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 | 漆永祥

摘 要

《汉学商兑》四卷，为方东树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是书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余种版本刊行，但迄今尚无一校勘精良的善本。而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亦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通过对《商兑》全书详悉比勘版本与梳理文献，可知方东树当初并没有编纂《汉学商兑》向汉学家发难的动机，而是在广州受江藩、阮元等人的刺激导致的结果。《商兑》初编于道光四、五年间，至道光十一年完成并初刊，此前并无刻本行世，该书通行诸本以增入方东树《汉学商兑刊误补义》的望三益斋刻本最为权威也最为完备。方东树学宗程朱，排斥他学，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加上他轻言易忿、好战斗狠的性格，致使全书充斥着诟詈谩骂之词，令人难以卒读。全书虽征引繁富，但多出于二手材料，只是一部抄撮斗凑、大言自壮、毫无新见的百衲篇。后人谓《商兑》出而汉学熄，并起到了汉宋调和的导向作用，但事实是汉学衰微等与《汉学商兑》并无任何的直接关联。

作 者 | 漆永祥，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127-137页

《汉学商兑》四卷，清方东树纂，为其一生著述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是书自面世至今，已有二十余种版本刊行，近年来更是收入各种影印丛书中广为传布，但至今尚无一校勘精良的善本。而学术界对《商兑》的评价，亦是褒贬不一，赞之者认为自其书出“于是汉学之气焰始衰”，“嘉道间海内著述有功于圣道者，以此为第一”。驳之者以为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阳儒阴释，不可以训”。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对《商兑》全书的编纂过程、刊刻时间、增补删削、体例内容、行文风格及全书评价等，在详悉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前人与时贤之误进行了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号歇庵、冷斋等，晚年自号仪卫老人，学者称仪卫先生。 清安徽桐城人。 诸生。 学古文于姚鼐，与梅曾亮、管同、刘开并称“姚门四杰”。 先后应乡试十次，皆不举。 一生南来北往，客游凡五十年，或助修方志，或课徒为生。 桐城方氏，世守朱子之学，故东树治学，既承家范，又尊姚鼐，一以朱子为宗。 著有《汉学商兑》四卷、《书林扬觯》二卷、《大意尊闻》三卷、《昭昧詹言》十卷、《续昭昧詹言》八卷、《向果微言》二卷、《考盘集文录》十二卷等。

然而，元明至清，宗朱子者甚众，却为何是方东树纂辑《汉学商兑》，向汉学家发难呢？ 简单说来，可以归结为五个原因：一是如前所述方东树学宗朱子，以卫道者自居，不容他人对程朱理学有丝毫批评；而汉学家蔑视性理之学，奚落朱子。二是桐城学者以方苞为大宗，而汉学家蔑视方苞；即方东树之师姚鼐，也不受汉学诸家重视，落寞至极；这些积怨至方东树，终于爆发。三是方东树本人的性格，轻率易怒，喜好驳辨，争强斗狠。四是当时汉学大盛，并得到阮元等封疆大吏支持，令方东树感到极大的焦虑与不安。五是江藩《汉学师承记》等书在广州的刊行等，则更是引起了方东树的极度愤慨，成为方氏编纂《汉学商兑》与《书林扬觯》等书的直接导火线。

