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看完《欧洲同性恋史》上

[一本简书]微博另发布两千字内再精简版与相关问题探讨

20世纪初的欧洲是同性恋运动的关键时期，同性恋从被判定是犯罪到被视为精神疾病，再到被视为天性，从被歧视到漠视再到接受，是源自这个时期数代人的努力和斗争。

• 那么，欧洲同性恋经历了怎样的被压抑和抗争的历史?

• 同性恋从何时起被视作精神疾病？

• 英国的同性恋崇拜是怎么回事？剑桥和牛津成为同性恋的圣地？

本文带你详细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同性恋史。

简写 | 王轶鹏 编辑 | 十六 为为 AURORA

同性恋史：崭新而有争议的历史
同性恋研究：方法论问题

第一章 一个神话的诞生：张扬的时代
第二章 解放征程：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
第三章 价值的翻覆：同性恋崇拜
第四章 意识的觉醒：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艰难建构

第五章 打破的沉默：公众舆论中的同性恋者
第六章 同性恋者，政治的筹码
第七章 法律面前的罪人
第八章 幻梦的终结：德国模式的破灭
后记 走向同性恋解放
结论 进步抑或镇压的加强？
民族的互动、趋同和特殊性
探究：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的含义和性质

综述

性爱在人类社会中占有核心位置，然而性爱却在近期才开始被人们关注。 性爱的学科范畴并不明确，它处于几个学科的研究交汇处 ：历史、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医学等。而同性恋的历史是性爱历史的一个分支。

不同的人对同性恋有不同的定义，本书采用了宽泛的定义，即任何有同性爱恋或者性行为的人（包括短暂的和长期的、有肉体关系的和纯精神的），都属于同性恋的范畴。

本书书名是《欧洲同性恋史》，但从地域上来讲， 叙述仅限于英、法、德三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且他们的同性恋活动一直在互相影响。 从时间上来讲，本书主要着墨于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因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太受人重视，但这段时间恰恰是同性恋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是同性恋解放的第一个大的转折点。

20世纪前的同性恋史概述

注：本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记述同性恋的历史，19世纪末前的历史未作涉及，为顺畅理解，本节选取《从禁忌到开明：同性恋简史》的部分内容，有删改。

同性恋古已有之，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波塞冬、阿波罗和丘比特诸神都追求美少年，宙斯摄走美男子伽尼墨德充当侍酒童子，同性恋行为被神圣化。

古希腊男子的同性恋被视为勇敢、忠诚与爱情的代名词而格外流行。柏拉图力主只有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情感上真正的贵族与骑士形式。而在战场上，同性之爱激励斯巴达士兵骁勇善战，无惧死亡。这是因古希腊男女社会地位的悬殊、两性的隔离、单一的男性社交环境以及时人对优美人体的极度推崇等形成的社会风俗所致。

欧洲同性恋的流行随着天主教的传播戛然而止。《圣经》中索多姆城同性恋肆行无忌，上帝降下天火和硫磺将之摧毁殆尽。《新约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男人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男行羞耻之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当得的报应。”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确立基督教国教地位。处罚同性恋的法律相继出台。

中世纪的欧洲成为同性恋者的炼狱，种种迫害纷至沓来。当权者视其为非法、亵渎神灵的罪行，出台放逐、阉割等严刑峻法惩戒，同性恋长期处于地下隐蔽状态，生活受到很大限制。

同性恋“舞台”的形成

从1869年“同性恋”这个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到1919年一战结束的五十余年间，同性恋者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这与十九世纪欧洲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变革相关， 欧洲大陆上的封建统治被逐渐推翻，资产阶级的新思想逐步取代封建的教化，宗教的束缚减轻，风气的变化从接触新思想最多的上层社会开始。 这期间的同性恋活动也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一些同性恋小团体初步形成。

英国性解放的先驱者为“新异教徒”，以诗人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为中心，提倡用坦诚态度来自由争论性问题。

