分热情而且手头阔绰，他先是帮白居易物色便宜又实惠的地段，又资助了白居易一些资金。白居易自己也努力筹钱，他卖掉了从杭州带来的几匹马和一些物品，加上以前的积蓄，总算凑出一笔钱，在洛阳的履道里购置了一座宅院。洛阳虽然号称东都，但繁华程度远不如长安，因此房价大概也比长安低很多，与白居易在长安买的房子相比，洛阳的这套显然更宽敞华丽一些。院内有池塘、竹林，有不少精致的小景观，可谓别有洞天。“穿篱绕舍碧逶迤，十亩闲居半是池”，“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牅。”从这些描写来看，白居易对他的新居显然十分满意。王起也很够朋友，在白居易搬进新家后，他组织了河南府的工作人员到白居易的新家搞活动，在池塘边种树、造桥，人气非常兴旺。
白居易在这座新宅子里还和许多同时的分司官相互唱和，如太子右庶子分司杨归厚、皇甫镛、祠部员外郎分司尉迟汾等。
不过，白居易此时尚未打算就此隐居一生。据他观察，唐敬宗虽然荒淫，但用的宰相如牛僧孺、李程、窦易直等皆为正直之士，朝政也不至于大乱。李逢吉虽然热衷于党争，但也没有做过危害民生的事情。掌权的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都比较低调、收敛，不像吐突承璀那样张扬。因此唐敬宗即位一年多，也没惹出大事。白居易也觉得自己春秋富余，还可以做些事情，不甘就此赋闲。于是他上书李逢吉和李程（此时牛僧孺已出任武昌节度使），请求重新安排工作。李逢吉和李程很高兴白居易还愿意出来工作，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好位置——苏州刺史。也许李逢吉的考虑还是和当初一样，让白居易继续担任牵制李德裕的角色。因为此时属于牛党的苏州刺史李谅正好任期届满须调回长安，由白居易接任苏州，可以确保苏州这个重镇继续掌控在牛党手里，而白居易在杭州深得人心，又是享誉天下的名士，李党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由此也可见，在时人眼里，白居易不再是当年那个莽莽撞撞、敢和皇帝当面吵架的愣头青年文人，而是成长为务实干练、沉着稳重的成熟职业官僚了。
于是，经过在洛阳约10个多月的闲居生活，白居易于宝历元年（825年）3月接到黄纸诏书：除苏州刺史。
白居易再次面临和李德裕的“暗战”。他将如何应对？白居易如何治理苏州？他能超越在杭州的政绩吗？
（十一）苏州刺史
苏州也是与杭州同列的江南名郡，自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但白居易还是舍不得他精心营造的洛阳小宅。因此他于宝历元年（825年）三月四日收到任职诏书，并未“克日赴任”，而是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动身前往苏州。出发之前，他还一个人跑到城东去与花“告别”，并写下《除苏州刺史别洛城东花》，云：“老除吴郡守，春别洛阳城。江上今重去，城东更一行。别花何用伴，劝酒有残莺。”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确实是一个爱花的老文艺青年。
这次白居易前往苏州的路线就是一年之前他从杭州回来的路线，所以一路上的地方官都是熟人，接待应酬自然是热闹非凡。特别是宣武节度使、汴州刺史令狐楚曾是白居易的老领导，白居易再到汴州，受到令狐楚的热烈欢迎。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一诗，显然就是于此时所作，诗中白居易自注：“奉陪游宴，凡经五日。”白居易在汴州一住就是五天，可见两人交情深厚，非同常人。
这样一路走下来，直到五月初五，白居易才走到苏州，照例作《苏州刺史谢上表》，上奏朝廷谢恩。苏州在元和年间户数超过十万，按一户五人至十人来算，并考虑古代人口统计的局限性等因素（包括统计方法、统计技术、因按人头征税导致大量瞒报等），估计约有人口五十万至一百万（《新唐书·地理志》载苏州人口为六十三万二千六百，据考证这是唐初期的数据，至后期当有一定增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与此相应，这种地方必然利益关系复杂，事务繁钜，要治理好实非易事。白居易的前任是李谅。李谅此人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是牛党成员，离任后回到御史台任职。苏州属浙江西道管辖，此时浙西观察使是李党领袖李德裕，如何处理与观察使的关系，是牛党的每一任苏州刺史都必须面对的大问题。李谅大概有很多事情要交代，因此两人的工作交接用了十多天才完成。