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广总督阮元重修《广东通志》，礼聘扬州学者江藩赴岭南任《通志》总编纂事。此年底，江氏得到阮元的支持，刊行《汉学师承记》八卷与《经师经义目录》一卷。嘉庆二十四年，方东树亦应邀赴粤，分纂《广东通志》。此后，道光三年（ 1823 ）正月，阮元《揅经室集》刻成；同年，江藩《汉学师承记》再版，《宋学渊源记》初刊；道光四年十二月，学海堂建成，师生济济一堂，研经治史，汉学浸盛；道光五年八月，阮元主持辑刻《皇清经解》。这段时间里，江、方二人或同在阮元幕中，或分别在粤东谋食。他们曾一起论学，方东树称：“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此必然为二人在岭南期间发生过的争论。江藩的傲慢与轻蔑，阮元幕府中浓郁的汉学气氛，以及汉学著述的不断刊行，使“性轻脱率易，又精神短浅，虑患不深，疏放不慎”，而且“轻言易忿”的方东树接二连三地大受刺激。他将汉学诸人比喻为“蚊虫”，称“蚊复扰之，不堪其虐”。他以极大的耐性上书阮元，希望阮氏能“正八柱而扫粃糠”，纠正汉学歪风。同时将自己所纂《汉学商兑》的部分草稿呈阮元，并解释“意在质疑，事同请业”，并非要“布鼓雷门”地挑战汉学权威。

方东树早年，就对汉学大盛的气氛深为不满。其《辨道论》一文，指斥考证诸家曰：

《辨道论》撰成时间虽不能断定，但必在纂《汉学商兑》前。 方氏对汉学家极度蔑视，认为其为害不深，且不值一辨，可知他起初并没有著书对汉学进行攻驳与反击的打算。 然而，他在广州受到上述一系列刺激后，对汉学的认识与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开始认为自清初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以下，至惠栋、戴震诸人提倡，至当时已是汉学鼎盛，熊熊烈焰，燃遍大江南北，若不迎头痛击，则不仅离经叛道，而且害政妨民。 其曰：

汉学家“专与宋儒为水火”，但方东树对学术是非的判断，有着极深的门户之见，他衡量学人学说的标准，即是否尊奉程朱，“故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 也就是说是否尊朱子学说，是正道与异端、君子与邪僻的区分标准，即他所称“附宋学者，或有愗儒； 攻程朱者，必无君子，心术邪也”。 他在《书林扬觯》中专列“著书伤物”一门，“取凡诬朱子者列之‘伤物篇’中，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他竭力为宋明理学争正统，并认为朱子学为不易之真理，乃道统之正极。 其曰：

于是，方东树便想依仿孟子，著书与汉学家辨争，以扫灭异端，维护道统，并怀有极大的自信。 他以司马迁自喻，认为“子长所网罗者，放失之事迹也； 兹之所网罗者，放失之义理也”。 方氏以程朱道统的嫡传者自居，又将自己比喻为灭火之鹦鹉。 其言曰：

于是，方东树以“鹦鹉灭火”的精神，向汉学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他洒向这场熊熊烈焰的“翼间水”，就是斗凑而成的百衲篇——《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的编纂时间，郑福照所辑《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隶于道光四年（1824），以为“创稿实在粤东，《文集·上阮宫保书》可证”。 钱穆以为“成书在丙戌前”，则是据方氏《汉学商兑·序例》末署“道光丙戌（1826）四月”为据。 方东树《上阮芸台宫保书》中谓“尝著有《汉学商兑》三卷，引其端，见大意，蓄之笥中，未敢示人”。 按方氏道光四至五年在阮元府中课子，故此信至迟也应在道光五年（1825），可见此时《商兑》已有书稿，但窃以为并非全部完稿，而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至少后来书中那些严厉攻驳阮元的文字，肯定不会在呈阮元的书稿中，而且方氏呈阮元的原稿，应该对阮氏从言论到称谓都是相当尊重的，今《商兑》中攻斥汉学诸家，痛詈无余，惟针对阮元则有褒有贬。 如方氏引用阮氏论自东晋至隋唐经学的一段文字后，认为“此论至公，远岀前阎氏、段氏诸人之上，可谓儒林谠议矣”。 又如引阮元论郑玄解经，亦间失经旨后，方氏谓“此阮氏之说，可谓卓然不易伟论矣”。 不仅如此，今本《汉学商兑》中，绝大多数行文中遇到阮元时，或直呼其名，或称“阮氏元”，或称“阮氏”，然有一处称“阮仪征公”瑏瑠，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方氏呈阮元的稿中称其为“阮仪征公”，后来全部改回，此一处为尚未刊落者也。