法国的风气较为开放，波利尼亚克女王公维纳莱塔·辛格的沙龙是巴黎同性恋的一个中心。 英国诗人布鲁克和巴黎女王公辛格的沙龙都是精英主义的圈子，对其他的社会阶层一无所知 ，很少卷入社会和政治活动。

与英法是松散的沙龙相比，德国出现了凝聚力和目的性更强的团体， 从19世纪末就可有同性恋聚集成团体开展运动，如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以下简称WhK）和阿道夫·布兰德的唯一者联盟，他们使性爱自由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在同性恋群体萌芽的同时，反对同性恋的群体如清教徒也加强了反同性恋的立法 ，最著名的是1872年德国刑法第175条：“若公民有性反常的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还是人兽之间均可被判处监禁，并免去公民权利。”英国1885年《刑法修正案》也有惩罚同性恋的条款。三个国家中只有法国不惩罚同性恋行为。

清教徒也把当时的一些同性恋事件渲染成丑闻，从而对同性恋群体予以打击最著名的有王尔德事件和奥伊伦贝格事件。

王尔德事件

王尔德和道格拉斯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交往四年。1895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父昆斯伯里侯爵发觉此事，并到王尔德常去的名人俱乐部贴上了带有侮辱性的、称他是“鸡奸犯”的纸条。

王尔德随后提出诉讼，控告昆斯伯里侯爵毁谤他的名誉。这起诉讼以昆斯伯里侯爵无罪结束，但另外的诉讼随之展开，王尔德被控告为有伤风化和鸡奸。同年，他被判处2年监禁， 这一判决受到公众和报界的热烈欢迎。清教徒借王尔德的案件向公众描绘了同性恋者“败坏青年德行者”的形象。

奥伊伦贝格事件

德国的奥伊伦贝格亲王支持德皇威廉二世主张，赞成与法国友好往来，这引起了与他政见不合的 宰相 俾斯麦等人的反感，于是俾斯麦指示记者哈登指控奥伊伦贝格亲王与冯·莫特尔克伯爵有不正当关系。

哈登通过攻击奥伊伦贝格的同性恋行为、质疑威廉二世的近臣使君主失信于民，同时也质疑了德国的外交政策。

冯·莫特尔克伯爵随后起诉哈登，指控哈登造谣诽谤。哈登邀请到著名犹太性学家、WhK的发起人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出庭作证，证明莫特尔克为同性恋。哈登胜诉。 但莫特尔克伯爵很快翻案，希尔施费尔德撤回证词，哈登被判处4个月监禁。 哈登出狱后重新开始攻击奥伊伦贝格。1921年奥伊伦贝格亲王去世。

这起丑闻表明， 对同性恋的指控经常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起案件的影响巨大，奥伊伦贝格失宠并破产，帝国的很多高官受到牵连。同时这起案件还将同性恋者与民族的叛徒联系起来，造成了对同性恋的严重偏见 。犹太人希尔施费尔德虽然只是出庭作证， 但他的介入加深了报界和公众对同性恋团体的误解，把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被一起当作密谋颠覆国家的阴谋集团。

同时希尔施费尔德得罪了很多为他投资的社会上层的同性恋者，他们害怕有一天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被公之于众。德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遭遇严重危机，对WhK的经济支持在1907和1909年间削减了三分之二，法国报界开始将同性恋称为“德国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各国都提倡精诚团结， 同性恋被视为颠覆国家的叛徒行为，因此被禁止。 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在谨慎的沉默中消失，其他国家将同性恋与叛国罪联系起来的情况愈演愈烈。

但与此同时前线也使男人们在极度危险中互相靠近， 同性之间的爱慕在军队中变得常见，雄性美得到推崇。战争结束后回到正常社会秩序中的同性恋们不再能轻易隐藏在社会生活中，因为它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人的而被视作病态或邪恶的东西，它成为了每个人的一种潜在可能。

1869年，匈牙利报刊作家卡罗里·玛利亚·科特伯尼第一次使用了“同性恋者（homosexuel）”这个词。这成为了欧洲同性恋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到二十世纪20年代， 一些同性恋者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准则，特殊的语言词汇、服装、俱乐部等文化元素构成了同性恋认同的基础 。同性恋者的舞台乃至同性恋圈子开始形成。