白居易在政治利益上被归属于牛党，但毕竟不是牛党的核心成员。虽然在长庆元年的进士复试案中斗过一个回合，然而总的来说不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白居易性格中具有较为世故圆滑、精于周旋协调的一面，他固然不会和李德裕套近乎，但也犯不着为公事得罪李德裕。他的基本方针是维持台面上的和气，尽量不使矛盾公开化。对此，白居易在苏州曾写过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作》，这是研究白居易和李德裕关系的重要材料（李大夫即李德裕，李德裕时为兼御史大夫、浙西观察使）。这首诗是白居易与李德裕、元稹、刘禹锡三人的唱和之作（刘禹锡时为和州刺史，属淮南道管辖，地界与浙西的苏、常、润三州相邻）。李、元二人所作均已佚失，只有白、刘的作品分别保存在各自的诗文集中。从诗的内容来看，白居易专注于描写小童吹笛之妙，完全没有提及李德裕，如果不是题目中有“和浙西李大夫作”等字样，根本无法想象这和李德裕有何关系。因此，这次聚会的气氛是非常怪异的。大概是元稹、刘禹锡为了缓和李德裕和白居易的关系（元、刘均为李党成员），使李德裕不至于给白居易出难题、穿小鞋，组织了这么一次聚会。白居易当然愿意和李德裕签订这样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而李德裕也疲于应付牛党的挑战，不希望苏州无端生事，因而李、白二人都出席了聚会，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表面的客套，没有实质的交流。白居易也因此留下了一首文题不符的奇怪诗作，供后人想象猜测。
协调好了上下级关系，白居易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清晨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销在两衙中。”以致于“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
这一年白居易已经五十五岁，难得还有这样高的积极性来投入工作。然而年事既高，不服老也不行。宝历二年（826年）五月，白居易在视察苏州外郭城防时从马上坠跌，腰骨和腿骨均被摔伤，加上长期饮酒，伤肝伤肺，白居易经常咳嗽致血，一向不太好的视力也更加下降了。
健康的恶化使白居易不得不向朝廷申请休假。因为病情太重，三个多月仍不能痊愈，而按照唐朝的制度：“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意即请假满一百天的，职务就解除了，相当于自动辞职。白居易此时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州了，他在《自咏》中写道：“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
香山九老分别为白居易、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慎、张浑、狄兼谟、卢贞9人。九位文人雅士隐居与山林，远离世俗烦扰，忘情于山水，耽于清淡。
到了十月，朝廷派郑州刺史狄兼谟来接任苏州刺史。狄兼谟是狄仁杰的曾孙，为官清廉正派，有曾祖遗风，他是令狐楚提拔推荐上来的，仍是牛党成员。可见此时朝廷的牛党势力占据着上风，李德裕执掌浙西一道，而最大的苏、杭两州均长期被牛党成员把持，其受制于肘腋之间，很难施展开来。后来李德裕垮台的直接原因“吴湘案”，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该案背景错综复杂，或许与这一时期的某些牛党人士有所关联。这些都是后话，以后还会详述。对于白居易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离开苏州了。
至此，白居易在苏州只呆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而其中有五个多月是在请假。尽管如此，白居易不辞辛劳、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仍得到了苏州群众的认可。白居易从苏州走的还是徐、汴漕运水路，出发时他“身携妻子唯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非常简朴。与之对照鲜明的是苏州民众盛大的送行场面：“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宴犹未收，征棹不可停。”“襦袴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奈老与幼，泣别尽沾衣。”
与上次离开杭州不同，白居易是因为“假满百日”自动解除刺史职务而离开苏州的，因此他尚未得以任命新的官职。他将如何度过这一段仕宦生涯的空档期？他还有希望回到朝廷得到重用吗？正在不断激化的党争政局，将会白居易带来怎样的命运？
请看《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下一节《白头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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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撑了3500年的伞其实很反人性，这位大叔一招将其颠覆，恢复了伞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