但《汉学商兑》中，大多数情况下，方东树对阮元随意诟詈，毫不留情。如他讥刺阮元学风与毛奇龄相似，“故其所撰，支离誖诞，亦皆与之相类”瑏瑡。又怒骂戴震、阮元等蔑弃理学，其言论类如“谵狂”瑏瑢。而且《商兑》在论及《大学》与《论语》论“仁”等问题时，方氏集中火力猛攻的就是阮元。此类文字，必不在其呈阮元的书稿之内，否则即便阮元再大度，也不会容忍到如此程度。因此，窃以为《商兑》全书在道光六年（1826）初有部分成稿，故当时撰写了《序例》，至于全书，尚远未到完成的程度。

关于《汉学商兑》刊刻的时间，王汎森谓《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皆由阮元刊刻，并称“有趣的是，针锋相对的两本书都由阮元所刊行，这或许象征着阮元后来逐渐显露出的一种同时包容汉宋之学的趋向”，且以为这“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了”。

按，王氏此说无据。实际情况是，方东树上书阮元，并未得到阮元的支持，方宗诚谓东树上书阮元，而阮元“不悟”。况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阮元接部咨奉上谕赴云贵总督任，时《汉学商兑》尚未完稿，更不可能刊行。故王氏之说，显系推测之辞。

郑福照所辑《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注谓《汉学商兑》“刊于辛卯”，钱穆同意此说，但朱维铮不以为然。朱氏认为刊行在道光辛卯（1831）“显然失考”，“缺乏证据”。其理由是：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商兑》道光辛卯刊本于《序例》后尚有《重序》，并有阳湖陆继辂等七人“题辞”，中有“读大著”如何，“奉教”如何，卷下末又附按语谓“余既写此说，友人多以见规”云云，则见书者不止前题辞之七人。倘无刊本，则难以想象有分散诸地的如此多人作出回应。朱氏又据复旦本封面有墨书手迹“桐城方植之先生著凡四卷附刊误补义”，今存两册，卷上、卷中之上合为一册，卷中之下、卷下合为一册。两册封面右下角各有同一手迹朱书“上”、“中”二字，则知阙“下”即“刊误补义”一册。“由此也可证辛卯本以前必有一初刻本，惜未见”。

按郑、钱二氏之说皆是，朱说貌似有据，实则未加深考，似是而非。朱氏所谓理由种种，如《序例》后尚有《重序》，此在古人著述中乃常见之事，并不能因此断定《重序》必为“再版之序”；至于陆继辂等七人“题辞”中有“读大著”如何，“奉教”如何等，古人著书亦有此体，即抄写书稿数篇或数卷，函告同仁友好，得其只言片语之褒奖，刻书时表揭于卷首，以示书好并兼广告作用。文士著书，最喜此例，而桐城诸人，又最善此道矣。今观《商兑》初刊本前诸家“题辞”，如陆继辂评论末句谓“然则姚、朱之言，非溢美也”。如果同时刊版，就不会有陆氏先看到姚、朱二人夸赞语的情况。又毛岳生谓“孟冬奉教，深慰二十余年倾向，欣幸何既”，此亦显系从信札中摘录之句。再如沈钦韩评价方氏“真吾道之干城”，但《商兑》中至少有两处提到沈钦韩，对其观点并不赞同甚至还有微刺，倘沈氏真看到全部的书稿，还会不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如上所言，《汉学商兑》在道光四、五年间，有部分成稿，此后不断修改，于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初刊，最权威的证据，就是方氏《刊误补义》前的序文。其曰：