语言词汇的丰富反映出文化的丰富和同性恋者身份互相肯定的愿望 ，大致可以被归为医学和科学名词，俗语和切口。例如医学词汇如 lesbienne（女同性恋）、俗语如德国俚语 Tunte（娘娘腔） ，在 女同性恋圈子里，颜色常被用作暗号，如用紫丁香、淡紫等。

20年代的同性恋张扬风格，使用服装来标记成员身份，当然 大多数同性恋者竭力混同在正常的人群中，用吸人眼球的服装装扮自己只是少数人的做法。 男性们选择宽大飘逸的衣服，在性感部位尤其宽松，一些衣物如麑皮鞋和驼毛大衣成为同性恋者互相识别的符号。

20世纪初的同性恋

同时 化妆的习惯在男同性恋的群体中传播开来，男扮女装也成为了当时的潮流。20年代的一部分女同性恋者则趋向于扮演假小子，短发、短裙、香烟成为标志，在当时这也引来了日益激烈的批评。直到三十年代，女性气质才重新流行。

20世纪初的同性恋

约会地点的地理学

在20年代，尤其是在各国首都，同性恋群体的约会空间得到很大拓展。 同性恋约会地点的多样（但同时需要隐藏不引起警方注意）、夜生活的繁荣使这些城市成为享乐和宽容的代名词。

柏林成为欧洲同性恋者的必游之地。最高档的夜总会是路德街上的Eldorado（黄金时代），还有其他众多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有上流社会聚集的地方，也有中产阶级谨慎交往的秘密场所，另一类小酒馆是工人和失业者光顾的地方。 柏林同时还是两次大战之间男性卖淫者的殿堂，街道色情业发展迅速。

伦敦的同性恋生活比柏林逊色很多，缺乏同性恋的组织，几乎没有约会地点，由于警方的监控，伦敦的同性恋生活主要在夜间，公园是同性恋约会的首选地，约会的方式主要是“去小便” ，就是在各个男子小便池进行快速而匿名的约会。伦敦的军人卖淫规模领先于巴黎和柏林，人们喜欢军人制服的趣味，士兵们也愿意赚些零花钱。

巴黎没有对同性恋的镇压，因此有许多男女同性恋的专门会所隐藏在特定的街区。巴黎的同性恋舞会很有名气，男性卖淫的圈子很有组织，多数男妓专门从业，许多是在特定会所范围内营业。

20年代同性恋生活的主要特点是会所的创立，这降低了同性恋交往的风险，方便了约会。只是在同性恋活动发展的同时，与之俱来的是更多的辱骂、嘲笑和排斥。

2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

19世纪末，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同性恋斗争的团体。20世纪20-30年代，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可以说达到巅峰。

希尔施费尔德

提到德国的同性恋事业，就不得不提到希尔施费尔德。1868年，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科尔贝格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他的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亲戚在婚前自杀，这使他开始密切地关注同性恋问题，自此他开始一边行医一边进行同性恋的相关研究。

Magnus Hirschfeld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

1897年，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创建了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缩写WhK），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正式成立。 委员会的目标分为几级：首先是废除对鸡奸罪进行判罚的刑法175条，随后是 从性学和精神病学方面就同性恋问题对公众进行宣传 ，最后是引导同性恋者保卫自己的权利 （注：希尔施费尔德的医学理论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而在此之前通常认为同性恋是犯罪）。

通过报刊宣传和请愿等方式，WhK向议会、国家司法部门等权力机关表达他们对同性恋问题的看法，竭力在议会讨论同性恋法案时得到更多支持。

为了废除刑法第175条，希尔施费尔德发起请愿。他很快征集到600个有影响力人士的签名，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一些外籍人士如列夫·托尔斯泰。他同时也举办国际会议传播同性恋知识，出版关于同性恋的杂志和小册子，例如《中间性别年鉴》是世界上第一份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性恋行为的报刊，同时向负责修改德国刑法的委员会投递宣传册。在战后建立了性学会作为科学研究中心。同时作为所有寻求医疗帮助的同性恋者服务的接待中心。

尽管WhK做了很多工作，但第175条一直没能得到废除，这是WhK最根本的失败。委员会的失败主要是政治性的 ，WhK一直超离各党派之外，并未依附任何党派或与任何党派结成同盟。通过这种方式，希尔施费尔德保持了这个组织的独立性，但却无法在议会中得到真正的支持。

另外， 委员会不仅需要与议会中的保守派斗争，还要与一部分存在分歧的德国同性恋激进分子斗争 ，例如德国第二大同性恋团体唯一者联盟，他们认为委员会的行动对同性恋的事业起反作用，希尔施费尔德不倦的宣传只能激怒公众舆论，使同性恋者成为极端保守分子的靶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同性恋运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由于他的努力，同性恋在德国得以在科研和人道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课题。

阿道夫·布兰德

阿道夫·布兰德是德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于1896年创办报刊《唯一者》，《唯一者》力图成为同性恋者的论坛，将科学、文学、历史论文与诗歌、小说和暴露的美男照编排在一起，总体的基调是有教益的，对文章水平的要求很高。其中有大部分小广告使同性恋者得以用匿名方式联谊。

1903年，布兰德与哲学家、生物学家贝内迪克特·弗里德伦德共同创办同性恋联合组织唯一者联盟。唯一者联盟同样要求废除刑法第175条， 但在理念上与WhK大相径庭。

希尔施费尔德作为一个医学家和性学家，倾向于从科学上研究和解决同性恋问题，而 唯一者联盟的追求是以荣誉为纽带的男性社团，接近于骑士制度，通过对英俊雄武的年轻人的崇拜表现其美学主张。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浪漫的、古希腊式的、精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同性恋圈子，独立于医学理论，超然于社会的注视。

由于理念的严重分歧，唯一者联盟经常在言论上攻击希尔施费尔德， 希尔施费尔德的犹太人身份也被当作反对他的依据之一。 两大联盟之间尖锐的矛盾使他们始终无法团结起来开展运动。

除这两大团体之外，一战之后，德国同性恋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关于同性恋的刊物也随之增加。 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在欧洲和世界上得到很大反响，这主要归功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他一直致力于组建世界性的组织，以传播有关性学和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教育民众，使“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得到发展。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举办了一系列世界性改革大会，组建了世界性改革联盟，这个组织集合了医生、科学家还有致力于传播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致力于科学对待和解决许多当时很迫切的性问题，如妇女地位、离婚、避孕、卖淫问题等，但在多方妥协下同性恋的问题没有被过多提及。

联盟使新思想得以传播到许多国家，尤其对英国的同性恋运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在30年代欧洲面临经济危机、法西斯威胁日盛时，联盟遭到沉重打击。1935年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死后，联盟被解散。

英国20年代同性恋斗争的特色是极其谨慎，标志性人物只有爱德华·卡彭特，从1894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同性恋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之所以成为英国同性恋者的榜样，是因为在世风保守的情况下，他和他的伴侣乔治·梅里尔在梅尔索普公开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在那里的居所变成了各类同性恋运动的圣地。

英国性心理学会（BSSP）创建于1914年，是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的英国分部。爱德华·卡彭特被任命为终身名誉主席。BSSP的实际成果很少，但直到30年代初，学会是英国唯一关注同性恋问题的组织——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与德国和英国不同， 法国的同性恋运动不结成社团，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司法宽容造成的 ，法国没有对同性恋的镇压法 令 。 在法国可以说同性恋运动只是几个人的事情，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是普鲁斯特和纪德。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反映了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故，其中就有对同性恋问题的描写。这部作品第一次将同性恋生活的错杂、丑恶和魅力都原原本本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使同性恋首次成为热门话题。