因之，《汉学商兑》初刊于道光十一年，至无可疑。全书刊行之后，仍在不断修订。 道光十八年九月，方氏在粤东修《粤海关志》，复成《刊误补义》二卷，包括《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一卷、《书林扬觯刊误补义》一卷。郑福照谓此年“十月，序而刊之”。但笔者多方调查，终未见《刊误补义》刊本，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抄本。《汉学商兑刊误补义》一卷，约60余条近3万字，对《商兑》原书或补或增，或删或改，主要是增添了大量的注释，以补充证据，增加说服力，而毒詈咒骂汉学家的字词，则有删汰者，复有增入者。另外，原书中常有引用佛教用语，以证成其说的语句，也明显地被删汰。总之较初刻本有极大的不同。

今所见《汉学商兑》或称三卷，或称四卷，则因其卷中又分上、下两卷之故。道光辛卯（1831）冬初刊后，合《刊误补义》而刊的版本，最早者为同治十年（1871）吴棠望三益斋刻本，是方宗诚与东树孙方涛在校勘初刊本的基础上，逐条增入《刊误补义》后，由吴氏在成都刊行。是本偶有删削处，乃方宗诚、吴棠等所为，主要是汰去方氏诟詈太过之语句，以代为遮丑。方宗诚曾经入吴棠山东幕府，其时与涂宗瀛等皆在幕中，交相友好，因此涂氏光绪十年（1884）刻六安求我斋本《汉学商兑》，即尊用望三益斋本为底本，其《校刊汉学商兑叙》，亦为方宗诚所代撰。

《汉学商兑》自道光辛卯冬初刊至今，前后有二十余种版本，但大要不出两个系统。初刊本为光绪八年四明华雨楼重校本、吴县朱记荣《槐庐丛书五编》本（《丛书集成续编》本即祖此本），孙溪朱氏刊本及《续修四库全书》本等据为底本，可谓“初刊本系统”；而涂宗灜六安求我斋刊本、方宗诚校刻《方植之全集》（《仪卫轩全集》）本、《西京清麓丛书》本，以及民国间《万有文库》本等，则皆以吴氏望三益斋刻本为宗，可称为“望三益斋刻本系统”。诸本相较，望三益斋刻本堪为该书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

“商兑”一词，出自《易·兑》“商兑未宁，介疾有喜”。朱熹以“商度”释之，即商酌、商榷之义。故《汉学商兑》者，即“汉学商榷”之义。但从方东树书中内容来看，也可以释之为“汉学批判”，或者“汉学流毒大揭发大批判”。

《汉学商兑》的编纂体例，方东树在《凡例》中说得很清楚，即“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原文，各为辨正于下”。“诸家原文，顶格写；自为辨说，低一格写”，以清眉目，而注文则随文双行夹注于正文之下。 至于全书内容，方氏曰：

按今《商兑》一书，其中卷上６条，卷中上25条，卷中下25条，卷下10条，总66条，间有同一条中列引汉学家数家之说者，先列汉学家观点，然后一一进行驳斥。 其卷上６条，一为毛奇龄《西河集》辨道学本道家学，非圣学； 二为万斯同论《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传为非； 三为朱彝尊论以朱子上承孔孟道统为非； 四为顾炎武论明嘉靖之议诸儒从祀，弃汉儒尊宋儒为非； 五为茅星来论言程朱之学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以通今学古为事； 六为黄宗羲、钱大昕、阮元、江藩诸人讥宋儒空疏之学。

卷中上25条，凡引用汉学诸人之说，集中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宋儒所倡“人心惟危”等“十六字心传”，汉学家认为乃出自《伪古文尚书》，且“心不待传”，宋儒所谓“用心于内”，为近世禅学之说；（二）汉学诸家反对言性与天道，认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更大声疾呼“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三）《大学》一篇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不言出自曾子，宋儒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四）学者治学应实事求是，不当空言穷理；（五）阮元主张“相人偶”为“仁”，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六）颜子“克己”之“己”即“自己”之“己”，非如宋儒所解为“私欲”，且验诸他文可证。