普鲁斯特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从内心为自己感到羞耻，确信自己属于一个被诅咒的种族，因此他不可能传播同性恋者的正面形象，更不能被当做同性恋斗争的的先驱。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哥利东》描写了哥利东医生与一个天真的异性恋者的四组对话，探讨了同性恋的天性以及其社会后果。这部作品也公开了他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使他站在了法国同性恋者的发言人和代表的位置。 但实际上他的言论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一定高度为自己的特殊进行辩护。他从未为同性恋者的权利斗争，也没有开展运动或者创建杂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斗士。

20年代被称为同性恋运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主要领袖间的意见不一、误解敌对，共同纲领的缺乏，甚至缺少对同性恋一致的定义。运动排除了女同性恋者，她们在运动中几乎没有任何角色。 不过作为先行的勇敢尝试，这些运动永远是有气魄的。

同性恋崇拜

“同性恋崇拜”是英国独有的一个复杂的现象，对应的年份在1919-1933年间。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同性恋是怀疑态度，而后的时代在某些范围内对同性恋开始持有宽容态度，并且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学、大学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认同手段。同性恋崇拜只与英国男性精英有关。妇女们不了解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法国和德国也谈不上同性恋崇拜。

英国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男子公学允许男女同校之前，同性恋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这并非英国的专利，寄宿学校、教会中学都有这样的坏名声，这通常与封闭的居所和大规模的群居相关。

然而，英国的公学从多方看来都是独特的。 公学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的唯一的就学方式。英国儿童在寄宿制中教养，只与伙伴们分享生活， 他们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与女孩子甚至父母的接触也很少。

英国的公学通常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 公学里性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极端暴力的，也有非常崇高而纯洁的爱情。除了同学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有同性爱恋的倾向。女子学校的框架类似，但是缓和很多。

公学的这种状况显示了相关制度的虚伪。虽然清教一直对同性恋有镇压，但是在当时更多是放任，少年的同性恋行为被看作无关紧要。 对于学校的领导者来讲，最重要的是培养“绅士”，即效忠国家的英国公民。多数情况下，只要能避免丑闻，学生的性关系是被默许的，甚至得到赞同。

公学对少年同性恋所持的这样一种态度有着双重后果： 因为对特定年纪的同性恋行为的纵容，后面的镇压就变得困难；另外，有了同性恋经验的学生有在未来继续维持同性爱恋的倾向，至少他们会用善意的眼光看待它。

英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恋的，除了在他们的性生活中，他们集体去俱乐部、去狩猎、去城里，生活在只有男性的环境里，努力重建公学中的气氛。 之所以20年代同性恋者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之秘密联系在一起。

法国和德国

在法国和德国的中学中并非没有同性恋行为，但若要谈到其中有同性恋崇拜却不恰当。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寄宿制不是唯一的就学方式，同性恋大规模发展和持久影响一代人的机会较少。

对文学的考察在这方面特别有说服力，公学小说几乎是英国文学中一个完整的单独分类， 英国公学小说将同性恋经验归整为一种必经之路，一种证明社会融入的决定性考验。而法国和德国文学从来只把同性恋经历看作与大众的决裂 ，是对本我的肯定，是特异化的意愿。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小说有德国《穿制服的女孩》、法国小说《克罗蒂娜在学校》和英国小说《男儿们》。

1931年改编电影《穿制服的女孩》

同性恋在英国由许多知识分子传播，他们多数人自身有公学经历。 英国的大学是同性恋者的圣地，升入大学只会加强他们的倾向，他们通过小说和自传展现了当时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 ，这些知识分子在大体上被分为两代：

英国第一代同性恋者

第一代同性恋者生于1880年代，在英国对待同性恋的看法转变中起到中心作用，他们成为第二代同性恋者的榜样。剑桥大学在当时是同性恋崇拜的象征，多数教授鼓励男性之爱，他们自身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公开地与其他男性交往 。

对于学生来讲，剑桥也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同性恋环境。 男孩之间的爱意被要求看作从古希腊衍生来的哲学思想，被理想化，以至于去除了所有感性和具体的性含义。这种态度不利于风俗的解放：同性恋的思想被宽容，但是实际行动上则必须小心翼翼。

1987年改编电影《莫里斯》剧场，描述了以剑桥为背景，几个男孩间的感情故事 豆瓣评分8.7

剑桥的很多学者如经济学家J.M.凯恩斯都是 布卢姆斯伯里圈子(Bloomsbury Group) 里的骨干。这个圈子并非正式的组织，仅仅是一批情趣相投、性爱无间的文人、艺术家和学者的松散朋友圈。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多数男性是同性恋者，至少有一个女性弗尼吉亚·伍尔夫也是有同性恋倾向。 而 这个圈子的一个特色就是言论上关于性问题的绝对自由，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等，对性问题的公开谈论的结果是没有人再有兴趣来私下谈论。 这个圈子的一些文学作品歌颂了同性之间的爱情，最著名的是E.M.福斯特的《莫里斯》。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20世纪英国作家 。

《莫里斯》

英国第二代同性恋者

第二代同性恋者他们对同性恋问题采取的立场更加进步，他们不仅立场鲜明，而且要求自己同性恋的权力，他们渴望着改变社会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斗争的强烈意志，他们质疑家庭的价值，也通过性放纵为性的快感平反。 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W.H.奥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斯蒂芬·斯彭德。

牛津可以说是第二代同性恋者的圣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种夸张的说法称：“在那个时期牛津所有人都是同性恋者。”牛津的学生可以与异性联系， 但同性恋仍然被推崇，因为那时异性恋的内涵是负面的，被视为庸俗和可耻的象征，这很大程度上与对女性的歧视有关。 也因为几乎所有学生都有在公学受教育的经历，成为作家的校友致力于描写他们青春的幸福，如《狮子和阴影》、《世界中的世界》。

尽管同性恋崇拜为当时英国的同性恋者带来了更多的宽容，但宽容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在有限和受保护的圈子之外，同性恋者即使是出身精英仍任由社会舆论裁判。男孩们生活在封闭的、男性的环境，而女性是未知的存在，几乎是社会道德所强加的敌人。 但我们无法否认同性恋崇拜本身的积极意义，它使众多同性恋者得以更自由的体验自己的性生活，不畏惧被谴责和排斥。

同性恋认同

同性恋认同指的是同性恋者承认自己的特殊并试图接受它。同性恋的认同有两个方面：自我的认可和他人的界定。

女同性恋认同的时间较晚而且不具备有组织的结构。 多数同性恋史研究者赞同的同性恋群体认同产生时间是十九世纪末 ，当时“同性恋”这个词正在普及。 医生明确的界定同性恋，让以往被视为同性恋的犯罪的同性恋开始被视为精神疾病，相关法律减轻了惩罚，但这让定罪变得更加容易，判罚同性恋行为的法律在欧洲各国建立。

同性恋开始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而不再是犯罪，相关法律也减轻了惩罚，但社会接受度可能更低。惩罚轻使得定罪更为容易

医学模式的传播：由外界强加的身份

在19世纪以前，法院会对性变态进行惩治，如惩罚鸡奸等，但当时的法律无法定义同性恋并建立一套镇压的策略，同性恋研究因此产生， 精神病医生开始对性变态感兴趣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男性同性恋，女性同性恋只引起了数量非常有限的医生的关注。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 “退化论”，他们指出，在生物诞生之初，大多数生物都是雌雄同体的低等生物，经过几十万亿年的进化，才有了雌雄异体的高等生物。因此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退化。退化论强调“先天性”，否定了同性恋的“犯罪”基础，但也同样提供了以“变态”和“退化”概念为核心的非常负面的认同模式。

面对先天论的理论家， 对立的是体质性同性恋的支持者，同性恋被描绘成一种“后天发育畸形”，所以可以“治愈”。 这种假设总体上占少数，但30年代时在很大程度上被纳粹政权利用和鼓励。