卷中下亦25条，主要内容为：（一）钱大昕、戴震等以为治经必先小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二）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训诂经传，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清谈，宋儒衍义理，汉学尽失；（三）孔子治学，本于“古训是式”，古训即训诂，宋以来儒者薄训诂而弗为，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圣人心志，乃惑之大者；（四）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不明《说文》，《五经》不得其本解，南宋俗儒，空谈道学，凡有用之书，至南宋而皆亡矣；（五）义理、文章、考核三者之关系，“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六）秦汉大儒，专精雠校、训诂、声音，魏晋以来，颇改师法，宋元以降，师法尽失；（七）“谶纬之作，其来已久。孔子既叙《六经》，别立谶纬，以遗来世，纬与经实相表里，不为大儒所弃”；（八）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经学复明。

卷下10条，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列举江藩《经师经义目录》所列汉学诸人研究《六经》之著作，驳其讹错；二是谓阮元、江藩诸人“及于文章，则以六朝骈俪有韵者为正宗，而斥韩、欧为伪体”，方氏斥之为“真无目而唾天”。

方东树对以上诸说，逐条批驳，并为宋儒辩护。全书卷上、卷中之上所辨，即其所谓“畔道罔说之源”。卷中之下即“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接下来便是“总论”，即是方氏全书攻击的核心。他综论汉学诸家攻宋儒之弊曰：

围绕此“三端”，方氏在《商兑》中，引证立说，反复诘难； 且不惮繁冗，又析之为汉学家“六蔽”，并兼具“七识”。 所谓“六蔽”，也就是上述“三端”再重言叠语而已。 在总结“六蔽”之后，方东树进而痛责曰：

方东树炮制出汉学家正在精心策划、处习积虑对程朱理学进行会攻的大场面，然后铺陈描绘，极度渲染汉学阵营“整兵骇鼓，壁垒旌旗，屯营满野，云梯、火牛、厌胜、五禁之术，公输、墨翟、田单、郦生之俦，纵横捭阖，苏、张游说之辨百出”，而新学小生，随俗矜名，曳梃攘臂，扬风纵燎，欲以佐斗，“为鏖战而决胜，灭此朝食，廓清独霸”，“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岀一应兵”。 于是，好战善骂、难耐寂寞的方东树，终于挺身而出，单挑群敌了。

《汉学商兑》是驳论体裁的书籍，就方东树文中所引史料而言，表面上看来内容非常庞杂繁富，凡六经子史及时人小学、文集、说部之书，皆大量征引。 然而，仔细核对方氏引书，却发现貌似博学的方东树，其所读之书实际非常有限。

他在《凡例》中称：

这些堂皇之说，其实都是障眼遮羞之辞，方东树全书攻驳汉学家，大多数引文并不出自被攻驳者的原著。 如《商兑》攻驳宋人惟黄震为最，但其引用黄氏论《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条，驳《论语集注》“三省章”上蔡说条，皆引自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与同卷“内典”条，而《黄氏日钞》实际并未寓目（原文见黄震《黄氏日钞》卷五《读尚书》、《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诸条）；方氏驳责万斯同斥《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传，茅星来谓宋儒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以通今学古为事，皆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万斯同《儒林宗派提要》与卷九十二《子部二》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提要》；又其驳阎若璩、段玉裁等人批评宋儒不精小学，所引系阎、段二氏为臧琳《经义杂记》所撰之序言；批宋鉴、孙星衍、庄炘之说，也是仅据宋氏《说文解字疏序》、孙星衍《大徐本说文叙》与庄氏《一切经音义序》。而诸家原书，方氏并未一一细读，真可谓“未见原书”，仅据序跋与他书所载零星数语，便下笔千言，喋喋不休，随意指斥，大肆攻驳。