另一些医生分析的立场更加进步，其中最著名的是 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他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可以归纳为简单公式：“一个女性的灵魂囚禁于一个男性的身体。”根据这一理论，他总结了一套对人类根据雌雄同体到雌雄间性的不同等级的精细划分 ，关于这一课题希尔施费尔德发表过很多著作。事实上他的理论有一定局限性，只适用于同性恋群众中符合他条件的这一部分。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是 哈夫诺克·埃利斯 （H.Ellis），他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性学家。与其他医生不同，埃利斯非常熟悉同性恋，他与知名的同性恋者如爱德华·卡彭特有深厚的友谊， 他比同时代人更正面地表现同性恋，强调其先天性，拒绝将它看做一种疾病 。他的著作《性倒错》1896年在德国出版，成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最主要的参考书。

心理分析在同性恋认同进程中也有很大影响。心理分析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弗洛伊德看来， 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罪犯或先天病人，而是一个神经官能症者。男性对女性没有阴茎的发现是男性同性恋发展的可能条件。如果缺少阴茎被看作是切除的结果，女性就有可能被当做威胁（阉割焦虑）。

女子同性恋的产生与男性同性恋对应，如果女孩不接受缺少阴茎，她将会要求自己成为雄性。弗洛伊德否定了旧有的退化概念、同性恋先天论和心理的雌雄同体，而是认为 潜意识中所有男性都有选择同性恋的可能。异性恋选择同样依恋一套复杂过程，所以也同样不是先天的。弗洛伊德理论的优点是不责难性倒错者，重新质疑了“异性恋=正常”的公式。

成为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要求

对于很多同性恋者， 最初的意识觉醒很少是正面的，多数人承认了他们为自己的倾向苦恼，袒露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倾向斗争 ，完全接受自己的性生活和生活方式并敢于追求性的享受的同性恋者很少。

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的过程也由于医学理论的变化、每个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周围的同性恋者的影响而存在个体差异。从总体来讲，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同性恋者归类为两代人：

第一代同性恋者受到医学理论 和世纪初的丑闻 的深刻影响。他们被社会的排斥凝聚在一起，通常把同性恋视作秘密甚至是耻辱，很多时候不能达到性满足。这一代的自我认同更多依赖外界的界定，主动的自我认同比较困难。

而二三十年代的20岁的同性恋者拥有相对正面一些的社会评价、更多的性机会和当时性解放运动领袖的榜样影响，因此第二代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更容易。

女同性恋者的认同

20年代柏林同性恋环境的开放同时催生了一种女同性恋认同。与男性不同，女同性恋享有司法的宽容。战后的女同性恋的定义仅局限于“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这一模式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女诗人和小说家玛格丽特·拉德克利夫·霍尔（Marguerite Radclyffe Hall）。她是当时“新女性”（女同性恋男方）的代表，穿着上倾向于男性化，与另一位女子尤那·特鲁布里奇关系亲密。她的小说《孤独之井》是女同性恋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使英国社会开始关注女同性恋群体。

霍尔（右）与她的情人尤那

巴黎的女同性恋者则驳斥“新女性”把女同性恋者男性化的观点， 巴黎的女同性恋者代表了贵族和知识阶层， 在思想上推崇希腊的古典主义，颂扬古希腊的女诗人、女同性恋者的第一人萨芙，拒绝任何社会强加的 、尤其是医学界对女同性恋者的定义。 娜塔莉·巴内是这种倾向的最佳代表。另两位女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代表人物是维塔·萨克维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的性关系谨慎而有保留，提倡一种在自我接受和社会融入基础上的自我认同。

不是所有女同性恋者都能对自己的倾向表示认可。 事实上女同性恋者多数生活在无知的状态，对性的知识很匮乏，很多人甚至没有能力自我界定为女同性恋者。

社群的产生

两次大战之间，同性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同性恋社群初步形成，但这个社群只是在精英阶层 ，并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同性恋类别。

文学是同性恋文化的一种共同基础，此外还涉及了同性恋表演、戏剧、电影、通俗歌曲等。一些同性恋的小集团纷纷出现， 成员们隐秘的过着性生活，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暗号，他们也会试图吸引更多的成员。这些特点使得 这些同性恋小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看作有着不良目的的组织，甚至是酝酿阴谋的外国势力的标志。

（《欧洲同性恋史》下本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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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判史》上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