前已屡述之，方东树重点攻击的标靶，是阮元、江藩、戴震、钱大昕、顾炎武、惠栋等，他引用诸家之书，主要有顾炎武《日知录》、惠栋《九经古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阮元《揅经室集》、江藩《汉学师承记》与《经师经义目录》等书。尤其是《汉学师承记》与《经师经义目录》，是方东树摘引汉学家观点的资料渊薮，并非检视研究原书，然后才进行认真严肃的反驳。 方氏甚至将朱筠、朱轼兄弟，一并纳入汉学家中进行攻驳，不知朱轼尊信程朱理学，并非汉学中人。他批评汉学家只知小学训诂，但《商兑》所引古书，常有识读破句之误、张冠李戴之失，至于断章取义，更比比皆是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是以纪昀为代表的汉学家集体成果的结晶，却被方东树当作最权威的官方观点，常常用来证明他自己的正确与汉学家的荒谬，或者是他用以炫博逞奇的幌子，或为站在帝王立场上给汉学家扣大帽子的证言。 如他在《汉学商兑·凡例》中所引有关湛若水《杨子折衷》、蔡节《论语集说》、李涪《刊误》、陈大昌《演繁露》、余萧客《古经解钩沉》等书的有关著书体例，也不是他亲自读书所获，而是从《四库总目》中摘抄而来。

笔者对《汉学商兑》引用的史料，一一作了核查，发现书中绝大部分史料的引用，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二手材料，或抄自他书的只言片语，一部貌似资料丰富、引据详明的论辨书，不过是二手材料的抄撮汇聚。方氏既无新意创见，在攻驳他人观点时，也不过谩骂斥詈，强词夺理，大言以自壮。故豫师《汉学商兑赘言》也认为方氏“不求于学习之本务，而争论于文字之间，以讼解讼，仍是纸上学问，一番空话”。“长言引证，词繁而意复，未免以多为贵”。故综而论之，《商兑》只不过是一部抄撮汇聚、乏善可陈的百衲篇而已。

方东树对汉学家的驳讦，所采取的方式是追根溯源，一网打尽，全面开火，重点进攻。 从汉代许慎、郑玄诸家，至唐人义疏，宋代黄震以降，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钱谦益等，直到清中叶惠栋、戴震、钱大昕以及阮元、江藩、焦循、凌廷堪等扬州学者，凡汉学家中较著名者，莫不在其攻击的范围之内。方氏在谈到毛奇龄与惠栋时，曾曰：

按，毛奇龄、惠栋本意所指如何，此不究论，但“择大儒而攻之”，却正是方东树最擅长并刻意追求的效果。 《商兑》先大段征引汉学诸家之观点，然后一一加以驳斥，其中攻驳最力者为顾炎武、戴震、阮元、江藩、钱大昕诸家，如征引戴、阮、江观点各11次，文中引据各家论说驳斥者，凡顾炎武84次、戴震61次、惠栋45次、黄震29次、毛奇龄27次、段玉裁32次、钱大昕27次、阮元17次、江藩15次，可谓穷追猛打，反复驳讦而不已。

方东树对清代汉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全面否定，而攻击最力的则是汉学研究为世所认可的小学、训诂、名物、典制诸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汉学家治《说文》及古音分部等 。如《商兑》初刊本中，还称赞“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此段文字为后世研究者广泛称引，但世人不知在《刊误补义》中，已经被方氏所删汰。他对汉学家小学成就的些微肯定，也是说他们“皆本之宋儒”，只是在抄撮汉魏以来朱子成果的基础上，略有发明而已。

在攻驳汉学诸家时，方氏书中充斥着讥刺怒斥、谩骂毒诟之语。他认为汉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支离誖诞”，“粗谬已极”，“欲自绝于日月”。攻击汉学家品德有亏，“皆溺于货色，忿欲私曲，邪佞者众”。怒责汉学家攻宋儒空虚，然“汉学之实，如饱乌头附子，鸩酒毒脯，裂肠洞胃，狂吼以死而已”，原因是发狂后“神明乱而不可药矣”；汉学诸说“蔽昧无知，殆由病狂丧其心之神识而谵语也”，“真所谓詅痴符也”瑏瑠。咒骂钱谦益为“誖畔之徒，人头畜鸣”瑏瑡，怒斥戴震“为论披猖至此，肆无忌惮”瑏瑢，“所谓兽死不择音者也”。讥刺汉学家“土苴韩、欧”乃“真无目而唾天”，“及观其自为，及所推崇诸家，类如屠酤计帐”瑏瑣。方氏甚至喻汉学家“譬如荡姬淫女，而忧共姜之失节，致败坏风俗，而切切然苦争之，岂不可笑”瑏瑤，“譬如人有嫱、施之淑姿，又被服都丽，而恣行凶德，飘忽背尊，章弃丈夫，引群不逞少年，放荡邪淫，则是岂可惜其色，俾任其伤风败俗，以乱大化也哉”瑏瑥。最失厚道者，他还在批评茅星来、施朝幹时，特意注明二人“无子”瑏瑦，以证其不宗程朱之学之报应。

桐城派学者，康熙时方苞称“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瑏瑧。姚鼐更以为“程朱犹吾父师”，诋毁讪笑程朱，“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清代学者中，若顾炎武、颜元、李塨、戴震、余萧客、江藩诸人，皆伯道无儿，身灭嗣绝，姚鼐、方东树等人即以为攻驳程朱之报应。故杨向奎先生严斥方苞曰：“此不类学者言，乃巫祝语，是在巫祝间亦文网密布，一如康雍乾三代之罗致文人入狱者！”方东树完全继承了方苞、姚鼐文风，且可谓后来居上矣。

不仅如此，在《汉学商兑》一书中，谩骂责难、轻蔑侮辱之语，遍布全书。 诸如“谬误”、“邪说”、“愚昧”、“欺诬”、“诬诞”、“偏讥”、“妄庸”、“违戾”、“偏蔽”、“悖道”、“横逆”、“蔑理”、“翳障”、“邪妄”、“支离”、“穿凿”、“昏蔽”、“鄙陋”、“灭性”、“陷溺”之类的字词，刺眼触目，笔记统计多达1760余次（包括极少数引用他人文中的用语）。在一册约13万字的书中，咒语蔑词，随文即见，令人污目刺心，无法卒读。《商兑》一书，几乎成了此类恶语贬词的大全本和活用词典！

其实，对于学术批评应持什么态度，用什么语言，从道理上来说，方东树无比清晰，字面所言皆极中肯綮。如其曰：

但好战斗狠、轻率善变的性格，却使方东树无法做到言行合一，理智谨严。《汉学商兑》是一部驳辨之书，其所攻击有浓烈的火药味，甚至语有过激，言有愤慨，皆在所难免。但其所驳与辨，已远远超越了学术驳辨的范围，失去了学者应有的气度，甚至不惜人身攻击，手段拙劣，无所不用其极。方氏所谓“儒枭学霸，不成气象”者，恰成一幅自画像矣。

《汉学商兑》自面世至今，对其评价即褒贬不一。 褒扬者主要肯定《商兑》两方面的功绩： 一是受到《汉学商兑》的猛烈攻击，汉学弊病尽显，从此衰微； 一是《商兑》的面世，影响所及，起到了调和汉宋之争的作用，等等。

《汉学商兑》卷前，附有姚莹等诸家“题辞”，极尽赞誉之能事。如姚氏谓其“书成一家，义综百氏，洵斯文之木铎，为正学之明灯”，“有功圣道，其力量岂不越昌黎而上耶”，沈钦韩赞其书“真吾道干城”等。至方东树弟子苏惇元、方宗诚诸人论其师，则以为《商兑》有灭汉学火焰之功。如方宗诚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